正义也有遗憾
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对战犯做出宣判后，全部庭审工作宣告结束，历时两年半的审判到此胜利完成。
12月29日上午9点，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11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各国法官、检察官以及日本首相吉田茂，一齐来到国际法庭大厅。在军乐声中，一齐肃立在11国国旗前面，由法庭庭长韦伯领着11名美国宪兵，取下11国国旗，这是韦伯最后一次履行庭长的职责，神圣使命完成，最后一次消受庭长之荣，此时的韦伯显得凝重而快慰。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牌子取下来之时，仍与悬挂这块牌子时一样，从东京南郊传来12声巨响，向世人宣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使命完成了。后来，这块牌子就保存在日本博物馆，今天的人们如果去位于东京的日本博物馆，还可以看到这块牌子。
远东审判结束了。它留下了光辉的一面，为人类战争与和平树立了不朽的丰碑，也在对它寄予厚望的正义之神身上留下众多污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存在着无法回避的遗憾与不足。
美国出于自身占领日本的需要，对天皇裕仁免予起诉，使得这位战时的日本国家元首得以继续担任日本国家元首长达44年。战后的裕仁，潜心于生物学研究，只从事一些礼仪性的活动。到他死的时候，昔日的战时日本最高首脑，已经被美化成一个慈祥的和平主义者。
在中国进行了种种骇人听闻的残酷试验的日本731细菌部队司令官石井四郎也不在被告之列。美国为攫取细菌战技术资料和研究成果，以交出资料为交换条件而将原731部队军官全部赦免。美国又一次以牺牲亚洲受害者权益为代价换取了自身利益。
皇室成员，日本侵华部队的司令官朝香宫未被列入被告名单。在中国实行残酷“三光”政策的侵华战犯冈村宁次也逍遥法外。
在一些战犯的判罚上也存在明显的不合理。比如，一些法官认为，俊六的罪行比坂垣征四郎要严重，可是俊六被定为无期徒刑，而坂垣征四郎却被定为死刑。又如西尾寿造罪大恶极却不予立案，而武藤章的罪行没有西尾严重，却因为多次和美军交战，不能见容于麦克阿瑟被定为死刑。广田弘毅判处死刑是罪有应得，小矶国昭、梅津美治郎、南次郎按罪更应该判处死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冷战“铁幕”的徐徐落下和中国革命逐渐“尘埃落定”，美国出于反苏、反共、反对社会主义中国对外政策的需要，急于把日本变成反苏、反共的东方前哨阵地。因此，美国占领当局竟不顾中国和全世界人民的反对，对日本战犯竭力庇护和大批释放。远东法庭还没有闭庭，1948年12月24日，在巢鸭监狱关押的岸信介、儿玉誉士夫等19名甲级战争犯罪嫌疑犯被驻日盟军总部全部免予起诉释放后，已经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的18名战犯，除平沼骐一郎、小矶国昭、梅津美治郎、东乡茂德于1950年病死在监狱以外，其余的人也陆续被驻日盟军总部批准释放。到1958年4月7日，所有未服满刑期的战犯都得到了赦免。
这些被释放的战犯纷纷登上战后的日本政治舞台，其中的岸信介创建了日本自民党，并于1957年终于登上了日本权力的顶峰，取得了日本首相的职位。他上台后，极力摆脱和改变吉田制定的以经济复兴为主线重建日本的政治路线。他提出要制定自主宪法，大规模扩大自卫队，确立新的防卫体制，并制定警职法，修改日美安全条约。甚至扬言：“为了自卫，即使在现行宪法下也允许拥有核武器。”
1951年9月旧金山和会，美国排除中国、英国、苏联单独与日本媾和，确立了日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对美国的从属关系，代表日本签署美日和约的日方代表竟然是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的重光葵，此时，他又成为日本外务相，这真是历史的莫大嘲讽！
其余的人成了以西尾寿造、冈村宁次为正副理事长，旨在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全日本国旧军人战友会的主要骨干。这些活跃在战后日本政坛的重要战犯，无时不想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直到今日，军国主义的幽灵依然飘荡在日本上空。
麦克阿瑟的专横给这次审判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和阴影。由于个性桀骜和一连串胜利的骄傲，麦克阿瑟在东京占领期间将个人的独断专行表现得淋漓尽致，连美国总统杜鲁门他都不放在眼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成立，麦克阿瑟就利用美国独占日本的有利条件，牢牢将法庭大权抓在手里，谁是战犯，谁不是战犯；谁该判死刑，谁该判徒刑，最终都决定于他一人之手。美国最高法院推事史密斯也这样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不是真正的国际法庭，那是麦克阿瑟将军个人的法庭。将军自称代表国际，但并不能割断他同美国政府首脑人物的联系。远东法庭，是麦克阿瑟按美国政府旨意办事的个人审议机关，谁死谁活，一切判决直接由他批准。”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麦克阿瑟成了联合国军最高总司令，率领百分之九十的驻日美军赴汉城，与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1950年7月8日，他以确保日本国内治安为由，从汉城致函吉田茂，命令日本政府建立一支由75000人组成的自卫队，以及由8000人组成的海上保安厅人员。这两支军队由美军提供武器装备和派军官进行训练，结束了日本战后5年无军队的历史，开始走上重整军备的道路，与新宪法日本不拥有武装力量的规定背道而驰。
此外，由于中国内战全面开始，一大批日本战犯成为蒋介石军队的座上宾，或为“顾问”，或被要求“立功赎罪”，继续在中国内战战场屠杀中国人民。中国内战战场上不时可以见到形形色色的日军“顾问”的身影。1949年10月，在决定国民党败退台湾命运的金门战役中，决定金门战役关键的古宁头(金门岛的一个地方)之战的实际指挥是原日军将领根本博。而且，正是根本博说服汤恩伯把仍在大陆的部队尽快撤到沿海的一江山岛、大陈岛、金门、马祖，增强了国民党金门守军的实力。而这位根本博，就是前日本侵华“华北方面军”兼驻蒙军中将司令官，日本投降后，曾无视投降命令，与苏蒙红军在张家口北部地区交战，并以武力抵抗八路军的接收。此人与国民党军队的一些高级将领有过交往。在国民党一些军政要人的庇护下，根本博没有被视作战争罪犯，得以平安回国，由此对国民党和蒋介石十分感恩。
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后，为了重整旗鼓，培养所谓“中坚干部”，由国民党当局驻日本代表和一批原日军军官签署了一个所谓的《打倒赤魔誓约》，叫嚣“值此赤魔在亚洲风靡之际，尊重日本和平与自由、坚信中日提携的两国同志应共同起来，共同保卫东亚的反共联合”。一大批日军战犯来到台湾为蒋介石训练军官。据称蒋介石之子蒋纬国、后任台湾当局“国防部长”的郝柏村等均接受过这些日军战犯的“精英课程”培训。这些日军战犯二战时绝大多数曾在中国战场活动过，20世纪50-60年代又再次活跃在海峡两岸的军事对抗的前线。
远东法庭对那些罪大恶极的战犯进行了审理，也留下了不少遗憾，特别是对于在整个远东地区犯下滔天罪行的细菌战战犯，一个都没有受到审判。正义在细菌战问题前拐了个弯。那些在日军细菌实验中惨死的中国、苏联等国的战俘和平民的亡灵，面对远东法庭的这一结果恐怕也难以安息。而在伯力（哈巴罗夫斯克）进行的审判，稍微弥补了远东审判的一些遗憾。算是对在日本细菌实验和细菌战下惨遭罹难的人们的一点告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