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是口到与口勤。
我们上一讲讲过，曾国藩的明强挺经智慧里有一条叫“言多必失，做多必得”，所以他个人向来是强调“戒多言”的，怎么又会在“五到”与“五勤”里有“口到”与“口勤”呢？
其实，曾国藩“口到”与“口勤”里的“言”并不是“戒多言”里的“言”，这里的“言”恰恰是“做”的一种。
他自己在“五勤”里解释“口勤”是“待同僚，则互相规劝；待下属，则再三训导” （《曾国藩全集·家书》）。这里的规劝与训导正是曾国藩为人的可贵之处。我们讲过曾国藩是个在历史上争议很大的人物，章太炎说他“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通俗的说法就是——爱他的人爱得要命，恨他的人恨得要死！可虽然争议这么大，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却曾经说，不论恨他爱他的人，大家倒都承认曾国藩算得上一个标准的教育家！原因就在于他的“口到”与“口勤”，原因就在于他的“规劝”与“训导”。
曾国藩的家书、家训不仅对曾家子女、子弟进行规劝与训导，他为了要办有主义的军队，也对自己的学生、对自己的幕府成员、对自己团队的所有成员进行“口勤”式的规劝与训导，这样一来他的家训就从家庭教育的范畴迈向了社会教育，所以曾国藩家训在中国传统家训中非常独特，就是因为它不仅具有家庭教育意义，更具有非凡的社会教育意义。
当然，在洋务运动的过程中，他的这种“口勤”是与“身勤”结合在一起的，表现为一种独特的调查研究的方式。比如在安庆内军械所发展初期，他总要在繁忙的军事乃至公务之余，到军械所生产第一线去视察，去问询，去给那些科学家鼓劲、打气。后来他到了南京做两江总督，而江南制造局设在上海，虽然两地相隔甚远，他也异常繁忙，但他只要有可能总是要过问江南制造局的发展情况。李鸿章作为江苏巡抚，之所以在江南制造局上下那么大的工夫，也是因为那是他老师最关心的期望所在。
说起来，曾国藩的死也与他的“口到”与“口勤”有关。他晚年在两江总督任上，虽然身体羸弱，却十分关心江南制造局的发展。1871年年底，他专门到上海的江南制造局视察，当时江南制造局的总工程师美国人科尔与傅兰雅接待了这位曾大人。后来在曾大人热情而细致的询问下，科尔与傅兰雅终于说出了对江南制造局的失望，他们说以江南制造局的条件，在国外像这样的工厂，它的效率一定能提高很多倍，而在当时的中国，这简直是浪费。曾国藩问为什么会这样，科尔直说，这是因为体制的问题！
曾国藩一下子意识到，体制不变革，他的洋务运动，他的“徐图自强”，不过终将是浮云一场！
曾国藩脸色阴沉，一言不发，再也没了视察的兴致。自上海回到南京后，一下就病倒了。这一病就没能再好，拖延了三个月后，一手开辟了洋务运动的曾国藩终于离开了人世，时年61岁！
曾国藩在家训里曾有一句名言，他说：“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所以他的洋务运动虽然秉承了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精神，但他喊出来的口号却是“徐图自强”。
怎么才能“徐图自强”呢？
曾国藩的答案也很明确：
眼到！心到！身到！手到！口到！
眼勤！心勤！身勤！手勤！口勤！
五到、五勤说起来也就一句话——挺身入局的智慧！勇于实践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