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在极端相对主义基础上的传统人生理想，是有很大欺骗性的，直到20世纪40年代，有的哲学家还把它们发展成“天地境界”理论。认为：“照在天地境界中底人的看法，所谓顺境逆境者，都是人从人的观点所作底区别。人各从自己底观点，以说其处境是顺或是逆。同一境可以对此人为顺，对彼人为逆。例如德国战败法国后，德国人的顺境，正是法国人的逆境。从天的观点看，境无所谓顺逆。从天的观点看，任何事物，都是宇宙大全的一部分，都是理的例证。任何变化，都是道体的一部分。任何事物，任何变化，都是顺理顺道。从此观点看，则任何事物，任何变化，都是顺而非逆。在天地境界中底人知天，知天则能从天的观点，以看事物。能如此看事物，则知境无所谓逆。对于所谓逆境，他亦顺受。他顺受并不是如普通所说‘逆来顺受’。他顺受因为他觉解境本来无所谓逆。”
冯友兰：《新原人》第131～132页，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人性里面有许多弱点，不敢正视现实便是其中之一。因为如果人百分之百地正视现实，神经系统一定承受不了这个压力，人迟早会被逼疯。东方的哲人很明白人性的弱点，他们没有勇气和这种弱点作斗争乃至超越它。相反，造出种种理由来为它开脱，“天地境界”的理论，算是最新的理论化的表述。其实，从自然科学的观点看，自然界和社会的各种变化，无所谓顺或者逆，它们只是存在着的状态或事实。顺和逆都是那种状态或事实联系到人而产生的。只看到顺而看不到逆，而强名之曰“天的观点”，那是回避否定性情绪反应，作出“聪明”的自我保护的结果。“天地境界”的人生貌似高超，不食尘世烟火，其实，只见得怯弱、妥协、精神胜利、退缩。
大行不加、穷居不损这一套“妙门”，施诸个人，是人生不求上进，“安贫乐道”，施诸社会，是愚民政策和政治欺骗。“五四”时期，新思潮的倡导者对它们作了激烈的抨击。鲁迅说：“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没有正视的勇气。”
《论睁了眼睛》，《鲁迅全集》第一卷。“这闭着的眼睛便看见一切圆满，当前的苦痛不过是‘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于是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
《鲁迅全集》第一卷，第204页。又说，“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在事实上，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仿佛亡国遭劫的事，反而给中国人发挥‘两间正气’的机会，增高价值，即在此一举，应该一任其至，不足忧悲似的。”
《鲁迅全集》第一卷，第204页。胡适批评庄子人生哲学：“初看去好像是高超得很，其实这种人生哲学的流弊，重的可以养成一种阿谀依违、苟且媚世的无耻小人；轻的也会造成一种不关心社会痛痒，不问民生痛苦，乐天安命，听其自然的废物。”
《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第277页，1919年北京大学丛书本。
鲁迅在《安贫乐道法》一文说：“劝人安贫乐道是古今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络。”
《鲁迅全集》第五卷，第539页。穷人给老板卖命，自然会生出反抗，于是就有人出来，“教人对于职业要发生兴趣，一有兴趣，就无论什么事，都乐此不倦了”
《鲁迅全集》第五卷，第539页……又有，穷人穷得一文不名，处境艰难，于是有人出来说：“大热天气，阔人还忙于应酬，汗流浃背，穷人却挟了一条破席，铺在路上，脱衣服，浴凉风，其乐无穷，这叫作‘席卷天下’。”
《鲁迅全集》第五卷，第539页。对于这些劝人安贫乐道的“新方子”，鲁迅说：“大约眼前有福，偏不去享的大愚人，世上究竟是不多的，如果精穷真是这么有趣，现在的阔人一定首先躺在马路上，而现在的穷人的席子也没有地方铺开来了。”
《鲁迅全集》第五卷，第540页。
人生忧患识字始。《圣经》上说亚当和夏娃本来在伊甸园生活得无忧无虑，忽然受了蛇的诱惑，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于是被上帝逐出乐园。这个寓言故事，包含着一重深刻的象征意义：把智慧定义为痛苦。世界就是这样，人生就是这样，人没有什么逃避的办法。承受痛苦，正视痛苦，这是他们迈向人生的第一步，从这一步走出去，才谈得上前途和未来。人生注定要在无尽的大痛苦大烦恼中创造自己的未来，注定要承受无尽的大痛苦大烦恼，才能走出一条通往生存和发展的路，创造出更美好的生存环境。哲人解脱的许诺和方士的神秘术，除了自欺和死亡之外，我们不会得到任何东西，勇敢追求的人生必须靠自己来创造。胡适说：“人生固然不过一梦，但一生只有这一场做梦的机会，岂可不努力做一个轰轰烈烈像个样子的梦？岂可糊糊涂涂懵懵懂懂混过这几十年吗？”
《胡适文选》第二集，第257页，上海亚洲图书馆1931年版。鲁迅说：“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这可诅咒的时代！”
《鲁迅全集》第三卷，第43页。个人是这样，民族也是这样，不能承担痛苦，就不能正视自己的处境，迷醉于现在的和过去的光荣，就不会作出正确的选择，就不会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近代工业和商业已经把远隔重洋的国家和民族联系在一起，人类也越来越意识到相互合作和支援的重要，但这并没有改变一个基本事实：挑战依然是严峻的。伟大的国家和民族之所以伟大，并不在于它们已经创造出什么，已经达到什么发展程度，而在于它具有永不止竭的创造欲求和创造力，这才是生命的真谛。
从比较的角度说，礼治秩序及其道德规范同佛老的宇宙论、人生论大不相同，或者可以说两个极端。前者注重共相的方面，后者注重个相的方面。但它们又构成一个相互补充、相互配合的整体。如果说礼治秩序从强制的外在规范方面取消、压缩、抑制自我和主体的话，那么，佛老的人生理论、人生方式则可以说是从内在个体人生方面取消、压缩、抑制自我和主体。来自外面的压力使人丧失独立人格，对个体来说，根本就丧失可以由个人组织和实现自己生命过程的文化环境和社会条件；来自内面的压力使人丧失主体的意识，对个体来说，根本就丧失个人组织和实现自己生命过程的主体能力。两方面的默契合作，真是使中国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应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古话。如果要说传统，这两方面就是中国最深远、对国民性格和心理影响最大的传统。但它们都体现了深层的价值取向的共同性：殊途同归，千虑一致，都是要取消“人”。
选自《传统与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