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级阶段是就灯吸食法的发明，也是两种说法：一说，李圭的《鸦片事略》载，康熙年间开放海禁后，“沿海居民得南洋吸食法而益精思之，煮土为膏，镶土为管，就灯吸食。其烟不几年流行各省，其至开馆卖烟”。看李圭的意思，就灯吸食，乃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但具体是谁发明，不得而知。一说，据徐珂的《清稗类钞》，乾隆年间，粤东巨富家一个小寡妇，为守节做了尼姑。但由于寂寞与苦闷，小寡妇瘫痪了，娘家亲戚多为巨富，一亲友乃是十三行行商，给小寡妇送来了下列小东西：西洋人玩的竹棍一枝，花露水瓶一个，舞会上的玻璃灯一具，还有一盒鸦片膏。小尼闲来无事，点着灯，用头上的簪子挑了鸦片膏在灯上烧，又用竹棍点了鸦片膏顶破玻璃瓶就着灯烧……就这么玩来玩去，竟然玩出了名堂：她闻到了香味，发明了烟枪吸食方法的雏形，更关键的是，多日吸食，她的瘫痪竟然好了。一人传十人，十人传百人；一里传十里，十里传百里。如果大家经历过现代社会的地龙热和三株口服液热，对这种故事在神州大地的传播速度与传播幅度的惊人当是心里有数的。
我觉得，就灯吸食方法可能在康熙年代就有了，但并不普及，一般百姓也并不接受它，而小尼姑就灯吸食鸦片治好了瘫痪才是天朝鸦片一下子风行起来的最佳广告。吸食鸦片竟然能治病？太好了。想想中国人吧，从张角的符水治病，到现代气功大师的“功夫茶”，历来瞧不起病的中国人，最喜欢信这些邪了。
三、高级阶段：烟枪吸食法！
谁第一个发明烟枪的，不得而知。但随着时间的发展，天朝人民在有关鸦片的营销观念、工艺制作和享受情趣方面发挥到了极致状态：专门制作鸦片膏的作坊出来了；烟灯很快有了名牌的，比如太谷灯与胶州灯；烟枪更是品种繁多，既有供给穷人的工艺简单实用的陶竹制品，又有供给富人的工艺复杂的镶金镶银制品；烟榻比贵妃牌沙发也差不到哪里去，旁边还立个点烟的男妾或者女妾，烟大爷烟二奶们千姿百态，吞云吐雾，赛似活神仙。这种境况，跟天朝在整个国际上的状态与形象倒是比较符合的：自得其乐，自我陶醉！据天朝一个烟鬼交待，烟后是如此的舒服：“其气芬芳，其味清甜，……短榻短檠，对卧递吹，始则精神焕发，头目清利，继之胸膈顿开，兴致倍增，久之骨节欲酥，双眸倦豁，维时拂枕高卧，万念俱无，但觉梦境迷离，神魂骀宕，真极乐世界也。”
大清政府作为牧羊主当然喜欢愚民，但仅限于心智上，如果羊群们傻乐的时候，把身体弄弱了，他们就不乐意了。咋办是好呢？
禁烟的“红头文件”何其多
天朝的统治者当然不傻，他们认为外国人传过来的第一大公害乃是精神鸦片——天主教，首先禁的当然也是它。1729年，雍正发现光禁天主教不行，鸦片也是公害呢，遂颁布了禁烟命令：贩烟者，枷号一月，发近边充军；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这是天朝政府颁布的第一道查禁鸦片的谕旨。据说此时外国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每年不超过二百箱。
1780年，由于吸食鸦片者日增，乾隆重申天朝禁烟法令，并且禁止烟具的输入或贩卖。真龙天子想不到，他越禁，鸦片的进口反而越厉害。
1796年，嘉庆帝也开始禁烟了，态度不能说不坚决，力度不能说没加大。但结果不理想：鸦片贸易由公开转入地下；鸦片价格上涨，由原先的每箱二百元增加到五六百元；鸦片贸易激增，1795年至1797年每年平均进口1814箱，1798年至1799年增到年平均4113箱。1800年，鸦片进口达到4570箱。嘉庆无奈，第二次下发红头文件，禁止鸦片输入、吸食，同时禁止内地栽种罂粟。1809年，嘉庆政府又想出一主意，第三次下文件，勒令公行保商出具甘结，保证他们所承保的每艘船在到达黄埔时，船上没有装载鸦片。马士对甘结本身的评价是：“甘结尽管是经常出具，但是它们却同当时的谕旨和法规一样的不老实，和缺乏效力，并不更好一点，来船仍照旧携带鸦片。”（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01页）
1810年，清政府在北京逮住一个烟贩。嘉庆帝为此又第四次下红头文件，着相关部门与官吏不得把此文件视作空头文件：“毋得视为具文，任其偷漏。”
1811年，嘉庆帝下第五个红头文件。这次他明白鸦片进入内地可能与官吏等脱不开干系了，文件重在惩治失察卖放之监督及委员吏役人等。但是他没有想到，他这文件一下，反而成了天朝官吏发财的法律凭据了。一句话，皇帝禁得越严，烟贩贿赂官员们越欢，官员们捞钱越多。
1813年，嘉庆得知侍卫及官吏中也有烟君子，下第六个文件，重治吸食者：侍卫官员买食鸦片，革职，杖一百，枷号两个月；军民人等杖一百，枷号一个月；太监枷号两个月，发往黑龙江做官奴。
1820年，嘉庆死，道光继位。可怜的道光继承下来的江山被马士概括为“一个荒淫而腐败的朝廷，一个无组织而贪污的政府，以及被叛乱弄成千疮百孔的帝国。”（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3页）概括得太对了，天朝还真就是这么一回事。
1821年，有御史揭发鸦片都流行到山西了。道光受到震动，严申鸦片禁令。1830年，道光拿出了一个《查禁纹银偷漏及鸦片分销章程》。可怜的道光也提醒官员们不要把自己的红头文件当作一纸空文：“实力奉行，有犯心惩，无得视为文告故事，日久又致有名无实。”
新的章程刚刚批准执行，御史邵正笏上奏，说，鸦片除了进口，内地奸民都私自种卖呢。并以自己老家浙江为例，说“凡城镇乡村，无往非种植罂粟之地；而男妇老幼，无一非造卖鸦片之人”。看这苗头，跟中国当年人人炒股一个景象。道光一听，吓了一跳，要求各地官员下去查禁，并给议定一个章程来。
1831年年初，天朝各督抚陆续向道光汇报各省的查禁情况：有四省承认有种卖现象，一省承认以前种过，现在不种了。至于省内有无兴贩之事，各省大都报有。玩花样的是河南地方官杨国桢和湖北地方官卢坤。杨国桢报“间有买食兴贩”，卢坤报的是“不能保其必无”。至于官衙属吏有无吸食者，大都报无。一省报有，但说已随时查办。山西省报“难保必无”。山西巡抚阿勒清阿和湖北的卢坤，都颇有老官僚风范，表面上说老实话，心里明显怀的是不老实，给自己预留退路呢。道光就靠这等坑蒙哄骗拐的封疆大吏统领四亿臣民和千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再不日落紫禁城，天理何在？
1832年，两广总督李鸿宾的部队在镇压广东瑶民起义的战争中惨败，惨败的原因据说是因为官军由于雨天鸦片烟管点不着火造成了士气不振，以致在出动攻击时鼓不起哪怕是一点点的虚勇。道光一听大恼，把两广总督李鸿宾流放乌鲁木齐，把广东提督刘荣庆发配伊犁服苦役。刘荣庆年已七十，按清朝法律，可用罚款代替服刑，刘上书请求按律宽免，道光不准，可见真急了。
1833年初，真急了的道光再一次颁发禁烟令，要求各地方督抚严厉禁烟。所以张馨保认为：“鸦片腐蚀军队是道光帝决心净绝根株、取缔鸦片贸易的主要原因。”
1833年，英国议会通过废除东印度公司贸易专利权和商业职权法案，此举意味着英国对远东自由贸易制度的建立。这一制度对中国意味着：英国人人皆可以来天朝做生意了，英国人人都可以来中国贩卖鸦片了。英国鸦片贩子们在数票子，道光也在数票子，只不过一方在数进，一方在数出而已。数进的人眉开眼笑，数出的人愁肠百结。对后者来讲，红头文件下了一个又一个，情况却越来越糟，这可咋办是好呢？旧有的政治机器，真的就解决不了一个小小的鸦片？面对新问题，老革命道光不得不放下姿态，玩出了一个新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