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谈到教育，我们从小被教育成撒谎的孩子。
我们的撒谎从小学的第一篇作文开始。
从我们的爸爸、妈妈开始编造各种各样的故事，那一天就是我们的蒙难日。从那天开始到现在，直到大学毕业，现在的研究生、博士生不断地说谎。有时候想想很可悲，一个人其实最好的时光就是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博士结束，这个大概是二十五六年，最好的生活时光献给了一个说谎的时代，我觉得这就是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
主持人：我想问一个私人的问题，朱老师您以前写作文的时候也撒谎吗？
朱大可：也说谎，一样说谎，我以前还写红色日记，可能你们没写过。真的是红色的书皮，每天写：今天我又读了毛主席的哪段语录，非常感动，或者今天看了什么红色电影，非常感动，全是千篇一律的。通常第一句是晴空万里、春光大好，通篇都是诸如此类的空话、套话。那个日记每周都上交给班主任批改，班主任会写评语，看红色日记写的是不是符合规则。那时有一个规训的过程，这个过程用什么来检验呢？就是用红色日记来检验，你是不是被规训成功了。
我想起一个很有意思的事件。那一年台湾国民党连战代表团访问大陆，到他西安的母校，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那个事吗。我记得现场组织了六个孩子，三个男孩三个女孩戴着红领巾，在台上表演《连爷爷您回来了》诗朗诵。这六个孩子朗诵得充满深情，其实连战是谁他们都不知道。他们声情并茂说“连爷爷您回来了，您终于回来了”，连战的手下全部笑得前仰后合，就连战不敢笑。这件事情轰动全台湾，因为多年来台湾人民再也没有看到这种场景，大开眼界。六个孩子公开在台上用这种虚假口气说谎，回到台湾以后变成很大的麻烦。民进党把“连爷爷您回来了”做成手机铃声，在国会开会的时候就让这个铃声响起来，“连爷爷您回来了”，这是一个笑话，很有名的一个。
实际上我们反思一下，难道我们不都是这样成长在吗？我小时候，那时有一个西哈努克，是柬埔寨被废除的国王，那时候他在北京到处游山玩水，被好吃好喝伺候着，为什么呢？就是为每年五一在天安门广场上站一站。我们奉命准备一段操练，要去街上迎接他。这个我们都在大阅兵上看过，就是训练怎么走方阵。那时候我小学五年级，训练的内容就是排队，走得很整齐，去迎接西哈努克亲王。最后因为没走好，我被开除了。当时我痛苦了好久，没有扮演到“连爷爷您回来了”这样的一个角色。
这次受挫可能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心理打击，从此我走上另外一条道路。所以反观我们自身，我们都是从那个状态过来的，所以可以说我们既是它的受害者也是得益者，因为正是这个东西迫使我们长大以后开始反思，我们的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