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时期，洹漳流域一带属卫国，卫国是姬姓诸侯，担负着镇守殷都旧地的重任。到了春秋时期，卫国也开始衰“王室衰微”周天子的势力日渐衰弱，落下去。东周惠王十七年（前660年），狄人攻卫，齐桓公打起“尊王攘夷”的旗帜，联合宋国援卫。齐桓公打败了狄人，助卫文公立国，迁都于楚丘（今河南滑县东），自己却占有了殷都旧地。为了抵御狄人，巩固霸业，齐桓公在漳河边上修筑了邺城，洹漳一带也归齐国所有。齐国之后，晋国强大，晋又占据了邺城。
战国初年，邺地属于魏国，魏曾一度定都于此。历史上，西门豹治邺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时期。战国后期，由于连年征战，魏国逐渐衰弱，马陵之战后更是一蹶不振，而魏的北邻赵国，经过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日渐强大。赵强大后就屡屡向魏进攻，将洹漳一带夺去。
秦朝统一中国后，实行郡县制，在安阳置县，属邯郸郡。
西汉时期，废安阳县划入汤阴县，邺及洹漳两岸的一些地区从邯郸郡中划出，增设魏郡，属冀州，冀州和魏郡的治所在邺。
曹操都邺城
东汉末年，在黄巾起义的打击下，东汉王朝摇摇欲坠。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形成了群雄割据、军阀混战的局面。初平二年（191年），袁绍夺取冀州，不久兼并幽、青、并三州，邺城成为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的统治中心。建安元年（196年），曹操拥汉献帝自洛阳东迁到许（今河南许昌东），九年（204年）攻取邺城，灭袁绍，从此就留在这里，经过东征西伐，统一了黄河流域。这时，名义上的汉朝还存在，都城在许，但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掌握着实际权力，自领冀州牧、丞相，自封为魏公、魏王，邺城才是实际上的都城。
曹操都邺前后，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相继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提高邺都的地位，巩固自己的统治。在政治上，一方面健全各级官僚机构，矫正汉末弊政，推行打击豪强大族的政策，抑制豪强势力的发展，同时推行唯才是举的用人制度，选拔有才能的中小地主进入政权。曹操还重视兴修水利，在中原、关中、淮颖地区，修建了许多水利灌溉工程，在邺地修复和改建了西门豹、史起的引漳灌溉工程。
曹魏邺都的城市建设在我国都城建设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转折，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两汉及两汉以前的都城大都是密封式的不规则布局，宫殿建在城中制高点上，周围散布着官署和居民区，如长安、洛阳等大都如此。邺都开始采用了以中轴为中心对称的棋盘形封闭式布局，城市的中轴线同时也是王宫的中轴线，宫殿官署和街道里坊都依它为对称均匀分布。宫殿和官署都集中在城市的北部，与民居里坊截然分开。这一布局是封建主义中央集权统治日益完善和加强的反映，开创了都城规划布局整齐、结构严谨、区分明显的先例，对后世都城建设如隋唐长安、明清北京都有一定的影响。
曹魏邺都是在春秋齐桓公时代邺城的旧址基础上建成的，即邺北城。邺城东西七里、南北五里。南城有三门，分别为永阳门、广阳门、凤阳门，东城为建春门，西城为金明门，北城两门：广德门、厩门，一共七座城门。
城内的一条东西向大街，东通建春门，西接金明门，将全城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为宫殿区和官署，南部为居民区。北部正中邺北城布局示意图为文昌殿，是朝会四方、宴享宾客的地方，国家大典也在此举行。殿庭广阔，栋宇宏大，规模雄伟，殿前巨大的钟架上挂着两口大钟，一称无射钟，重约二十三吨，相当于北京著名的永乐大钟的一半，但是其铸造的时间却早了一千二百多年；另一口称为蕤宾钟，重约十五吨。殿中植槐树，盛夏季节，绿荫笼罩，清凉宜人。殿南有端门、上东门，东有长春门，西有延秋门，城门宽阔，可以并行车马。东部官署正中为听政殿，是曹操处理政务、发布政令的场所，是政权的中枢，建筑朴实无华，以示为政节俭。听政殿前为中央官署，分布有尚书台、内医署、御史台、符节台、谒者台等机构。听政殿后为后宫掖庭，是曹操的起居之所，有鸣鹤堂、文石室、楸梓坊和木兰坊。再往东为戚里，居住着宗室贵戚。
宫殿区以西为铜雀园，又称西园，“因是王家囿苑。园内西城垣中部偏北，城为基”，修筑了铜雀（中）、金虎（南）、冰井（北）三台。铜雀台筑于建安十五年（210年），高十丈，有房屋一百零一间，多为回廊的庭院式建筑，飞阁重檐，楼宇连接，雕梁画栋，气势宏伟。曹操的儿子曹植，十多岁的时候就写得一手好文章，曹操有些不信。建安十五（210年）建铜雀台，落成之后，曹操大会幕僚宾客，吟诗作赋，并乘此机会想试一下几个儿子的才能，就命他们登台作赋，曹植果然才思敏捷，挥毫立成，并成为千古佳话。
后来，赵石虎将铜雀台增高两丈，同时在楼上造五层楼阁，高十五丈，楼三台遗址顶置一铜雀，状若展翅起飞。今河北临漳西南邺镇三台村，还留存铜雀台遗迹。铜雀台南为金虎台，筑于建安十八年（213年），高八丈，有房屋一百零九间。铜雀台北为冰井台，筑于建安十九年（214年），高八丈，有房屋一百四十五间，上有冰室，室有数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煤），又有粟窖、盐窖，以备不测。三台相距各六十步，上有阁道（即浮桥）相连。而阁道是活动的，可以任意装卸，安装后则三台相通，拆卸后则各自独立，壁垒森严。三台“巍然祟举，其高若山”，建筑十分雄伟。正如《魏都赋》所谓“三台列峙以峥嵘”，“拟华山之削成”。园内还有武库、马厩和粮仓等。三台既是生活起居、游乐歇息之地，也是坚固的军事堡垒和政治权威的象征。
东西大道以南为邺北城的南半部，有南北向的三条干道。中间的一条大道位于中轴线上，两边各有一条，把城南分为四个区域，都属于居民区。居民区里坊之间设有三市，是居民进行贸易活动的地方。《魏都赋》记载了邺都繁荣的商业活动情况，四方土产、百货纷陈，布帛桑麻、果蔬酒醇，衣食住行，无所不备。市中还有制造各种手工业产品的作坊，说明了邺都的手工业也十分发达。城内还营建了官邸客馆，接待四夷使臣和公私旅客。
城市利用漳水作为水源，在城西十里筑漳渠堰，引水东流到铜雀台，通过地下渠道进入城内，称为长明沟，再分成许多支渠，沿街沟渠夹道相通，水流清澈，青槐遮荫，犹如长廊，曹操《登台赋》中的“引长明，灌街里”，就是指这条渠道。渠水流经宫城、南北里、石窦桥、建春门，出东城和洹水支流新河汇合。
建安文学与“邺中七子”
曹操是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同时他在文学、音乐等方面也具有卓越的才华。据说他在三十多年的征战中，手不释卷，白天讲述打仗策略，晚上思考书本内容，登高必定作赋，写出来的诗都琅琅上口，通俗易懂。
东汉末年，政治动荡，上层文人不可避免地要卷进复杂的政治漩涡之中，依附于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团，如著名的文人陈琳、王粲都为曹操的敌对集团服务过，陈琳是袁绍的的笔杆子，为他草拟过著名的《为袁绍檄豫州》，指责曹操狼子野心，结党营私，篡权夺国，罗织罪名，陷害忠良，残杀百姓，挖掘坟墓，盗取财宝等种种罪行，并且还骂了曹操的父亲和祖父。袁绍失败后，陈琳归附曹操，曹操却没有计较，仍旧将他收罗在自己的手下，说明曹操的心胸还是开阔的。曹操的儿子曹丕、曹植俩兄弟，在文学上也有很好的天赋。他们地位虽高，对文人却也能平等相待。这样，使那些追求功名利禄的文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聚集在了曹氏父子的周围。这些人“攀龙托凤，自致属车（帝王出行的从车）者，盖以百计”，形成了邺都文学集团，使邺都成为文学中心。
建安时期，我国的文学进入了一个光辉灿烂的时期，涌现出了无数的诗、赋、文和文学评论，流传到现在的千百件作品中，有些至今仍然放射着光芒。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就是三曹七子，“三曹”指曹操、曹植父子；曹丕、“七子”指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七人。七子是曹丕提出来的，他还将他们的文章一一做了点评。由于他们创作的兴盛时期是在建安年代，所以称为“建安七子”，而这些人又大多活动在邺都，所以后人又称他们“邺中七子”。邺中七子，除了孔融在建安十三年为曹操所杀外，曹氏兄弟经常和他们欢宴聚会，出门车辆相接，入室则座位相连，时刻形影相随，在歌舞音乐中，传杯饮酒，赋诗唱和，切磋文章，陶醉在贵族式的文化氛围之中。但是，好景不长，建安十七年（212年）阮瑀亡故，二十二年王粲去世，同年发生的一场大瘟疫，相继夺去了徐干、陈琳、应玚、刘桢的生命。至此，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只剩下曹丕、曹植。建安文学是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的高峰之一，是我国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
曹操死后，太子曹丕即位，不久废除汉献帝，自立为帝，改国号为魏，是为世祖文帝，改元黄初。黄初二年（221年）曹丕迁都洛阳，将邺作为北都，与长安、洛阳、许、谯并列为五都。曹丕迁都洛阳时，还带走了一部分邺城士民，这些人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乡，当行至安阳西南的一高岗时，都回头遥望，所以后人称此岗为愁思岗，时至今日，此岗尚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