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东京城又称“汴京”“汴梁”是北宋时期的都城。经过北宋九帝一百、，六十八年的建设，在十一至十二世纪初，成为我国乃至世界最大的繁华城市，在中国古都发展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意义。
陈桥兵变，黄袍加身
公元959年，后周显德六年，后周世宗柴荣病死，继位的恭帝只有七岁，这为赵匡胤窃取政权创造了良机。
公元927年3月21日，赵匡胤生于洛阳夹马营的一个军人家庭。在他幼年时，其父要他弃武学文，替他请了一位很有学问的先生，不仅让他懂得了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而且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在他二十一岁时，颇有冒险精神的他告别父母妻子，开始浪迹天涯，寻找开创一番事业的机会。但他漫游了华北、中原和西北的不少地方，都未能如愿。
公元949年，赵匡胤投奔到后汉大将郭威的手下，郭威建立后周政权后，赵匡胤因为作战勇敢、拥戴有功，很快得到了提升，并得到郭威养子柴荣（即周世宗）的信任。几年后，柴荣继承皇位，赵匡胤就成了柴荣的心腹大将。
公元959年，柴荣突然病倒，安排后事时，他把赵匡胤提拔为统领禁军的殿前都点检。
公元960年，后周显德七年正月初一，边境传来辽国联合北汉大举入侵的消息。当时主政的符太后乃一介女流，毫无主见，听说此事，茫然不知所措，最后屈尊求救于宰相范质。范质认为朝中大将只有赵匡胤才能解救危难，不料赵匡胤却推说兵少将寡，不能出战。范质只得委赵匡胤最高军权，可以调动全国兵马。
正月初三这天，赵匡胤终于披挂整齐，带领着六万人马出了开封北门。七岁的小皇帝在大臣的陪伴下，看着赵匡胤出了开封城，暗自祈祷他旗开得胜。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一天之后等待他的不是赵匡胤出兵的捷报，而是一个让人无法接受的消息。
原来，赵匡胤统率大军行至距开封二十公里的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天黑的时候，他的弟弟赵匡义和谋士赵普授意将士把黄袍加在赵匡胤身上，拥立他为皇帝。
正月初四，赵匡胤率军回师开封。当部队到了京城以后，赵匡胤已经事先派人作内应，叫石守信把城门打开，很顺利地就进到开封。他们回到开封的时候，早朝还没有结束，所以一听说这个消息，满朝文武都乱套了。范质跟王溥是宰相，赵匡胤见了他们以后，就说：是部下拥戴的，王溥见风使“我不愿意这样做，非这样做不行。”舵，就赶紧趴地上磕头，大呼万岁，范质一见，他也跟着趴地上高呼万岁。
满朝文武见到两位宰相都低下了头，也都识相地给赵匡胤行了君臣大礼。当天下午在赵匡义、赵普的策划下，赵匡胤与七岁的小皇帝举行了一场禅位仪式，轻易地夺取了后周政权，改国号为“宋”，建立了赵宋王朝。赵匡胤定都汴京，史称北宋，改年号为“建隆”。
北宋王朝建立后，史官们对陈桥兵变的事情大多轻描淡写，赵匡胤还把陈桥驿改为班荆馆，也就相当于今天的国宾馆，用于招待契丹和大金的使者。一直到宋徽宗当政时，才把班荆馆改为显列观，大张旗鼓地昭示先祖的功绩。
961年，赵匡胤以“杯酒释兵权”的手段和平地解除了石守信等大将的兵权。接着从963年开始，赵匡胤又用了十三年的时间，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局面，统一了大半个中国。
赵匡胤的迁都之梦
赵匡胤坐上皇帝宝座之后，虽然沿袭了前朝的都城，但是在他的心底里并不十分满意开封这个地方。
在赵匡胤看来，作为大帝国的首都，东京开封的地理条件是不太理想的。首先，它无险可据，不像长安有黄河与秦岭做天然的屏障，阻隔着来自中原的攻击；也不如洛阳，西有函谷，东有虎牢，能起到御敌于都门之外的作用。开封，则完全暴露在黄淮平原的北部，从任何一个方向都可以长驱直入。唯一的一道天然屏障便是开封城北的一条黄河，而每到冬季，黄河一旦结冰，这条天然屏障也就形同虚设了，敌人过黄河就如同行走在陆地之上。当年孙膑围魏救赵的作战计划之所以能够奏效，就是充分地利用了开封的这个弱点。其次，由于它的外部防御条件差，更谈不上拥有像关中一样在有效防御圈内的后方基地，致使后勤供给没有保障。因此，北宋建立之初，赵匡胤就想恢复正统，将首都西迁洛阳。在北宋的统一战争基本结束以后，赵匡胤便启动了西巡洛阳的壮举。
还在皇帝西巡的准备阶段，京西南面转运使李苻就上表陈说御驾西行有“八难”，加以谏阻。尽管李苻说得头头是道，但赵匡胤却未加理会。他之所以一定要去洛阳，除了重返故地去追寻儿时的旧梦，主要目的就是实地考赵匡胤察洛阳，为迁都的决策做准备。他在自己的出生地夹马营，面对毁于战火的旧日兵营（赵匡胤的父亲是禁军军官，后唐时全家随军住在营内），发出感叹说：这地方还是要修复供禁军驻屯。大臣们听出了迁都的意思，内心反对但不敢表示。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由于追随赵匡胤二十余年，作战勇敢，于是找了个机会提出建议：
很受信任，“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仰给焉。陛下居此，将安取之？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理由是开封有汴水的漕运之便，八十万禁军的给养不成问题，但赵匡胤还是听不进去。群臣便通过晋王赵光义来做说服工作。赵匡胤说：“迁河南未已，久当迁长安。”赵光义听说以后还要迁往长安，更不理解，因为关中自唐末战乱以来，残破荒凉，较河南更甚。于是跪倒在地，进行更恳切的劝谏。赵匡胤只好进一步解释：
“吾将西迁者，非它，欲据山河之险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这是他的真实想法，但赵光义并不认同，“安天下在德而不在险，苛政虐反驳说：秦据关中，民，不二世而亡。”事后他对左右说：
这句话当场令赵匡胤为之语塞，“晋王之
言固善，然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他虽然是武夫出身，却很有政治头脑，深知政事与兵事两者的关系不容易处理好：穷兵黩武一定带来民生疾苦，而武备不修最终也会陷于内患蜂起、外衅丛生的危险局面。面对着赵光义这个“在德而不在险”的命题，他并不以为然，但却很难反驳。于是，迁都之议被搁置下来。奇怪的是从洛阳回到开封不过半年，赵匡胤就突然死了。976年，赵光义在“斧光烛影”的疑云中登上帝位，国都西迁的问题自然也就不再有人提起。
城墙重重的东京城
尽管作为都城的开封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是却并没有影响到它的发展和繁荣。北宋时期，东京人口达一百五十万，不仅是国内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中心，而且是“万国咸通”的国际大都市。
由于建国之初赵匡胤并不属意定都开封，而且他又是个一贯强调节用惜物的开国之君，所以，开封始终没有像隋、唐经营长安那样追求气魄宏大，它也不是按照一个完整的规划所修建，而是在汴州旧城的基础上，经多次改造扩展而成的。开封的扩建规划是很杰出的，主要力量没有放在宫室的修建上，也未受旧的规划的束缚，而是着重解决城市发展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如改善交通系统、扩大城市用地、疏通交通河道、注重防火和城市卫生及绿化等，适应了生产及生活发展提出的新要求，与以往的都城规划有着很大的不同。
北宋开封城也就是今天的开封城及其附近郊区所在地，平面布局为三套城墙，平面形状为不十分方正规则的矩形，中心为皇城，第二重为里城，最外为外城。里城及外城均有宽阔的城壕。
外城是在后周都城外城的基础上加以展筑而成的，由原来的周长四十八里二百三十三步扩展至五十里一百六十五步。南三门，北四门，西三门，东二门，共设十二个城门。南墙正中为南薰门，与里城正南门朱雀门，宫城正南门宣德门构成全城的中轴线，称御街。御街宽约二百步，折合二百八十米，两边为御廊，中心安朱漆杈子两行，中心御道，行人皆在杈子之外。杈子里有砖石甃砌的御沟水道，尽植莲荷，近岸桃李梨杏，“杂花相间，春夏之间，望之如绣”。这条御街设置的很宽，从宣德门到朱雀门里的州桥（汴河桥）之北的一段御街，实际上是宫廷前南北向的广场，扩大了宫城前的视野，显示出了宫城的高大雄伟。而中央官署也多布设在这段御街的两侧。历史上著名的大相国寺就位于它的东侧，即州桥的东北方向。北宋外城亦名国城，城壕称为护龙河。
里城即今开封城的前身，明代包砌青砖以后才形成今天的开封城。里城南北各三门，东西各二门，共计十门，南面正中为朱雀门。里城仍保留原来城壕，并经广济河与外城城壕相通。宋徽宗时，在里城东北隅仿杭州凤凰山修筑人工山，名万岁山，后改名艮岳，周回十余里，主要是用太湖奇形怪状之石堆积而成。因山在国之艮，故名。主山万岁山（艮山）设数十个大洞，洞中藏雄黄和卢甘石，雄黄据说可以驱避蛇虫，卢甘石则能发散阴气、聚集云雾，使空气蒙郁如深山幽谷。艮岳中有将太湖石积叠成的各式各样的人造山。艮岳的建造，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从政和到清康十余年，各地花竹奇石，都聚于此。其中宣和五年，为运载一具高数丈的山石，动用了上千人，凿河断桥，毁堰拆闸，经历数月的时间才运到汴京。艮岳中的楼台亭馆，月增日益，难以数计。徽宗晚年，耽于建造苑囿，以致国力不支。不几年，金人打来，围攻汴京，宋钦宗命取山禽水鸟十余万，尽投之于汴河，拆屋烧火，凿石为炮，伐竹为篦篱，将苑中数以百千计的大鹿尽杀，作为鼓励士兵的食物。至此，艮岳已面目全非了。
宫城亦名皇城、大内，周回五里，位于里城的北部中央，接近正方形。原来是唐代节度使的衙署，自后梁开始被改修成宫殿。宫城六门，南三门，正中为宣德门，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北为拱宸门。其正殿为大庆殿，位于宣德门之里，也正好压在全城的中轴线上。“殿九间，挟各五间，东西廊各六十间，有龙墀、沙墀”，修建得非常壮丽。而且规模很大，殿庭广阔，可容数万人。宫城大致可分为三个区，宣德门至宣祐门之间以大庆殿为主为前区，即正至朝会、册尊号、飨明堂恭谢天地的场所。宣祐门至迎阳门为中区，以崇政、垂拱殿为主，是皇帝住宿和处理朝政的地方。迎阳门以北为后苑，即后区，以崇圣殿、太清楼为主，是皇帝游宴的地方，殿台亭阁林立，与金水河、五丈河渠等交相辉映，景色绮丽。迎阳门“俗号苑东门，召近臣入苑由此门”。此门即宣和门，亦称开曜门，《宋史·地理志》称为宁阳门。宋初，皇帝为了表明勤俭爱民和对农事的重视，在皇宫中设观稼殿和亲蚕宫。在后苑的观稼殿，皇帝每年于殿前种稻，秋后收割。皇后作为一国之母，每年春天在亲蚕宫举行亲蚕仪式，并完成整个养蚕过程。延福宫是相对独立的一处宫区，在宫城之外。延福宫是帝、后游乐之所，最初规模并不大。宋徽宗即位后不满于宫苑的狭小，遂大肆扩建、营造。延福宫扩建以后，幽雅舒适，宋徽宗大部分时间是在这座宫苑中度过的。延福宫殿、台、亭、阁众多，名称非常雅致，富于诗意，当然是富于艺术修养的宋徽宗所取的。宫的东门为晨晖，西门称丽泽。大殿有延福、蕊珠。
北宋东京是四大运河金水河（亦名天源河）、五丈河（亦名广济河）、汴河、蔡河（亦名惠民河）通过的地方，不仅航运发达，而且水源极其丰富，在城郊形成许多著名的风景区。城西顺天门外有金明池（路北）、琼林苑（路南），殿楼台亭与古松怪柏、奇石异桥交相辉映，金明池“周围约九里三十步”，一泓荡漾，别有情趣。宜春苑在城西金耀门（固子门）外，玉津园在城南南薰门外，与金明池、琼林苑号称皇家四大园。除此之外，“大抵都东京城的私家园林也很兴盛，城左近，皆是园圃，并无闲地”到处，百里之内，“粉墙细柳”“芳草如茵”景色如画，升平欢乐至极。全城设开封、浚仪二县，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改浚仪为祥符，以城中御街为界，分别管理东西两个部分。城内仍沿用坊制，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市坊制度终于崩溃。封闭性的坊已被冲破，居民区与市场混一的城市制度逐渐形成。宋代在城市管理上开始设置厢，即按地段、街道实行管理。里城“内左一厢二十坊，二厢十六坊；右一厢八坊，二厢二坊。新城内（即外城内）城东厢九坊，西厢二十六坊，南厢二十坊，北厢二十坊其中里城内四厢四十六坊，外城四厢七十五坊，城外九厢十三坊，合计十七厢一百三十四坊。这时的坊仅仅为居住区的名称，坊墙的限制已被突破，厢才是真正的管理单位。
汴河是东京的生命线，由西而来横贯全城，出城后趋向东南，汴河两岸人口稠密。
北宋初年仍设东、西两市，市坊崩溃后，市场完全沿街道布设，有如《清明上河图》所示。主要繁华街道有州桥南街、东西街，相国寺内万姓交易，大内东南潘楼东去十字街，东华门外“市井最盛”，主要供应皇宫必需品。“大抵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骈阗如此”，使街道更加热闹非凡。城东、城西、城北都有许多著名的酒楼、商店、药店、旅店，形成许多专业市场。
“文治煌煌，武功烈烈”，是前人对业绩较为出众的王朝或君主常用的赞语。其实，与兼而有之的例子是极为少见的，相反，在中国历史“煌煌”“烈烈”上两者背道而驰的情形倒常常有，北宋便是最典型的代表。北宋是中国封建文化的巅峰时期，在文化艺术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的超越前人也不输后人的文官体制—从培养（教育）、选拔（科举）、考核、监察到由中书、枢密、三司构成的“内阁责任制”等等，在整个人类封建社会史上，都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而在“武功”方面，则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大帝国中最软弱的了。东京见证了北宋王朝的辉煌，也见证了北宋王朝的最终没落。
正当北宋内部六贼乱政，朝政腐败之时，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女真族逐渐崛起，完颜阿骨打的金朝军队很快灭亡了奄奄一息的辽国。开始紧盯着南方腐朽的北宋。而最终，开封城为金朝四太子所攻破，徽、钦两位宋朝皇帝为金兵劫持到了北方。历经金兵的洗劫，开封城在宋朝时期的繁荣景象荡然无存，后人也只能从《清明上河图》中细细的品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