罂粟、鸦片、烟草的广泛传播
一、罂粟及其制品鸦片的东传
（一）欧洲是最早使用和传播鸦片的地区
从现有的材料来看，最早的罂粟发现于德国西部的莱茵河流域，时间为公元前5300年～公元前4600年，属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线纹陶文化时期，因此可以说欧洲是罂粟的故乡。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罂粟传播到了地中海东部地区，并且至少在青铜时代，地中海东部地区的人们已经知道了从罂粟中提取鸦片，这时的鸦片主要用在宗教活动中，欧洲是最早使用鸦片的地区。
在希腊文明里，鸦片是老生常谈的事物。在《荷马史诗·奥德赛》里，鸦片制剂被称赞为一种可以忘忧的药物；把鸦片溶解在酒里作镇静剂，来消除恐惧、痛苦、令人不快的记忆；鸦片也被用来激发士兵的勇气，使他们走上战场；把鸦片作为悲伤的解毒药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
当希腊被罗马帝国侵占时，被劫掠到意大利的不光是艺术作品和珍宝。知识，包括鸦片的知识，也同样来到了意大利。像荷马一样，古罗马的伟大诗人维吉尔（公元前70年一公元前19年）也在他的作品中提到鸦片。罗马人不仅把鸦片作为镇痛剂和宗教仙药，而且还把它作为方便的毒药。把罂粟作为睡眠和死亡的象征。对于自杀者来说，鸦片是一种令人愉快的致死方法。
约在2000年前，将罂粟或鸦片作为主剂的药品已在埃及、希腊、罗马、波斯、土耳其等地流行，后又传到威尼斯、伊斯坦布尔等地。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欧洲进入了落后的中世纪时期。希腊和罗马关于鸦片在医学中使用的知识随之趋于萎缩。
而公元8世纪建立起来的阿拉伯帝国，因为《古兰经》禁止以任何形式使用酒精，所以鸦片和印度大麻成为首要的社会性药品，伊斯兰文化传人哪儿，它也随着传人哪儿。与古代希腊罗马相比，阿拉伯人更加广泛地运用鸦片。如在公元9世纪的阿拉伯早期药物学文献中，经常讲到鸦片。著名学者塔百里（Tabari）提醒说：鸦片不可多用，1个mithqal剂量（约4克）的鸦片就可以致人昏睡或死亡。在萨布尔（Sabur）所写的阿拉伯第一部药典中，译录了罗马医生迪奥斯克里德（Dioscorides）的《药物志》（Materia Medica），其中就有关于鸦片的叙述。
公元9世纪中期，古代阿拉伯的名医侯乃伊（Hunayn）在他的《眼疾十论》中将罂粟与鸦片用作医治眼科疾病的一种重要药物。公元1000年后不久，另一位阿拉伯医生伯若利（Biruni）写出一本药物著作，他对鸦片的描述被一些人视为关于吸毒的第一次书面描绘。古代阿拉伯最著名的医学家阿维森纳（980—1037）则将鸦片称为“功效最强的麻醉剂”。
在1000年前，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阿拉伯帝国的人们已懂得从罂粟中提取鸦片烟膏，用于麻醉和消毒，促使病人安眠，减少痛苦，而且还将鸦片作为“鼓舞勇气药”，在战斗前夕，令官兵服用。战士们在伊斯兰教精神加上鸦片的双重影响下，奋勇作战，在庞大帝国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了超乎想象的作用。这也是鸦片作为毒品首次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表演。
在阿拉伯的植物学与农学著作中，也有不少关于罂粟与鸦片的记述。例如，加瑞（Ghazzi，1457—1529）在他的一本关于树木栽培的著作中写道：“罂粟有白色、红色、天青石色或黑色。罂粟花有白色、红色或其他颜色。可将白色罂粟磨成粉，加入面包中焙烤，与甜食一起食用。由于此物易使人发胖，所以老人不宜食用，而且食用过多会使人昏沉嗜睡。可以在鸦片中较为容易地加入其他成分。他能消止任何疼痛，1个或2个daniqs剂量的鸦片可以使人麻醉。一次服用2个dirhams的鸦片，则可以使人致死。”他还描述了鸦片中毒的具体症状：“四肢麻木，声音发颤，眼睛下陷，记忆缺失。”
（二）把鸦片传播到东方社会，阿拉伯人起了决定性因素
在把罂粟和鸦片吸收、继承和使用并推广到东方社会的过程中，阿拉伯人起了决定性作用。随着阿拉伯帝国的迅速扩张，他们走到哪里，有关鸦片的知识和鸦片贸易也就来到哪里。鸦片是一种完美的商品，既有价值又轻便简洁，而且不容易变质。阿拉伯人在埃及人统治时期就用鸦片作镇痛剂，并发展和组织了鸦片的生产和贸易，由此鸦片贸易存留下来。它通过海路到欧洲，通过陆路的商队或海路的帆船到达东方。
16世纪早期，欧洲有一位医学奇才，名叫帕拉思索斯（约1490—1541）（Paracelsus），他是一位成功的临床专家，顺利地完成了一些在当时看来很不寻常的治疗。其秘诀之一就是使用一种叫做鸦片酊的麻醉药。帕拉思索斯是早期鸦片复兴运动支持者之一，他把鸦片看作一种“万用药”，称之为“不朽的磐石”。由于帕拉思索斯及其后来者的推动作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鸦片的广泛影响，新的鸦片制剂在16世纪～18世纪得以不断发展，其中之一就是由临床医学之父汤姆斯·西德纳姆（Thomas Sydenham）博士配制的鸦片酊。西德纳姆对英国医学的贡献是十分巨大的，以致被称为英国的希波克拉底。他对鸦片的评价比帕拉思索斯更高，他指出，“没有鸦片，医疗技术将不复存在。”
南亚诸国中，印度自被阿拉伯人侵占后，受阿拉伯人的影响，罂粟被广泛的种植起来，9世纪后，食鸦片已成为印度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了。荷兰人林斯·霍退伍在1598年写的《东西印度航海故事》中记载了印度到处可见的食用鸦片的习惯。在莫卧儿王朝穆加尔帝国的第三代皇帝阿克巴尔（Akbar 1542～1605年在位）统治时对已成为印度政府财政重要来源的鸦片税十分重视，并进而推行鸦片专卖制度。于是，从贩夫走卒到贵族大臣，都钟情于鸦片，宫廷也成了鸦片的巢穴，印度次大陆进入了鸦片泛滥的时期。
罂粟和鸦片在印度流行之后继续向东推进到东南亚。15世纪初，马六甲的伊斯兰政权统治时期，亦已流行鸦片了。那时，马六甲的贸易是以爪哇为中心展开的，来自阿拉伯和波斯的货物中，产自亚丁和麦加的大宗鸦片是必不可少的。
总之，罂粟的种植技术逐渐由西向东传播。阿拉伯人至少在公元6世纪前后开始栽培罂粟，7世纪时中国人也开始学会了种植方法，日本人在15世纪开始种植。20世纪初期，墨西哥的山区开始盛开罂粟花，接着厄瓜多尔、秘鲁等国也开始种植。19世纪以来，就世界范围来讲，亚洲是罂粟的主要产地，种植罂粟的国家有印度、土耳其、伊朗、中国、阿富汗、日本和缅甸等。欧洲部分地区和中美洲的一些国家也大量种植罂粟。
随着阿拉伯影响的逐渐消退，鸦片贸易由下一个伟大的贸易民族——威尼斯人接管经营。
二、罂粟及其制品鸦片传入中国
（一）作为鸦片来源的罂粟在唐代已开始种植
有关罂粟传人中国的时间，目前还有争论。最流行的说法是苏智良在《中国毒品史》中提出的“乾封二年（公元667年）阿拉伯人在献‘底也伽’（一种含有鸦片的制剂——引者注）的同时，也将罂粟送到了中国”。并且认为这是鸦片流传中国之始。龚缨晏在《鸦片的传播与对华鸦片贸易》一书中提到“‘底也伽’是一种由许多药物配合起来的成药名称，有的里面含有鸦片的成分，也有的不含鸦片，更不是鸦片本身”。美国人马丁·布思（Martin Booth）在《鸦片史》一书中认为在中国有更早的鸦片资料，如生活于三国时期的神医华佗（？—208），在给病人做大手术之前，除了用大麻外，还用鸦片麻醉。总之，以上观点各异。虽然目前没有充分的史料能够证明纯粹的鸦片在什么时候传人中国，但是，作为鸦片来源的罂粟在唐朝时已经开始种植则是肯定无疑的。唐代有关植物的图书和咏吟罂粟花的诗作均有记载可以证明。如唐开元时期（714-741）的《本草拾遗》中作者陈藏器引述前人嵩子之言说：“罂粟花有四叶，红白色，上有浅红晕子，其囊形如髇头箭，中有细米。”生活于文宗时期（827—840）的郭橐驼，也在《种树书》里谈到他种植罂粟的经验，“莺粟九月九日及中秋夜种之，花必大，籽必满”。在《全唐诗》中，保存着李贞白的一首“咏罂粟子”和吴仁壁的“题莺粟花”两句。当然，在有关罂粟花的唐诗中，最为著名的当推雍陶在《西归斜谷》中的绝句：“行过险栈出褒斜，历尽平川似到家，万里客愁今日散，马前初见米囊花”。
上面这些材料表明，在唐代，罂粟种植的时间不长，种植的范围有限。陈藏器在《本草拾遗》中引用了嵩子的话，说明陈藏器自己对罂粟并不怎么了解；郭橐驼还专门介绍罂粟的栽培方法，可见人们对罂粟种植技术还处于认识阶段，并没有完全掌握。而且，唐代的人们种植罂粟的目的只是为了观赏他的花卉，所以郭橐驼在他的《种树书》中要强调他的花与籽，而不是别的。
从宋代起，罂粟在中国广为种植。到了明清两代，罂粟的种植更加普遍。随着罂粟种植的普遍，从宋代开始，罂粟花被收载到各类花谱著作中，如北宋丘溶的《牡丹荣辱志》、南宋的花卉名著《全芳备祖》、明代王世懋的《学圃杂疏》、高濂的《遵生八笺》等。罂粟除了其花卉供人观赏外，其苗、籽等都可食用。自宋代开始，罂粟已被用作食物及食补。宋代的医学名著《开宝本草》中说：“罂粟子一名米囊子，一名御米，其米主治丹石发动，不下饮食，和竹沥煮作粥，食极美。”将罂粟子称作“御米”，说明宋时已将罂粟籽列为贡品，由此可知罂粟籽在当时应当是比较珍贵的：同时说明宫廷中也有食用罂粟籽的做法。
罂粟的另一个用途就是作为药物。五代十国时期，南唐（937—975）《食医方》将罂粟籽作为一种健胃药品。人们开始逐渐认识罂粟的药用价值，是在973年，由北宋政府组织编写的国家药典《开宝本草》中，正式将罂粟作为药物收入：“罂子粟：味甘，平，无毒，主丹石发动，不下饮食。”同时宋代还发现罂粟具有治痢、治疗肉痿和痔疮的作用。宋人对罂粟的副作用也开始有所了解。11世纪编就的《本草图经》就说罂粟：“主行风气，驱逐邪热，治反胃、胸中痰滞及丹石发动，亦可竹沥作粥，大良，然性寒，利大小肠，不宜多食，食过度则动膀胱气耳。”
在元代，人们通过长期的医学实践，对罂粟毒性的认识也加深了。12世纪～13世纪，人们除了继续用罂粟来止痢化痰外，还知道了它的止咳作用。朱震亨在其《本草衍义补遗》中讲到罂粟壳时说：“今人治虚劳咳嗽，多用粟壳止勤，及湿热泄痢者，用之止涩；其治病之功虽急，杀人如剑，宜深戒之。”由此可见，元代人既已认识了罂粟碱的特效，同时又指出其有害的副作用。而且我们可以从“杀人如剑”四个字里，推测出那时社会上已有了不少因罂粟中毒而死亡的事例了。
明代时，罂粟的药用更为普遍。在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第五个儿子朱橚主编的《普济方》中，治脱肛、咳喘和下痢的许多方剂中都有罂粟。明代的李时珍在其总结中国医学实践的伟大著作《本草纲目》中，将罂粟壳的主治功能概括为：“止泄痢，固脱肛，治遗精，久咳，敛肺涩肠，止心腹筋骨诸痛。”随着人们对罂粟认识的不断深入，它的药用范围在不断扩大的同时，罂粟的服用方法也有多种，如可以直接煎汤，也可以做成“大圣金真散”之类的散剂，或者做成“换肠丸”之类的药丸。
（二）纯粹鸦片的传入是在元代完成的
含有鸦片成分的药物（底也伽）至少在唐代已传人中国，作为鸦片来源的罂粟也从唐代开始在中国种植。那么，纯粹的鸦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传入中国的呢？对此，国内外学者也是颇有争议的。美国人马丁·布思在《鸦片史》一书中提出：“鸦片有可能是由公元前1世纪远航到非洲的中国海员带回来的，也有可能是公元1世纪左右西藏的佛教传教士传进来的。……或者极有可能是由印度经缅甸传进来的，……或者是从巴克特利亚（中亚古国）传进来的。”苏智良在《中国毒品史》中认为：“元初，蒙古人远征印度，那时的印度已盛产鸦片，因此蒙古人得胜而返时，也带回了大量的战利品——鸦片，一时，‘士农工贾无不嗜者’，这可能是中国社会流行服食鸦片最早的成文的记录了。”苏文虽未讲这是纯粹的鸦片传人中国最早的记录，但在此之前却未有纯粹鸦片传人的记载。龚缨晏在《鸦片的传播与对华鸦片贸易》一书中提到：元代末或明朝初被译成汉文的《回回药方》，“在元代传人中国自无疑问”，至少“不会晚于14世纪末……在《回回药方》中就有关于鸦片的大量记载”。两种观点中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即纯粹鸦片的传人是在元代完成的。鸦片的传人，是元代中外交流空前发展的一个产物。
尽管宋、元时期，人们对罂粟的医学功用已相当了解，但那时尚无“鸦片”一称，也还不懂得鸦片的制法。就现有的材料而言，最早在中文文献中提到“鸦片”一词的当是生活在明代天顺（1457—1464）、成化（1465—1487）年间的徐伯龄，他在其所著的《蟫精隽》的“合甫融蟫”条中说：“海外诸国并西域产有一药，名合甫融，中国又名鸦片。”而成化年间的王玺是最早介绍西方鸦片提取方法的人，其在《医林集要》中记载：“阿芙蓉，天方国传，专治久痢不止，及一切冷证。打沟阴水种红鹦粟花于畦上，勿令水淹头，至七八月间，于花卸后三五日，其壳即鹦粟壳。于午后壳上用大针刺开外面青皮，里面硬皮不动，或三四处。次日早，津出，用竹刀刮，收入瓷器内，阴干，每用小豆大一粒，空心温水化下，忌葱蒜浆水，如热渴，以蜜水解之。小儿黄米大一粒。”后来李梃的《医学入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缪希雍的《神农本草经疏》等著作都有类似的记载。
元代的鸦片无疑都是从国外进口的。从明代后期开始，由于知道了鸦片的提取方法，中国人自己也能生产鸦片。现在所知最早明确记载中国人自己生产鸦片的应当是明万历壬寅年（1602年）的进士、曾任广西右布政使的福建长乐人谢肇涮，他在云南做官时，曾写过一部记载云南风情的著作《滇略》。此书写道：“哈芙蓉，夷产也，以莺粟汁和草乌合成之。其精者为鸦片，价埒兼金，可疗泄痢风虫诸症，尤能坚阳不泄，房中之术多用之。然亦有大毒，滇人忿争者，往往吞之即毙。”可见当时云南即有制造鸦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