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非法贩运毒品犯罪的状况来看，20世纪60年代，毒品的交易市场基本在美国和西欧，到了80年代以后，毒品市场已从美洲、欧洲、亚洲扩大到非洲、大洋洲。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市场，毒品交易额占全世界的1／5。据统计，美国每年大麻销售量为1500吨，可卡因销售量为71吨，海洛因销售量也近10吨。哥伦比亚是美国最大的大麻和可卡因输出国。在80年代中期，哥伦比亚每年向美国提供大麻9000吨左右，约占美国年大麻销售量的59％；哥伦比亚每年还向美国提供可卡因53吨左右，约占美国可卡因销售总量的75％。牙买加每年向美国提供2000吨左右的大麻。玻利维亚和秘鲁每年各向美国提供可卡因7．1吨。1975年以前，墨西哥为美国提供了80％的海洛因。到了80年代中叶以后，“金三角”地区成为供应海洛因的毒源。据美国麻醉药品管制局统计，1986年美国共逮捕进行毒品非法交易的罪犯18，746人，查获走私海洛因357公斤，可卡因26，873公斤，大麻824吨，其他毒品45，533公斤。在欧洲，走私、贩卖大麻和海洛因的犯罪活动十分严重。据国际刑警组织透露，1986年～1990年，欧洲20个国家没收的可卡因数量由1500公斤增加到12，900公斤。在荷兰，仅1986年就收缴非法贩运的可卡因270公斤，安非他明86公斤，大麻47吨。在西班牙，毒品查获量由1989年的1852公斤增加到1990年的5382公斤。在德国，1989年共查获海洛因和可卡因2吨多，比1988年多一倍。东欧国家也正在成为近东一些国家与欧洲毒品消费国之间的主要通道。波兰已成为继荷兰之后的欧洲第二大毒品走私地。保加利亚的地理位置已使其成为土耳其、黎巴嫩生产的毒品的中转站。前苏联1990年11月份的官方统计，毒品非法交易额达30亿卢布。在亚洲，日本已被列为新的毒品集散地和销售市场。从1981年开始，日本每年查获的贩卖毒品的人数均在2万以上。毒品的主要来源是韩国和台湾。1990年日本查获的可卡因总量为64公斤，1991年为68．8公斤，这些可卡因均系从哥伦比亚等南美国家贩运而来的。马来西亚的毒品主要来自泰国，仅1987年上半年，马来西亚就收缴走私生鸦片100．11公斤，海洛因18．28公斤，大麻294．41公斤，兴奋剂和致幻剂16，505粒。在缅甸，从1974年至1989年，全国破获毒品走私案39，703起，共缴获鸦片512吨，海洛因3吨，印度大麻约152吨。另外，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尼泊尔、文莱、斯里兰卡、马尔代夫、斐济、赞比亚等国，也已成为国际贩毒的中转地。非法贩运毒品的犯罪活动在大洋洲和非洲也已开始出现并且范围日益扩大。遍布全球的贩毒网已基本形成。
就非法使用毒品的情况来看，美国是世界上头号毒品消费国。美国消费各种毒品占世界毒品总产量的65％，每年毒品消费额达1000亿美元。据统计，美国已有6000万人长期吸毒，1450万人偶然吸毒。毒品泛滥几乎已渗透到美国的各个阶层和各个行业。西欧国家是世界上第二号毒品消费市场。英国约有300万人非法使用毒品。在法国，11岁～20岁的青少年中，吸毒或尝试过毒品者占90％。在西班牙，吸毒者中约有20万人嗜好海洛因或可卡因成瘾。1976年～1980年，前联邦德国的吸毒人数猛增了4倍，全国有316万人吸食大麻，8万人吸食海洛因。前苏联有100万人吸毒，其中登记注册的就有13万人。乌克兰官方统计的吸毒成瘾者有3．5万人。波兰官方登记的吸毒者为10万人，据估计实际人数已达50万人之多。据澳大利亚官方统计，全国至少有50万人每周起码吸毒一次，近年来吸食海洛因的人数已经超过20万。在哥伦比亚，吸毒人数已占全国人口的25％～30％。委内瑞拉全国的吸毒人数已逾千万，吸毒成瘾者已达50万之众。泰国约有。100万人染有毒瘾，仅曼谷一市吸食鸦片的人数竟达40万之多。伊朗全国4000万人口中大约有250万人吸毒。至1986年，香港的吸毒者已增加到30万人，青少年涉毒人数增加。
由于吸毒而引发的毒品犯罪，简直就是看不见硝烟的“黑雾”战争。它往往可以导致性犯罪、经济犯罪等等。艾滋病毒的流行也与它有关。现代有组织的黑社会团伙犯罪的内容，多为走私贩毒，同时也兼有吸毒、卖淫、盗窃、拐卖人口等。最大的毒枭手中掌握着国际走私贩毒集团的网络，他们拥有亿万财富，足以影响一个中小国家的经济命脉。其危害之深、影响之大，胜过明火执仗的战争；其危险性不只是扭曲和毁灭人性，更在于悄悄地使人类遭受毁灭性打击。
总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毒品在全世界肆虐横行，无论在人欲横流的欧美，还是在赤地千里的非洲，无论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毒品和贩毒组织无孔不入，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角落，成千上万的男女成了它攫取的目标，为人类社会所有的一切犯罪活动和恐怖活动注入疯狂的动力，而这种种犯罪活动，又使它变得更加猖獗和难以消除。许多国家官员腐败、社会动荡、社会风气恶化、暴力凶杀事件屡屡发生，经济混乱，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毒品有关。毒品泛滥及其导致的严重后果，已成为20世纪最严重的全球性社会问题。
新时期毒品在我国重新泛滥及其发展态势
一、20世纪80年代后毒品在我国重新泛滥的概况
20世纪70年代末期，第一个向我公安机关反映来自境外“金三角”的毒贩、向我国境内贩运鸦片情况的人，是地处滇缅边境的云南省永德县明朗乡的民兵。这也是国门洞开后，我公安机关接到的第一个境外毒贩，向中国境内贩运鸦片的毒情报告。其后，又在云南全省范围内查获毒品1．6万两，这为新中国的无毒历史画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案情惊动了党中央。在随后对毒品有关案件的进一步调查中，又有了新的更大的收获。1980年，共查获鸦片3．65万两，1981年9万两，1982年12万两。
1986年夏天，中国，一个曾经称得上世界惟一没有毒品犯罪的国家，在享受了这一至高无上的荣誉30年之后，由新华社发表了一则“白色的消息”：
“1986年8月16日，云南省边防武警与公安机关近日破获一起特大贩毒案。贩毒分子温源和、戴文煊、余锡宽已在昆明市落网。他们贩运的海洛因22，768克被当场缴获，价值达人民币一亿余元。……”
这条消息像原子弹爆炸一样，发出了极大的冲击波：它震撼着中国老年人的心，挖掘出旧有的记忆，呕出一口又一口陈年的苦水；它震撼着中年人的心，发出忧国忧民的感叹，难道旧中国烟毒肆虐的历史又将重演吗；同时，它也震撼了一批批开始打听和了解毒品为何物的年轻人的心，思量着自己是否有防范毒品侵袭的意志力、鉴别力和自控力，当然也带点新奇感和梦幻感。
20世纪70时年代末80年代初，“金三角”的贩毒集团在原来的贩毒路线被相继阻断之后，开始了借道中国开辟一条国际贩毒新通道的尝试，于是，“金三角”的毒品在借道运输之际，也在中国的过境地沿途播下了罪恶的“种子”。这些罪恶的“种子”很快就在云南边境开花、结果并向内地蔓延。
多方事实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已经成为毒品贩运的过境国，“金三角”的毒祸正在北移。1985年～1998年，我海关共查获走私毒品案件700件，缴获各类毒品2000公斤。另据统计，1981年～1985上半年，由公安机关破获的国际走私贩运海洛因案件20起，有24名外籍犯罪分子被判刑。1988年，全国公安机关共抓获外籍贩毒分子500多人，1989年抓获700多人，增加了45％。日益猖獗的过境贩毒活动，同时诱发了国内的贩毒活动，使得若干历史上烟毒盛行的地方，又重新出现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和吸食毒品的现象。沉寂了30多年的毒祸又死灰复燃，并且开始从边境地区向沿海和内地蔓延。20世纪80年代初期，毒品问题仅出现在云南、广西、贵州、四川、广东等少数省区；到1989年，全国所有的省、市、区都发现毒品犯罪活动，毒品问题已经涉及全国700多个县市，相当于全国县市的1／4。走私、贩卖毒品的数量越来越大，80年代查获的贩卖海洛因案一般在几十克或几百克，后来一次查获上万克也不稀奇了。更为严重的是，国内非法种植毒品的地区日益增多，全国27个省、市、区都发现非法种植罂粟的现象，并由零星小块种植向大面积种植发展。总之，自80年代后期以来，毒品像“白色瘟疫”一样在我国再度蔓延开来，成为社会一大公害。1983年一1992年我国公安机关和海关查获的贩毒案件的有关统计数字表明，自80年代后期开始，毒品犯罪率在我国急剧上升。
（1）云南。云南在历史上就是鸦片毒害的重灾区之一，由于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从70年代以来，在境外毒品犯罪活动的渗透和国内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云南已经成为过境贩毒的主要中转站，大宗毒品从滇西人境，通过保山、大理、临沧等地流入昆明，流向内地，流向港澳，进入国际市场。云南也成为我国毒品犯罪的主要地区和最大的集散地。云南所有刑事犯罪中的1／3是毒品犯罪。据统计，云南省1985年查获贩运海洛因等案件18起，计一万余克，1989年，该省破获了贩毒案328起，捕获罪犯449人，缴获鸦片148．7公斤，海洛因292．98公斤。1993年破获毒品案件达4000余起，缴获各种毒品3000多公斤。云南的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是滇西南毒况最严重的一个地区，在那里，入境毒品呈急速发展趋势，1983年在这一地区缉获毒品为625克，1986年为25，272克，1987年为68，833克，1988年为206，197克，1989年为361，806克，1990年为471，859克。由于毒品的大量涌进，云南省在册吸毒人员的数字也一路攀升，1988年全省注射海洛因的近500人，1990年吸毒人数5．7万人，其中吸食、注射海洛因的近2万人。从1983年到1989年的6年间，吸食海洛因的人数增加了120倍。1985年时，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吸毒人员已达2万人。其中尤以瑞丽县为突出，吸毒人数占全县总人口的3．4％。同时，在一些地区还出现了种植罂粟的现象，并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据有关部门统计，云南省1989年共铲除罂粟412．5亩，是1988年铲除数的29．8倍；1990年1月一4月又铲除罂粟291．6亩，已接近1989年全年铲除数的3／4。
（2）贵州。“黔土”系近代中国毒品史上贵州出品的“名牌”。边远山区贫瘠的土地和穷困的人民，为这一地区种植鸦片创造了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虽然经过新中国建立初期大规模的禁毒运动，但在一些最为偏僻的乡村里，种毒、吸毒并未得到彻底的禁绝，只不过是受到了压制。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受到周边省份贩毒的影响，导致贵州种毒、吸毒、贩毒再次兴起，并呈现出蔓延的趋势。如1986年，贵州省取缔了700多个地下烟馆，但此后，仅一个织金县就又冒出115个。1990年1月～4月，贵州省织金县12个区镇中，有5个区、12个乡非法种植罂粟36．1亩。1990年全省查获海洛因9074．5克，1990年11月，破获李欣、杨文碧等6人特大贩毒集团案，一次缴获海洛因3000克。接着又侦破陈和平、沈兴春、刘振起等9人贩毒集团案。
（3）四川。历史上，四川以出产“川土”著名。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法种植罂粟，制造、运输、贩卖、吸食毒品的情况不断发生。据四川省有关部门统计，全省1992年～1994年3年破获的毒品犯罪案件是1987年～1991年5年查获同类案件总和的10倍以上。该省1990年前铲除罂粟最多的年份不过几十万株，1991年～1994年每年铲除罂粟的数字猛升到100多万株，1995年以来每年铲除的罂粟竟达200万株以上，仅1990年7月，四川茂县一次就铲除罂粟6000株。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1986年～1990年共铲除罂粟3500万株以上。仅西昌市就发现地下烟馆100余家。
（4）广东。广东地处祖国的南大门，毗邻港澳，进出口岸多，交通方便，历来是我国对外通商的要地。改革开放以来，广东更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主要窗口。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社会环境，给毒品贩子以可乘之机。境内外毒品犯罪分子正是利用广东的这些便利之处，作为联系“金三角”的中转站，大肆进行毒品交易活动，将大量的毒品走私入境，从而使广东成为国际犯毒集团的一个重要的通道。从1987年～1990年，广东共破获重大贩毒案件1000多起，抓获境内外贩毒分子2500人，缴获海洛因400公斤，鸦片、大麻等1400公斤。广东的吸毒现象也日趋严重，1990年查获的吸毒人数比1989年增加3倍，1991年上半年查获的吸毒人数又比前一年同期上升了3倍。1989年广东的毒品贩子黎志明等与香港的黑社会分子李秋萍合作，在广东江门市一个三面临水的半岛上设立冰毒工厂，所产毒品转道上海、福建、深圳等地输往境外。毒贩经常改变运输线路，用救护车来运输这些“药品”。数年之中，已有近1000公斤的冰毒被制成和运往海外，投资者因此而获得巨大的利润。
（5）广西。广西南部地区有9个县市与越南接壤，东部与出口港澳的通道广东相连，西部又与国外毒品流入量极大的云南毗邻，特别是近年来中越关系的好转和边境民间贸易活动的增多，使得走私、贩卖毒品以及吸食毒品的现象沉渣泛起，逐年增多。由于越南毒品泛滥，近邻的广西成为其倾销毒品的市场。据估计，每年流入南宁的鸦片在300公斤以上，而查获的仅有70公斤。同时，一些边民法制观念淡薄，贩毒的暴利使他们铤而走险，参与毒品犯罪的人数不断增加。据调查，某县有四个村寨90％的成年人参加过贩毒。边民私藏鸦片的现象也不少见。如1992年仅广西公安缉毒机关缴获的罂粟干果就达11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