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动群众和宣传党的禁烟禁毒政策方面，各地普遍开展了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禁毒宣传活动。编发禁毒简报，排演禁毒戏曲、快板、大鼓书，放映幻灯，举办展览。秧歌队、旱船队不断在街头巷尾巡回宣传。各地还普遍召开了干部会、各界人士协商会、群众座谈会、宣讲会、毒贩家属会，对毒贩的控诉会、公审会，以及烟民揭发会、毒贩坦白会，等等。如西北禁毒重点省份甘肃，禁毒重点城市兰州、天水成立了统战形式的禁毒委员会，动员了3270名干部、学生和积极分子参加禁烟肃毒的宣传工作。宣传期间，先后召开居民小组、烟民、毒贩家属等群众会议5560余场次，受教育群众达32万人，其中兰州市民受教育面达82％。两市群众发动起来后，积极检举，共提供毒贩线索8739条。福建省在发动广大群众的同时，还对福州、厦门、泉州、漳州、晋江、长乐、龙溪、平和等8个毒情严重的市县的制贩毒品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初步统计共有大小毒犯2179人。江苏省南京市在准备工作中共召开各种群众会议8847次，受教育群众达75万人，占当时南京市人口总数的85％以上。湖南省决定以沅陵、会同、永顺三个专区和长沙、衡阳、邵阳、常德4个市为禁毒重点。全省共抽调专职干部3887人，对9个市、84个城关镇、203个圩镇全面查禁烟毒。在禁烟宣传工作中，共召开群众大会1．86万次，受教育群众达259万人，全省共登记烟毒犯1．93万人。
随着统一行动的扩大和宣传工作的深入，广大人民群众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逐步被发动起来，积极参与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为宣传党的禁毒政策和毒品对人民、对国家造成的危害而大造声势，真正起到了给毒品犯罪分子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使肃毒运动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最终达到教育群众、制服罪犯的目的。据当时不完全统计，全国共收到群众的检举信131万余件，检举22万余名毒犯，从而震慑了毒犯，有34万余名毒犯前来自首，坦白悔过并检举他人。
四、具有雷霆万钧之势的大破案、大逮捕行动
在经过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公安部门的充分侦察准备工作，各重点地区贩毒集团和贩毒分子已被掌握的有利形势下，1952年8月初，公安部召开全国禁烟禁毒工作会议，部署统一行动。在党中央和公安部的统一部署下，8月10日前后，全国1202个禁毒重点地区开始了第一期大破案、大逮捕行动，8月下旬进行了第二期大破案、大逮捕行动，9月进行了以毒犯登记为主的第三期行动。
由于各省市发动群众和禁烟禁毒的准备工作进度不一致，大破案、大逮捕行动也有前后之别，但时间相差很短，最早开始大破案、大逮捕的是北京市。8月9日夜12时，在充分调查清楚的情况下，北京市公安局统一行动，一举逮捕毒犯328人。9月1日，在先农坛体育场召开了有4万群众参加的公审毒犯大会，依法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毒品犯罪分子。到1952年9月底，全市的肃毒运动基本结束，共捕获毒犯637人，登记毒犯8649人，收缴制毒设备10部、各种毒具700多件、毒品2300多两。
8月10日凌晨2时许，天津市公安局在重新审查逮捕毒犯名单和做好准备工作的基础上，开始了第一次集中逮捕毒犯的统一行动。至上午10时，在批准逮捕的150名毒犯中，共捕获145人，其中制毒犯4人、贩毒犯141人。另有5人离津未归，分别派人或电告外地追捕。9月3日凌晨，市公安局又开始了第二次大搜捕，共捕获大犯、主犯、惯犯301人。其中小工商业经理、行商经纪人、小手工业者、商贩117人，药房诊所经理、医师5人，店员、工人、散工57人，农民4人，机关企业内部职员13人，无业者及其他105人。9月8日，召开了全市公审毒犯大会，参加人数达42，000人。判处刘树仁等3名大毒犯死刑，立即执行；判处毒犯方向阳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判处郭龙文等二犯有期徒刑；张容真等二犯释放管制；另有5名当场教育释放。9月23日，市公安局又逮捕了最后的漏网分子。9月25日，天津的禁烟禁毒运动基本结束。这次运动从各方面共获取材料35，329件，掌握1950年以后仍有活动的大小毒犯3086名，其中逮捕大犯、主犯、惯犯677名，登记一般毒犯2409名。依据有关法律和政策，判处死刑10名，判处死刑缓期执行7名，判处徒刑420名，管制798名，教育释放87名，登记免予管制1764名，吸毒者兼有偶尔小量（5两以下）贩毒者1243名，一律进行教育，免予惩处；共缴获烟土5914两、烟膏471．6两、烟灰235．8两、料面494．8两、“白面”82．4两、醋酸122．3两、针剂吗啡655支、制毒原料100余两、制毒机器及制毒吸毒用具4230件；另外，查获赃款244．83万元、黄金157．17两、银元209枚，以及手枪8支、瓦斯枪1支、子弹6000余粒。
西安市对毒犯的第一次集中逮捕是在8月11日。是日凌晨1时，由公安干警、政府机关干部和高中以上学生组成的抓捕毒犯队伍共2000多人一起出动，每4人一组，每组捕获对象一名，同时配备8辆汽车运送毒犯。在天亮前的5个小时中，共逮捕毒犯318人，占拟第一期逮捕432人的75％。8月22日晚展开第二次大逮捕行动，当晚逮捕毒犯146人。两次大逮捕沉重打击了毒犯的嚣张气焰，在随后的毒犯登记工作中，登记毒犯近1000人，要求坦白的近2000人。
兰州市公安局经过缜密准备，于8月11日在全市采取集中搜捕毒犯的第一次行动。是夜共出动公安干部、警察、战士352人，逮捕毒犯115人（应捕122人）。缴获大烟80．2两，料面1．9两，制毒药品20两，制毒工具8件，贩毒账簿3本，黄金3两，金首饰14件，玉石4件，白洋435元，人民币（旧币）1130万元。8月12日至25日逮捕7人，8月26日第二次行动，逮捕55人，27日至9月3日逮捕4人。这两个阶段共逮捕181人，连同8月11日前准备时期逮捕的16人，肃毒运动以来共逮捕毒犯197人。肃毒开始至8月31日，共收缴大烟1086．98两，料面5．39两，制毒药品37两，大烟籽2斤，各种毒具158件。9月11日在全市第三次集中行动中捕获毒犯49名，多系大犯、惯犯和拒不登记、交代罪行的顽固分子。
中南全区的大破案、大逮捕行动于8月13日开始。当天，在全区121个禁毒重点地区同时展开大逮捕行动，7天内逮捕毒犯2192人，缴获毒品8540多两，收缴毒具1902件。其重点禁毒城市武汉在8月13日晚共派出210个行动小组，当晚逮捕毒犯206人。但由于当时武汉毒犯达5000多人，大多数毒犯没有被触动，故而毒犯对此次逮捕行动很不以为然，有的甚至躺在死人身上边吸毒边叫嚣：“老子吸给你看，卖给你看，看你把老子怎么办？”为此，市政府决定加大打击力度。同月29日夜，市政府集中大批警力物力进行第二次大逮捕，当夜逮捕毒犯917人。9月9日下午召开公审大会，当场宣判了20名证据确凿的烟毒犯，其中判处2人死刑，立即执行，其余各判1年以上15年以下徒刑不等。此举大大震慑了猖獗的毒犯，促使毒犯阵营迅速出现恐慌、分化局面，并很快彻底崩溃。在人民群众广泛的检举揭发热潮和“逾期不登记者加重处罚”的政策攻势下，毒犯为求宽大，纷纷登记坦白。当月全市共登记毒犯3236人，登记备查的历史犯4133人，主动登记的烟民5473人。到10月中旬，武汉禁烟禁毒运动基本结束时，全市所掌握的毒犯竟达10，241人，占当时全市总人口（128万）的0．8％，后经核实审查，不够毒犯条件应予处罚者占上述毒犯数目的80．5％。
广州市有准备有部署地组织专项统一行动是在8月12日晚上。当天，广州市禁毒委员会统一行动，动员了1895人，组成220个小组，破案194件，捕获烟毒犯294人，其中贩毒案件96件，188人；运毒案件10件，18人；制毒案件1件，捕获2人：开设烟馆案82件，捕获86人；缴获烟土146两、吗啡10两、海洛因12两等。
福建省的大破案、大逮捕开始于8月14日。这一天，该省8个禁烟、禁毒重点市县统一行动，一举侦破32件贩毒专案，逮捕233名毒贩，缴获鸦片2003两。随后，人民政府不给毒犯以喘息之机，于同月24日进行了第二次大逮捕。当日捕获毒犯73人，缴获鸦片3200多两，同时对贩毒情节严重但证据不足而且有可能逃跑的753名毒犯实行武装看管。9月上旬开始第三次行动，在群众已全面发动起来的有利形势下，大造舆论，迫使漏网的大毒犯和罪行较轻的小毒犯共3216人主动到人民政府机关登记。
南京市对毒犯的第一次大规模集中逮捕是在8月下旬。从8月11日开始，在群众已经发动起来的基础上动员毒犯主动登记，交出毒品毒具，认真悔过，人民政府给予自新之路。但大多数毒犯拒绝登记，少数犹豫观望，登记者寥寥无几。为了打破毒犯的顽抗、侥幸心理，8月下旬开始逮捕一批禁毒令公布后继续贩毒、数额巨大的现行犯，到月底共逮捕360人，占原掌握数2543人的14％，预捕毒犯无一人漏网。9月初又进行第二次集中逮捕，将那些假登记不坦白的、罪行严重兼有反革命罪行的惯犯、现行犯逮捕了350人，同时将273名情节较轻的毒犯集中看管起来。两次集中逮捕打破了大多数毒犯蒙混过关的幻想和拒不坦白的顽抗态度，在随后的毒犯登记工作中，出乎意料的出现了登记数字与日俱增的现象。到9月底共登记毒犯4942人，经核实合乎毒犯条件的3655人，不够毒犯条件的1287人。
在这次集中大破案、大逮捕行动中，全国共发现制造、贩卖、运送毒品的毒犯近37万人，正式逮捕8万余人，占已掌握毒犯的22％。共缴获毒品（折合鸦片）近400万两，各种制、贩、运、藏毒工具26万多件。
经过这一期轰轰烈烈的禁烟禁毒运动，在所有汉民地区基本禁绝了肆虐百余年的鸦片烟毒，改善了社会风尚，净化了社会环境，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提高了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当时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于1952年12月14日向毛主席、党中央和政府党组、政法党组作《关于全国禁毒运动的总结报告》时曾兴奋地说：“从各方面看来，这次的禁烟禁毒运动都是一次‘比较精彩的运动’。”
五、第二期禁毒战役的遗留问题及其解决
1952年开展的第二期禁烟禁毒运动结束后，其遗留问题主要有三个：一是大量吸毒者的戒瘾问题；二是农村存毒的收缴问题；三是偏僻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种烟问题。其中少数民族地区种烟吸毒问题尤为突出。为此，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52年12月12日颁布了《关于推行戒烟、禁种鸦片和收缴农村存毒的工作指示》，对戒除吸食鸦片、严禁汉族地区种烟、收缴农村存毒等工作作了明确详细的指示。对少数民族地区禁烟禁毒问题也作了明确规定，即“在少数民族地区，禁种、戒烟和收缴存毒等工作一律暂不进行。哪里可以进行，应该采用什么办法，在什么时候进行，由各大区公安部加以研究决定，报中央公安部批准后实施”。
各大区公安部在汉族地区禁烟禁毒工作取得根本胜利的鼓舞下，很快拟订出了在本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区展开禁烟禁毒工作的计划，经上报中央公安部批准，迅速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推行禁烟禁毒运动。于是，从1953年开始，少数民族地区的禁烟禁毒运动逐步展开。
甘肃烟毒产源之一的甘南，号称甘肃的“金三角”，是以藏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到1953年，种烟涉及3个县、4个区、40个乡、450个自然村，共1．1万多户．6万多人。1953年，甘肃省委省政府经反复研究，制定了“坚决禁种，慎重稳进，逐步根除”的禁毒方针，决定藏区重点抓禁种，民族杂居区抓禁制、禁贩、禁吸。1954年6月，甘南禁烟委员会成立，甘南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随即发布公告，宣布甘南全区全面禁烟、禁毒。同时，甘南全区抽调汉族干部、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头人等300余人组成工作组、武工队，分赴各产烟区开展工作。工作组和武工队深入产烟区禁烟禁毒时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在少数毒贩煽动下，一些地区聚众抗拒铲烟，阻截禁毒干部进村。反动毒贩扬言：“和尚来由女人圈，干部来由男人打！”“活佛可以不信，领袖人物的话可以不听！谁铲杀谁！”他们还猖狂地鼓动群众到民族上层人士的住处示威，打伤执行禁毒任务的解放军战士。党和人民政府在进行广泛充分宣传禁毒政策的同时，采取果断措施，抓捕了为首的破坏分子并绳之以法。到1956年底，全甘南累计铲除烟地38．5万亩，根除零星散种烟苗14万株，缴获烟毒1．2万公斤，使2411名烟民戒除了烟瘾，消除了西北的一大毒源。在禁毒过程中，人民政府一方面在宣传上充分发挥民族宗教领袖人物的号召力，另一方面在经济上及时向“弃烟还农（牧）”的烟民发放生产补助款420多万元和救济粮29万斤，并及时组织医疗队、贸易小组深入烟区，使烟区人民的生活和身体得到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