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后，为保护人民健康，恢复发展生产，彻底扫除长期祸华的烟毒，中央人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打响了新中国建立后禁毒运动的第一期战役。1950年2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以下简称《通令》），共8条，主要内容是：（1）各级人民政府应广泛宣传毒品的危害，在烟毒较盛的地区，当地人民政府要提出限期禁绝烟毒办法，并设立禁毒委员会，保证禁毒工作顺利进行。（2）从1950年春季起，在已解放的地区禁绝种烟；未解放的地区，军事一经结束，立即禁绝种烟；在少数民族地区，应斟酌当地实际情况，采取慎重措施，有步骤地进行禁种。（3）自通令颁布之日起，在全国范围内禁止贩运、制造及销售毒品，违者从严治罪；散存于民间的毒品，限期交出。（4）吸食烟毒者限期登记，定期戒除，否则予以处罚；各级人民政府卫生机关，应配制戒烟药品，对贫苦烟民免费或减价医治；在烟毒较盛的城市设戒烟所，戒烟戒毒药品的供应由卫生机关统一掌握，严防隐蔽形式的烟毒代用品。《通令》颁布之后，按照政务院提出的要求，各级人民政府与各人民团体紧密配合，积极行动起来，根据各大区的实际情况相继制定了禁绝烟毒的办法与措施。另外，烟毒泛滥比较重的省市，如贵州、甘肃、内蒙古、湖南、福建等省，贵阳、重庆、西安、南京、北京、天津、武汉、广州等市，先后颁布了适用于本省市的禁烟禁毒条例。
1950年3月21日，武汉市政府颁布了《关于禁烟禁毒的公告》，4月成立了武汉市禁烟禁毒委员会，发布了《烟毒瘾民登记办法》《奖励自报检举查缉烟毒办法》及《处理烟毒案件暂行办法》。
1950年5月，中南军政委员会公布了《中南区禁烟禁毒实施办法》。
1950年5月，天津市颁行了《天津市烟毒检查登记办法》。
1950年7月，西南军政委员会颁布了《关于禁绝鸦片烟毒的实施办法》，并于同年12月通过了《西南区禁绝鸦片烟毒治罪暂行条例》。
1950年7月16日，华北人民政府颁布了《华北区禁烟禁毒暂行办法》。
1950年9月22日，华东军政委员会颁布了《关于决定查获毒品之处理办法的通令》。
1951年1月25日，广州市人民政府制定发布《广州市禁烟禁毒实施暂行办法》。
1951年2月，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布了《西北区禁烟禁毒暂行办法》。
1951年4月，内蒙古颁布了《内蒙古自治区禁绝鸦片烟毒实施办法》。
1951年10月，东北军政委员会发布了《东北区禁烟禁毒实施办法》。
陕西省西安市人民政务委员会根据中央人民政府严禁鸦片通令的精神和该市各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决议案及西安市的具体情况，于1950年7月11日颁布了《西安市禁烟禁毒暂行办法》17条，规定由政府指定有关机关聘请社会各阶层热心公益人士，组织市禁烟委员会，协助政府办理有关禁烟禁毒事宜；为把禁烟禁毒造成社会运动，对于种植、运输、出售、吸食、制造、藏烟毒者以启发教育，必须发动各群众团体、机关、学校大力展开宣传工作，深入广泛宣传烟毒的危害，期以群众力量，启发烟民觉悟，达到自动禁绝。接着，9月28日，西安市人民政务委员会又通过了《烟民登记限期戒除办法》8条和《查缉烟毒暂行办法》18条。前者对习染烟毒的烟民，根据不同情况在戒除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后者则对各种毒品的查缉以及查缉人员的职责等作了明确的规定。
在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各地区随即开始铲除种植的罂粟，侦破制毒贩毒案件，查封烟摊、烟馆，焚毁毒品烟具，处决罪大恶极的毒贩，组织烟民戒烟，一场轰轰烈烈的禁烟禁毒的群众运动在全国波澜壮阔的展开了。
三、严厉禁种罂粟，断绝鸦片源头
1950年3月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发布《关于1950年春耕及农业生产指示》，特别强调严禁种植罂粟，已种植的强行铲除。各省、市、行署也分别向本地区发布严禁种植鸦片和铲除烟苗的布告，同时派出禁烟工作队赴各地“烟区”检查铲除烟苗工作进程。在严厉督促和查禁之下，不少种烟农民被迫自动铲除烟苗。
东南地区的福建省和广东省，虽然外来烟毒多，自种烟毒少，但种烟区多在深山密林，禁种和铲除难度很大。1950年9月，针对种烟季节已到，福建省政府强调禁烟工作以禁种为重点，各县长和区长亲自带领禁烟工作组，翻山越岭，搜索烟地，铲除烟苗。据种烟较多的福州、莆田、平和等25个县市统计，从1950年到1951年共铲除烟苗1676亩又4万株。广州市禁烟禁毒委员会配合土改开展宣传教育，组织不定时检查，彻底根除了种植现象。原种植罂粟的土地恢复种植了农作物。
西北地区的种烟大省甘肃在《通令》颁布后立即行动起来，各级政府普遍组织工作组，下乡宣传党的政策，动员群众铲除罂粟。到1950年6月，全省共铲除烟苗11万多亩。1951年春，又到了烟苗出芽季节，各级政府结合减租、土改和春耕生产等中心工作，克服种种困难，发动群众检查烟区，当年又铲除烟苗14．8万亩。铲除烟苗的工作在一些地区曾遇到很大的障碍。在以种烟为生计的“烟区”，反动毒贩公开鼓动群众以武力抗拒铲烟。特别是在甘肃种烟最多的兰州皋兰县湟惠区，在绰号“白蛇”、“黑蛇”、“无极蛇”等反动毒贩的主持下，当地群众制定了对抗政府禁烟法令的《种植公约》，准备了专人“坐牢”，大家保证“坐牢”者的家属衣食无缺。在“白蛇”、“无极蛇”的策划下，群众私自伪选了由毒贩组成的新城乡政府。毒贩把持当地城乡政权后，煽动群众集体出动，使用武力把被区署扣押的“黑蛇”劫回，气焰嚣张到了极点。在禁烟重点的皋兰县定远地区，省委派出的禁烟工作组一进入该区，就被受毒贩煽动的种烟户团团围困，大批种烟户的妇女老人拦住工作组，搂腰抱腿，无理要求允许种烟，免除铲烟。当地人民政府采取果断坚决的措施，抓捕了以“三蛇”为首的反动毒贩，最终铲除了烟苗。
在坚决铲除烟苗的同时，各级人民政府不误农时，帮助种烟农民改种当地适宜的农作物，并以贷款、贷种子的方式，及时解决弃烟种粮的“烟农”所面临的困难。在西南地区，为了解决烟农改种农作物的种子，人民政府向大面积种烟的地区一次性贷放了93万斤优质大米种子。
根据中央内务部的统计，到1951年春，在禁种方面已取得很大成绩。其中东北地区除热河省偏僻地区查出烟苗242亩并当即铲除外，全区已禁绝种烟；西北的青海、宁夏两省除藏民游牧区外已无种烟者，甘肃消灭烟地60％以上，陕西减少烟地55％；华北绥远省铲除烟苗17．4万余亩，约占原种烟面积的80％；西南地区解放前原有烟地1545万亩，经大面积铲除，减到600万亩。到1952年上半年，全国除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内地的偏僻地区尚有少量偷种外（产量约在15万～20万两左右，不到解放前年产量的0．5％），其余大部分地区种植大烟已成为历史。
四、查缴毒品，打击毒贩
在禁毒运动的第一期战役中，各地采取多种措施严惩了一批制造、贩卖毒品的首要分子，并大张旗鼓地公开宣判，在社会上形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声势。
在禁烟禁毒重点的西南地区的贵阳和遵义被定为禁毒示范区，同时各省、市普遍成立了禁烟禁毒委员会，区、县成立了基层禁烟禁毒领导机构，一般乡村则成立了禁毒小组。在重庆、万县、成都、贵阳、遵义、昆明等大城市举行了数千人或数万人的群众大会，当众焚毁的烟毒有55．4万多两，打碎的烟具达20多万件。昆明市两个制造毒品器具的私营工厂主动毁掉价值数百万元的烟毒器具。据不完全统计，在1950年的禁烟、禁毒运动中，西南共破获制造、贩卖、出售、运输毒品案件万余起，抓捕案犯万余人，判处烟毒巨犯死刑者37人，有期徒刑1000余人，缴获烟毒94．8万两，烟具22万件，查封烟馆5400家。
另一禁烟禁毒的重点西北地区的甘肃省从1950年起年年布置禁毒工作，发动群众铲除烟苗，组织瘾民戒烟。兰州、天水还成立了由各族人士组成的统战形式的禁烟禁毒委员会，以便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开展禁毒工作。陕西省西安市1950年10月召开焚毁烟毒大会，当场焚烧大烟1万两；1951年6月3日又召开万人群众大会，公开审判了一批烟毒犯，当场处决了2名大毒贩，焚毁烟毒6513两。从1950年7月到1951年6月，整个西安市共破获烟毒案件1361件，缴获毒品5351两。
中南地区湖南省的禁烟禁毒运动声势也很大。当1950年2月24日政务院《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发布之后，省公安厅即于5月26日按照中央通令精神和省委、省政府指示，发出《关于搜查反动分子偷运鸦片的通报》，组织指挥各地公安机关派出警力扼守交通要道严加查缉。为加大禁毒的力度，是年9月16日，由湖南省人民政府颁布《关于严禁种、运、售、吸鸦片的布告》和《湖南省贩毒制毒分子申请坦白登记办法》，规定“自1950年2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禁毒通令之日起，凡有贩运、售卖、制造烟毒行为之一者，均应向当地县（市）人民政府所指定的登记地点彻底坦白申请悔过自新，办理登记手续，并交出全部组织关系和现有毒品及制毒工具”。长沙市政府于1950年1月发布《关于禁止贩毒、吸食毒品令》。到1951年底，长沙市共查获贩毒案件12起，收缴鸦片1万多两，取缔烟馆26处。湘西地区到1951年底共缴获烟土2万多公斤，其中烟毒危害最深的龙山县即达1万公斤。湖南省芷江县判处3名罪大恶极的烟毒犯以极刑。到1951年底，武汉市公安部门处理烟毒案犯1396人，法院系统受理烟毒案件891起，处理烟毒案犯1243人。这段时间，共查处烟土229，205两，吗啡1723两，烟膏283两，料子252两和大量的醋酸毒水、烟具等物，初步控制了烟毒的泛滥。
在华东地区，烟毒泛滥重灾区的南京市在解放后的户口调查中，一方面注意搜寻大毒贩，一方面在登记户口时将吸售毒户列为特种户口，不断破获贩毒案件。政务院《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颁布后，公安机关加强了侦缉破案打击贩毒的工作。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5月南京解放到1951年底，整个南京市总计破获烟毒案3605件，抓获毒犯3671人，缴获鸦片烟土2万多两，烟膏、海洛因等其他毒品600两。
在华北地区的天津，到1951年10月共登记烟民1570人，已戒除了1039人，调验831人，破获贩毒案件953起，捕获人犯1．569人。这些案件，送交人民法院，依据事实处以徒刑和劳役，其中大毒枭石子文在镇压反革命的高潮中，被依法处决。北京、天津等华北6大城市1950年破获烟毒案件达8156件之多，给猖狂活动的毒犯以一定程度的打击。
在华南地区，到1950年底，广州公安机关共查破制造、贩运、贩卖、开馆的烟毒案3857宗，捕获烟毒犯罪分子2，113名，缴获鸦片21，948两。另据福建25个县市不完全统计，自1951年底共封闭烟馆133家，缉获贩毒犯198名，烟土5165两。
经过这一时期的打击毒贩工作，到1952年的“禁毒运动”前为止，东北、华北、华东、西北4个地区共缴获毒品，折合鸦片约24，473，308万两，迫使大量公开的贩毒分子洗手不干，少数冥顽不化分子转入地下；公开的烟馆经过严厉的取缔，在全国已经绝迹。
五、改造烟民，消除鸦片烟毒的消费市场
禁吸是禁毒工作的重要环节。在严厉打击制贩毒品的同时，各地还加紧进行烟民改造，采取的主要措施有：在规定日期内登记烟民；限定日期收缴散存于民间的烟土毒品；建立戒烟所，强制戒除烟民毒瘾；对戒毒烟民辅以相应的医疗卫生保障；研制戒毒药品，宣传戒毒药方；对生活困难的瘾民减收或免收医药费等等。为了改造烟民，督促戒烟，各大城市普遍进行了烟民登记工作，并以“公办”“私办”“互助”等多种形式成立戒烟所或戒烟小组，实行集体戒烟。西南不少地区还成立了“反赌博、反抽大烟、反懒惰”的三反委员会，以监督烟民戒烟，强迫烟民参加生产。其中重庆一市就成立了戒烟小组729个，据川西、重庆等地不完全统计，1950年先后登记的烟民有3万多人，当年戒烟的有1．3万人。烟毒泛滥重灾区西安市，按照1950年7月11日颁布的《西安市禁烟禁毒暂行办法》规定，要求吸食烟毒者立即向有关部门登记，限期戒除，拒不登记或逾期仍未戒除者，送戒烟所强制戒除。为便于开展戒毒工作，西安市指令各区成立了禁烟肃毒分会，市政府还拨出戒毒经费3千多万元，成立了两个戒烟所，对生活贫苦的烟民实行免费戒毒。另外，群众还自发成立了19个互助戒烟所。截止至1951年8月，西安全市共有3925名瘾民戒除了烟瘾。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统计，热河省吸毒瘾民1949年解放时有18万人，经过大规模禁烟，到1951年初已减至2万余人；察哈尔省1950年戒绝烟民3万人，绥远省的归绥、包头2市在已登记的9870名瘾民中，已有6518人戒除了烟瘾。其他各地的戒烟工作也日益形成社会运动，瘾民正在不断地大量减少。据北方的察哈尔、绥远、山西三省统计，烟民已从解放前的62万人减少到20多万人。
六、第一期禁毒战役遗留的问题
第一期禁烟禁毒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一些明显的成绩后，不少地方干部滋长了“差不多了”的思想，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之中，逐渐放松了禁烟禁毒工作。由于在第一期禁烟禁毒中对毒贩的打击虽然很严厉，但仍有许多隐蔽的毒贩没有查出，另有不少毒贩由公开转入地下。第一期禁毒运动遗留的问题主要有：
1．残存的贩毒行为时有发生，行动诡秘，危害极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