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主义自侵入我国以来，对中国实行毒化政策，依靠鸦片专卖制度来筹措军费和经营占领地，还成立了专门负责鸦片分配的机构“宏济善堂”。日军以汉口为中转地，通过汪精卫政府的行政机构等组织处理买卖鸦片事宜。同时，在日军占领区，强迫广大民众种植鸦片，制造各种毒品，对广大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渗透。鉴于此，很多根据地颁布命令，严禁私自栽种鸦片。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国防经济会议决议要求：各级政府要“教育群众禁种鸦片，在春耕中各劳动组织互相检查，如发现有种洋烟的群众，应立即铲除其苗，改种为正常庄稼，以增加粮食收成”。晋察冀边区发布的禁种罂粟命令指出：“播种罂粟，害国害民，早已悬为严禁。惟自敌寇进犯以来，厉行毒化政策，到处强迫播种。若不严加禁绝，将见生产日减，青氛口炽，影响抗战殊非浅鲜。今再重申禁令，彻底肃清，倘有偷种，一经查获，即按中央禁烟治罪暂行条例严重处办。”对于日伪蒙疆地区的鸦片供应地，我八路军也采取一切措施进行打击。1938年8月，贺龙率领的八路军第120师挺进大青山地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他们经常进击日伪蒙疆地区的巴音格勒盟和察哈尔南厚和县等地，大大破坏了日伪的鸦片收购计划。1939年夏，晋察冀边区建立后，向察南进军，致使当年日伪在察南收购的鸦片，只有预想量的0．6％。1940年后，晋察冀边区在晋南设立第十四专员公署，建立了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从而沉重打击了敌人在张北、崇礼等地的罂粟种植和鸦片征收。
4．教育与惩办相结合
在建立和健全禁烟禁毒的法律法规，对各种涉毒行为给予严厉打击的同时，争取和教育大多数。这一时期根据地所颁布的多种禁烟禁毒法规中，较有代表性的有1939年2月颁布的《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关于严禁播种罂粟的命令》、1941年7月15日颁布的《晋冀鲁豫边区毒品治罪暂行办法》、1941年11月1日颁布的《晋西北禁烟治罪暂行条例》、1942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查获鸦片毒品暂行办法》、1943年2月颁布的《山东省禁毒治罪暂行条例》等。这些法规一个共同的突出特点，就是对烟毒人犯在处刑上十分严厉，如《晋冀鲁豫边区毒品治罪暂行办法》规定，制造毒品者，处死刑；以运输毒品或包庇运输为常业的处死刑或无期徒刑；贩卖毒品的处死刑；吸食毒品者超过戒烟期限，仍吸食3次以上者，处死刑。再如《晋西北禁烟治罪暂行条例》中也明确规定，意图制造鸦片而栽种罂粟者，处死刑；贩运毒品者，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数量在200两以上者将处死刑，而军政工作人员犯法，则“加倍处罚”。《山东省禁毒治罪暂行条例》则规定，对制造、运输、意图营利为他人施打吗啡或设所供人吸毒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有瘾者限期戒绝，再犯者处死刑；公务员、军政人员包庇受贿、纵容毒犯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1939年～1941年，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分别颁布了《查禁种烟令》、《关于开展灭毒运动的命令》，一面严密稽查，不使“白面儿”等类毒品输入边区，一面开展拔苗运动，将所种植鸦片悉予根除，改种粮食。这些十分严厉的规定及其在实践中的执行，使得根据地的禁烟禁毒斗争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不仅边区内部的种植罂粟、贩毒、吸毒情形大为减少，而且有效地阻止了日占区毒品的渗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陕甘宁边区政府曾依据国民政府颁布的禁烟禁毒各项法令，参酌边区特殊情形，制定了《陕甘宁边区禁烟禁毒条例（草案）》于1941年颁布。此条例共24条，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之前制定的第一部较为全面的禁烟禁毒法令。
各抗日根据地根据本地区的客观情况本着教育与惩办相结合的原则制定了相应的法规，对表现不同的吸食、贩卖、种植鸦片者使用不同的刑罚，达到了改造罪犯、禁绝毒品的目的。在这方面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做法尤为突出。其一，对吸食贩卖毒品的间接参与者刑罚较轻，一般处有期徒刑或处以罚金。如抗拒禁烟禁毒公务之执行者和帮助或庇护他人吸食、注射及买卖、贩运烟毒者视情节轻重处以1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再如，对以鸦片及烟具供人吸食者，处2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3000元以下罚金。这些规定把毒品犯罪的直接参与者同间接参与者严格区别开来，定罪量刑符合实际。其二，对积极协助政府查禁毒品者减轻甚至免除其刑罚。法律规定，犯毒品罪之人犯若能供出毒品制造所、毒品窝藏点和贩毒品罪之主犯、他犯，因而有利于政府破获此毒品案者，可减轻其刑罚；对主动自首者可予以免刑。这一规定体现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一基本政策，其出发点是要通过对坦白者的从宽，对抗拒者的从严，达到教育群众，预防犯罪的目的。其三，对制造贩卖鸦片毒品的直接参与者的打击从重从快，一般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并剥夺公民权和没收全部财产。其四，对政府公务员、学校教师制毒、贩毒、吸食毒品者从重处罚。《晋冀鲁豫边区毒品治罪暂行条例》规定：公务员、学校教职员参与制造、贩卖、运输毒品者，依各该条最高刑处罚。《晋西北禁烟治罪暂行条例》也规定：军政民工作人员和办理公营事业者、学校教职员，直接或间接参与运输贩卖或有此意图而持有鸦片、罂粟种子以及以营利为目的，为他人提供鸦片、烟具和吸食场所者，加倍处罚，直至判处死刑。法律还规定，若公务员收受贿赂包庇纵容他人制造、贩卖、运输、隐藏、吸食毒品或放纵毒品犯逃脱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5．设立专门机构，加强对毒品的管理
各根据地根据自己的情况成立了缉私委员会，各分区成立了缉私队对私自贩卖、偷运毒品行为进行严格侦缉搜捕。有的边区政府还设立了禁烟督察局、督察处、禁烟局等，加强对毒品的管理。如1942年初，陕甘宁边区成立禁烟督察总处，由财政厅副厅长霍维德兼任总处长，并在三边、绥德、陇东、关中等地建立禁烟督察分处；晋察冀边区成立禁烟督察局；新四军的淮南抗日根据地则设立禁烟局。禁烟督察处等机关是禁烟禁毒的专门机关，有处置毒品和人犯之权。法律规定，查获烟毒时，必须将烟毒和人犯送交禁烟督察处，其他非禁烟机关不得私自处理人犯和没收毒品。禁烟督察处受理烟毒案件后，除将毒品妥为储藏准备销毁外，其人犯必须在24小时以内送交司法机关惩处。禁烟督察处等机关在打击制毒贩毒的同时，在吸毒人数众多的地方还设立了戒烟所，制造戒烟丸，收容吸食者，强制其戒毒。
6．实行循序渐进办法，逐步禁绝鸦片
在禁烟工作中，鉴于鸦片烟害流毒已久，群众受害甚深，积重难返，不能操之过急，采取了分别对待、循序渐进、逐步禁除的办法。在禁种方面，已经种的，华北抗日根据地政府要进行烟民登记，本年仍然允许其收割，但不许其随意出售。没有种的则绝对禁止再种。在戒烟方面，一般分两步走，对吸食吗啡、海洛因者实行严厉惩处，而对鸦片采取较为缓和的分期禁绝办法。根据吸毒者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在晋察冀吸毒者必须于1941年9月1日到村公所登记，25岁以下者，限3个月内戒绝；25岁～40岁者，限6个月内戒绝；40岁以上者，限9个月内戒绝。限期内未戒除者，将处以劳役和罚金，如再吸达3次以上者，处死刑。在晋西北根据地，要求瘾君子一年内戒除烟瘾，戒烟期间需购买政府提供的戒烟药丸。在陕甘宁，对60岁以上者较为宽容，戒烟期限为登记后的2年，而且，“倘因年老力衰经政府指定医生证明者不在其例”。这些规定充分考虑了不同年龄段的吸毒者的特点，较为客观可行。
7．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综合治理方案，在禁烟禁毒工作中效果显著
1943年9月边区政府根据吸毒的情况，提出综合治理方案。具体有七条办法：（1）对烟民进行登记，根据年龄大小，限期戒绝，各级政府要定期检查；（2）要求各地卫生机构全力协助；（3）烟民绝大多数为不事生产行为堕落的“二流子”，因此把戒烟与改造二流子结合起来，要用说服与强迫的方法，使他们卷入生产大潮，在劳动中提高自己的觉悟；（4）发动全社会与家庭全体成员对烟民进行劝戒工作，抓典型树模范，如果丈夫不听劝告，妻子有权管理家庭财物；（5）实行戒烟竞赛，政府奖励；（6）对破坏戒烟之人，依情节轻重予以法办。（7）把戒毒工作纳入政府工作议程，并作为考核各级政府政绩的内容。这项综合治理方案由于方法得当，吸毒、贩毒得到了有效控制，效果显著。
8．奖励群众禁毒，推动群众性禁毒运动
各抗日根据地政府一方面注重宣传教育，让人人都知道烟毒的危害以及政府禁烟禁毒的法律法规；另一方面在组织上设立戒烟专门机关，广泛吸收党政军民学生参加，掀起声势浩大的禁烟禁毒运动。在对禁烟斗争中表现突出的或有贡献的，各抗日根据地都规定了奖励办法。在陕甘宁边区，法律规定：查获烟毒不满50两者，每两以20元给奖；50两以上不满100两者，每两以15元给奖；100两以上不满500两者，每两以10元给奖；500两百以上不满千两者，每两以5元给奖；千两以上者，每两以2．5元给奖。查获烟毒数量越多，虽然单位奖金的数额在减少，但奖金的总量在不断增加，这是有吸引力的。法律还规定，群众个人或团体亲自查获烟毒案件并送交禁烟督察处或当地政府者，给予奖金全部。事前获悉、及时向禁烟督察处或当地政府密报，使政府缉拿毒品人犯者，给予密报人1／3的奖金，其余2／3奖给协同办案的出力群众。这些奖金经禁烟督察处核准后，领奖人可随时向禁烟督察处或当地政府领取。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对群众中查禁烟毒有贡献者的奖励办法略有不同，奖金来自政府禁烟禁毒中依法取得的罚金，奖金分配时偏重于群众举报中的个人。报告人为民众者，以罚金的20％奖励之；如为机关、部队、群众团体的人员，则只以12％的罚金奖励。这些规定对鼓励群众举报制毒、贩毒、吸毒者并协助政府查毒禁毒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9．帮助吸食鸦片毒品者戒毒并扶持其生产
中国共产党和各抗日根据地政府在干部群众中进行动员工作，让群众来关心吸毒者，帮助他们恢复生产。这一工作在晋察冀推行得极为出色。不少民众主动为戒毒者代耕，推动他们戒毒。对不愿主动戒毒的，本村群众对其实行严格的集体生活，如集体吃饭、劳动、休息、睡觉等，让其没有接触毒品的机会。与此同时，群众还积极配合戒烟所对严重吸毒者实行强制戒毒。在这样严密的监视和教育一段时间后，政府便帮助戒毒者订立生产计划和介绍他们找工作做，要他们积极参加生产，按期完成生产任务。同时，政府也替他们适当地解决生产生活困难，如借贷粮食、种子给他们。这种办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晋察冀寿、榆地区，仅在所调查的5个村子中，短短的时间内就有59名男子、14名女子戒了毒。对这73个戒毒者来说，每年可节约粮食441石。这使戒毒者大为感动。一个吸了数年“料子”的人戒绝后向村干部说：“你们比我的亲生父母还关心照顾得周到”。另一个戒绝毒瘾者兴奋地说：“共产党、八路军用救人的办法把咱们征服了。共产党简直是神仙，把我们从毒井里救了出来”。开展群众性禁毒运动后，政府从公粮和村款中拨出26石粮救济难民、100石粮和部分钱款贷给贫苦村民，以解决春耕中的困难。在政府的关心帮助下，寿、榆各地鸦片、毒品禁绝，生产蓬勃发展，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总之，在抗日战争时期，各抗日根据地的禁烟禁毒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各根据地通过禁种鸦片，铲除敌伪迫种之烟苗等措施，减少了鸦片原料的来源，从而使烟田减少、粮田增多，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大批烟民戒除多年烟瘾，放下烟枪参加生产。察哈尔、晋北地区原为蒙疆鸦片种植地，烟民人数众多，据1940年～1945年不完全统计，吸毒人数达33万余名，约占总人口的13．3％。为帮助烟民戒毒，民主政府在各城镇举办戒烟病院，农村普设戒烟所，到1946年7月，已有12万烟民戒脱毒瘾。在陕甘宁边区，1939年至1941年6月，共破获了烟毒案件1157件，到1943年减少到200多件，1945年春只有几十件，烟毒案件逐年下降，吸毒、贩毒人员比例大大减少，吸毒贩毒现象得到基本控制。抗日根据地的禁烟禁毒斗争对于抑制日本帝国主义的毒化政策，保障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维护抗日根据地的安定团结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解放战争时期的禁烟活动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于1946年6月26日命令国民党军队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全面内战爆发。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仅用一年的时间，就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各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人民解放军转入了战略进攻，解放区也成倍扩大，原来分散的根据地逐渐连成一片，形成了西北解放区、华北解放区、东北解放区、中原解放区和华东解放区。由于新解放区与老区不同，它曾是日伪和国民党统治的据点，反动组织比较严密，反动势力也比较顽固。走私、贩毒现象亦比较猖獗。于是，各解放区军民在积极支援人民解放军作战的同时，禁烟禁毒工作在各地也广泛展开。
日寇投降后，滞留在敌占区的毒品从各种渠道渗入到陕甘宁边区。同时，国统区也不断向解放区大肆贩卖和走私鸦片烟毒。针对这种情况，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了专门的查缉机关，边区政府下设查缉委员会，分区设立查缉分会，负责查缉鸦片、吗啡、海洛因等毒品。1945年10月13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公布了关于设禁烟督察局的决定。许多解放区都是由第一、二把手直接负责查缉工作。
针对解放区个别地方出现的再度栽种鸦片的现象，许多根据地和解放区都发布了有关禁烟禁毒的布告、决定，制定了相应的禁烟禁毒法规，要求立即调查实情，严厉铲除，并防止再种。1945年10月17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发布了《关于禁种罂粟禁运禁卖毒品的布告》；1945年11月21日，晋察冀边区制定了《鸦片缉私暂行办法》，12月3日又制定了《戒烟暂时办法》；1946年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查缉毒品办法》；1949年7月苏北区政府也制定了《苏北区禁烟禁毒暂行办法》。这些措施加大了对涉烟、涉毒犯罪的惩治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