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禁烟运动的原因和准备
一、土烟取代洋烟地位，致使鸦片烟祸进一步加深
（一）罂粟的大量种植标志着近代中国鸦片本土化的开始
伴随土烟生产的发展，洋烟在中国市场的统治地位受到冲击。从史料记载看，自19世纪70年代始，土烟已开始排挤洋烟了。1874年，上海的英国领事就曾预言：不久的将来，土烟将可增加并满足中国人的需要，那时的英国要么停止“印土”输华，要么削价与中国鸦片竞争。那时，英国曾计划扩大印度罂粟的栽培，以增加对华出口而增加财政收入。但由于印度政府向烟农支付的预付金，对烟农没有什么吸引力，而使扩种计划落空。与此相反的是中国土烟的急速增长。此后，自产鸦片逐步替代进口鸦片，成为国内鸦片消费市场的主要来源。
根据万湘潋的《云南对外贸易概观》中《蒙自海关税务司报告》称，19世纪末20世纪初，云南土烟每年出产7万担以上，“每岁约卖五万担，迤南约卖三万一千余担，迤东约卖八千余担，迤西约卖一万一千余担”。其中马屎土（饼子土），3000余担运往广东；封子土（包子土）36，000余担运往两湖地区；个子土9000余担运往两广地区；块子土2000余担运往广西。根据该报告，云南外销他省的鸦片共值银1000万两，云南土烟比印度土烟价格便宜50％～80％左右，因此，云南土烟逐渐成为沿江沿海地区的鸦片主要品种了。而这一时期四川的鸦片产量则居全国首位。如1906年，四川土烟产量23．8万但，占全国总产量的40．7％。四川土烟外销各地，成为川省最大宗的外销商品。1900年前后，川省出口商品价值3000万海关两，其中鸦片就达1200万两，占40％。
由于土产鸦片成本较低、价格便宜、买卖方便，且口味适合国人，因而受到越来越多瘾民的欢迎，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这使得外国进口鸦片数量从1880年后有所减少。这一状况在甲午战争后尤为明显。这一时期，在清政府的提倡下，经过长期的摸索，罂粟栽培技术不断提高，品种改良，种植地区扩大。19世纪的最后几年，土产鸦片的生产更为发达，鸦片产量比19世纪80年代增加。于是在土烟的排挤下，洋烟的进口量在1880年（一说1879年）达到高峰以后，逐渐跌落。1895年一1900年间，洋烟进口徘徊在每年5万担左右，其中以1899年的59，100担为最高，但没有超过1894年的63，051担，更比1880年的87，700担减少了一半。1902年后每年虽超过5万担，但最高的年份是1903年的58，478担，连1899年的数量也没有达到。据统计，1905年进口鸦片数量为51，890担，与1879年的83，051担相比减少了31，161担。正如1891年上海海关税务司裴式楷（R．E．Bredon）在关于1882年～1891年海关十年报告中所说的那样：“外国鸦片消费量的减少，是由于土产鸦片供应的增加。”进人1892年至1901年第二个十年间，经上海海关进口鸦片的数量依然呈下降势头，“进口数量只有十年前的四分之三左右”，同大约30年前占贸易统治地位的情形相比，“这是一个惊人的变化”。当然，在1880年以后，进口鸦片逐渐减少，还与进入中国的英美工业品的增加，以及印度实行金汇兑本位制有关。
土烟替代洋烟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土烟在全国形成了有效的供销网络，占领了传统的洋烟市场，并逐渐使洋烟滞销，进口萎缩。不论从品位方面，还是在价格方面，土烟以价廉、质优、量多居于优势，输华百年以上的印度烟土，在价格上难敌中国土烟而日趋衰落。二是自1882年以后，半个世纪以来，一直被洋烟垄断的沿海地区市场，也逐渐被土烟所占领。三是土烟不仅满足了国内千万瘾君子的需求，还出口海外。仅据蒙自海关税务司的报告，19世纪80年代起，云南鸦片的出口增长迅速，1889年为15担，1892年为232担，1894年为638担，1900年为1427担，1904年为2958担，1906年为4012担。
中国近代贸易史上，棉纱、棉布、鸦片为大宗物品，而最早完成进口替代（即以国内生产的物品代替进口的物品）的是鸦片。棉纱1903年、1908年的自给率分别为11．31％和23．93％，棉布1911年的自给率为9．1％。而土产鸦片自19世纪70年代迅速发展，80年代以后，在国内市场逐步取代了进口鸦片，成为清代惟一“成功”的进口替代产品。90年代后期，全国每年鸦片产量高达60万担，是同期进口鸦片的10倍。土产鸦片的迅速增长，意味着鸦片本土化的完成，到1906年土烟的自给率已达91％。
（二）烟毒泛滥的进一步加剧
随着土烟大量替代洋烟，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烟毒泛滥进一步加深。
首先，罂粟种植遍布全国。到了19世纪末，罂粟的播种在全国各地迅速扩展。阳春三月，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到处是罂粟花开的景象。山西、陕西、甘肃、黑龙江、江苏、浙江、福建和云贵川三省都是最盛之处。且各地种植各具特点：植烟最红火的当属西南三省。贵州因其自然环境，农业本不发达，可谓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人无三分银。但罂粟的栽培却是一个例外，“开垦之地半种洋烟……查种烟为近来民利大宗，积习已久，骤难改变”。由于贫困，黔省民众无钱吸食，其所产之鸦片，多出口外省。四川“鸦片之产额，位全国之首。川省百四十余州县，除边厅数处，几无一地不植鸦片者”。全省年产鸦片的总值达3500万海关两，其中输出省外的达1200万海关两，为全国最大的产烟区。北方的种植区域此时大大扩延。如山西全省以太原、榆次、交城、文水、代州、归化等地罂粟种植为最盛，仅永宁、黎城一带，罂粟面积就达35万亩。其所产之鸦片运销天津，为“土药中顶高之货”。1904年，全省的土药税233，496两，为全国土药税收的12％。陕西的民众与山西相同，“自种自吸，不假外求”。据记载，陕西的烟地1906年有统计的已达53万亩。甘肃的临夏地区1899年始植罂粟，地方政府即以每亩3钱至1钱2分的额度征税，当年即征得烟税500余两，此后逐年提高。罂粟种植面积亦逐年扩大，到1900年前后，此地已成红白罂粟的世界，收割大烟的季节，商贩云集，奔向临夏的大烟集市。南方种植较北方更盛。江苏的徐州仍是最著名的产烟区之一。安徽的罂粟种植也极广，仅凤阳府、颖州府和徽州府三地每年所产就达4万～5万担。在福建，农民争种罂粟而弃晚稻和其他农作物。1902年，仅同安一县产土烟2130担，次年又增至4008担，全省产烟达2万担。1900年前后浙江省罂粟种植面积达473700亩。罂粟种植面积在全国范围的普遍扩大，造成农业生产衰退，使自命崇本抑末、以农立国的清政府面临粮食歉收不敷民食的局面。
其次，各类烟馆遍布城乡。洋烟和土烟运至城乡，经土行、烟馆和燕子窝等店销售。土行又称土栈，是鸦片的囤售之所，一般可零售，可批发。据说在上海最初开辟为商埠时，有一潮州人郭子彬，开设了鸿泰土栈，这是上海土行的开始。而郑四太爷创办的郑恰记土行也是信誉颇佳，久负盛名，其在国民党实行鸦片专卖前，始终是上海最大的土行之一。除了郑、郭两家以外，郑永康、郑宝成、郑宝泰、李裕康、陈源大、陈有利、蔡益源等，都是潮州籍的沪上鸦片巨商。他们从怡和、沙逊、哈同及后来的洋药公司购进烟土，加工成熟膏，以批发或零售方式在上海英租界、华界及浦东等地区销售。由此，上海的鸦片市场被以郑、郭为首的广东潮州籍的烟商垄断达60年以上。烟馆又称烟膏店，最晚在清雍正年间已出现，盛于1909年以前。其业务是熬制并售吸烟膏。生鸦片须经熬制，否则是不能吸食的。熬制烟膏经沿袭继承，形成不少派别，尤以“广帮”最为出名。烟馆除了熬制和零售烟膏外，最主要是供客人吸食。烟馆大小不一，小的只有一张烟榻，规模大的则有数以百计的烟榻。晚清烟馆极其发达，小城市近百家，大城市上千家，数量众多，规模相当大。各种档次不同的烟馆遍布全国城乡。据1872年《申报》的粗略统计，上海大小烟馆有1700余家，人称“上海烟馆甲天下”。1906年重庆有烟馆860家。就连吸食风气不那么盛行的湖南长沙也有烟馆554．家。安徽芜湖，“烟馆甚多，其最大者为郑和、成游、三合等数家，灯以百计，每日就烟百两，亦云巨矣”。售烟所，俗称“燕子窝”，是一种低级烟馆，出现于清末，自辛亥革命后盛行一时。时人有以打油诗讽刺之：“燕子窠，孵燕多，数榻横卧如燕窝，烟泡敷在烟枪上，状如燕子衔泥做燕窠（烟枪上的烟斗状如燕窠）。吱吱呱，吱吱呱，吞云吐雾乐乎乎！燕子营窝才称道，人做燕窝命呜呼！”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因迫于禁烟舆论，土行、烟馆不能公开存在，所以私设的烟铺——燕子窝便急剧增加起来。其得名于上海，时人谓燕子专喜衔泥土筑窝，而瘾君子们也整日“土”不离口，奔波于寓所与烟馆之间，如燕子一般，故称其吸烟场所为“燕子窝”。据说上海法租界曾是燕子窝的天下，1927年左右法租界的燕子窝至少已有6000余家，到1928年，根据中华民国拒毒会《拒毒月刊》记载，更达8000余家。还有一种花烟间，始于同治年间。这是娼妓卖淫与吸食鸦片烟兼备的场所，其特色是有妓女侍奉烟客过瘾。这些烟妓比雏妓低一等，但并非最下等娼妓，鸦片烟却均是臭不可闻的劣货，但价格比较低廉，因此，车夫、跑堂、店员、小商人等经常光顾此处。来客不花大钱，就可以达到过烟瘾和嫖妓之双重目的。
第三，毒品种类增加。近代以来，侵害中国人民的毒品基本上只有鸦片一种，因鸦片所含的生物碱仅20％左右，所以对人体的毒害比较缓慢。但到清末，外国最新制作的毒品种类逐渐侵入中国，从而使中国的毒品危害更加惨烈。同治年间，吗啡作为戒烟药而输入沿海城市。“金丹”是一种固体化的吗啡类毒品，颜色呈金黄，自清末进入中国后，因其价格较低廉而日益受到染有烟瘾的下层民众的欢迎。与吗啡相似，海洛因最初也是以戒烟药的形象进入中国的，各地的西药房几乎都出售海洛因，有的医院甚至用吗啡和醋酐合成海洛因，大量出售。海洛因为白色粉末，人称“白面”、“白粉”，吸法简单，但危害尤烈，吸食数次便已上瘾，且难以戒除。时人指出：“最毒无如海洛因，吗啡虽烈逊三分。高居鸦片、‘红丸’上，北地人多‘白面’称。”由此可见，自清末起，中国的毒品消费已由单一的鸦片发展为多样毒品竞争的局面。由于吗啡、海洛因等对人体的危害更烈，因此，中国的毒祸也更加严重。
第四，烟民数字惊人。鸦片自唐代传人中国后，最初中国人只是吞其籽、食其壳。另据史书记载，明中叶后，鸦片由药用品衍变为享乐的奢侈品，成化年问（1465年一1488年），已有街市上贩卖鸦片的记载了。到了正德年间（1506年～1522年），在广东、福建沿海，当地富绅地主食用鸦片已屡见不鲜。万历年间（1573年～1620年）出现了民间“吃”（吃，指吸食——笔者注）鸦片者。明代后期，不仅在京城与宫廷日益盛行，而且民间食用鸦片者也日众。总之，最晚在明后期，已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鸦片吸食者，因为缺乏统计数字，这一时期，究竟有多少烟民，目前我们还无从知晓。进入清代以后，据学者龚缨晏在《鸦片的传播与对华鸦片贸易》一书中认为，“乾隆时鸦片吸食现象主要还是局限在沿海的福建、广东一带，其他地区则不多见”。“鸦片的吸食并不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另外，从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来看，1767年之前，每年进口的鸦片为100箱到200箱之间，此后，每年进口的鸦片约1000箱。进入嘉庆年间（1796年～1820年），每年进口的鸦片才上升到2000箱。所以在18世纪，中国吸食鸦片的烟民仍是有限的。这从1729年到1796年，雍正、乾隆皇帝多次颁布的禁烟令中没有一项是针对吸食者的可见一斑。说明当时吸食现象并不十分严重，烟民数字极为有限，尚未引发社会问题。历史进入19世纪30年代后，伴随急剧增加的外国鸦片以及土产鸦片，鸦片烟毒开始在古老的东方帝国大肆泛滥。其时鸦片的分销遍及18个省，吸食者遍布全国。苏智良根据李圭《鸦片事略》记载，鸦片吸食者每年消耗的鸦片烟膏以5斤计，推算出鸦片战争前夕，即1835年前后，中国吸食鸦片者在200万人以上。19世纪50年代这一人数增至300万人以上。到80年代烟民约200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5％。19世纪末20世纪初，城乡民众吸毒之风日益炙烈。出产鸦片的地区，不仅成年男子绝大多数染上烟癖，就连妇女儿童也不能幸免，家家都有鸦片烟具。富裕人家，以买食“洋药”夸耀乡里。下层劳动者以土药为消费对象，多数人把吸食鸦片当成消除劳累的一种刺激品。鸦片烟馆遍及城乡，为吸食鸦片者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从白发老人到三尺幼儿，从王公贵胄到士农工商，从瘪三乞丐到家中宠物，均为千千万万吸毒者中的一员。慈禧太后吸食鸦片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大学士瞿鸿机、睿亲王魁斌、庄亲王载功、都御史陆宝忠、副都御史陈名侃、外务部侍郎唐绍仪等人都是烟瘾很大的烟鬼。就连专门著书立说，反对吸食鸦片的张之洞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瘾君子。各省督抚衙门同样吸食鸦片成风，例如，贵州巡抚庞鸿书、学政陈骧、布政使松堮、按察使严隽熙，竟然全是鸦片的俘虏。各府、州、县衙门吸食风气更盛。据1910年的一项统计称，全国戒吸鸦片烟的官员有1万人。尽管这不是吸食者的实有人数，但足以说明官场吸食鸦片的普遍程度。军队吸食鸦片的现象也很严重。福建的清军“嗜好者几于十之六七”，成都的清军更是“沾染殆遍”。
关于全国吸毒者的数量，据英国驻华公使统计，道光、宣统年间，全川吸食鸦片烟者为315万人，其中17％，即54万人已成瘾。实际情况不止此数。全国吸食鸦片人数，我们仅以1905年～1906年为例，做一分析：1905年中国进口鸦片为5，189，000斤，次年中国土烟产量为58，480，000斤，两者相加共计63，679，000斤。鸦片吸食者以每日需食烟膏2钱计，一年约需5斤，全国计有鸦片瘾者1300万人。如再加上吗啡、海洛因等瘾者，估计全国的吸毒人数超过2000万人。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