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大时期，从1800年开始直到1821年为止。这一时期鸦片主要通过澳门与黄埔走私进入中国，由于种种原因，有时以澳门为主，有时则以黄埔为主。从事对华鸦片贸易的除了原来的葡萄牙人、英国人外，还多了美国人。走私方式也是多种多样，除了传统的经澳门输入中国外，也有的偷运进黄埔，或者与中国官员勾结起来公然走私，等等。在这一时期末，出现了作为流动仓库的趸船。1821年，由于叶恒澍事件的发生而使清政府进行了一次严厉的查禁鸦片走私运动，从而宣告这一时期的结束。这一时期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约为4000箱左右。
第三大时期，从1822年开始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为止。这是对华鸦片贸易的高峰时期。这时的鸦片走私以伶仃洋为基地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鸦片运输与走私体系。就贸易方式而言，除了在伶仃洋上的直接交货外，还发展起来了沿海走私贸易，成为这一时期的另一种走私贸易形式。同时，有些外国人还尝试着以种种方式将鸦片直接运进黄埔，而这也是以伶仃洋为基地的。由于完整的鸦片走私体系的建立，由于“大土”（即孟加拉鸦片——引者注）与“小土”（土耳其、波斯和麻尔洼所产鸦片在中国的统称——引者注）的商业竞争，由于高速运输船“飞剪”快船的出现，使这一时期输入中国的鸦片成倍地增长：1827年前平均每年7000多箱，1830年到1834年平均每年20，000多箱，在鸦片战争前的几年中平均每年达25，000箱左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1834年为标志，这是鸦片贸易史上的一个新时代——既是旧的犯罪时代的结束，又是新的、更大规模犯罪时代的开端。1834年4月22日，根据英王威廉四世的敕令，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宣布终止，其对中国的贸易独占权被取消，原来由东印度公司垄断的鸦片贸易完全向私商开放。于是从1834年开始随着东印度公司的撤离，大批鸦片贩子涌入中国。广州的洋行由1833年的66家迅速增至1837年的156家，这些洋行几乎全都不同程度地参加了可耻的鸦片走私。从此，鸦片走私进入了更加猖獗的时代。
总之，如果没有鸦片，西方商人就没有资金购买中国的丝绸和茶叶，正常贸易也无法开展。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贸易是外国资本主义打开中国市场进行正常贸易的补充和先导。然而，鸦片贸易是以有害毒品来换取中国的丝绸和茶叶，它仰仗殖民主义的军事优势，用走私、行贿、欺诈等手段进行，完全违背了中国人民的利益。鸦片贩子在其本国政府支持下，采取偷运和武装走私的手段破坏清政府的禁令，又用贿赂收买清政府官吏，使得鸦片通行无阻。这种毒品生意给英美资产阶级带来了巨额利润，其中一部分以各种形式流回西方，成为西方资本原始积累的组成部分；一部分成为在华外资企业发展的基础，著名的怡和洋行、沙逊洋行都是以贩卖鸦片起家的。18世纪末19世纪初，因英国政府顽固推行对华鸦片贸易政策，导致中英两国关系日益恶化。
（三）鸦片贸易的后果
英国对华鸦片贸易给中英两国带来完全不同的后果。
一方面，英国对华鸦片贸易给英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提供了巨额财富。
其一，对华鸦片贸易给东印度公司与英印政府带来巨额利润和财政收入。东印度公司向印度烟农支付的鸦片生产费用，加上鸦片加工费，少许运输费用与销售费用，构成鸦片的生产成本。鸦片销售价格远远高于他的生产成本，两者之间的差额就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利润。
其二，对华鸦片贸易是英国鸦片贩子的摇钱树。鸦片在中国市场销路好，价格高，每箱印度上等鸦片在中国的售价最高时达2500元，麻尔洼烟也能卖1500元，况且因鸦片在中国是违禁品，走私鸦片，不用上税，利润更为可观。许多英国鸦片贩子均因从事鸦片走私贸易发财致富，大鸦片贩渣甸同马地臣合伙开设的“怡和洋行”，仅仅10年时间就从鸦片走私贸易中获利300万英镑。渣甸成为百万富翁，回国后当上了国会的议员。
其三，对华鸦片贸易是英国工商业资本家获取高额利润的重要手段。中英贸易是一种三角贸易，其程序是英国将工业品的一小部分直接输往中国，大部分输往印度，印度人购买英国商品的能力，是由印度对华鸦片贸易决定的。鸦片贸易兴旺，印度人购买力提高，英国工业品才能畅销，对华鸦片贸易有助于扩大英国工业品在印度的销售市场。
其四，对华鸦片贸易有利于增加英国政府的财政收入。鸦片是英国商人换取中国丝、茶等产品的重要手段。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有利于赚取更多白银，购买中国丝、茶之类的产品，随着丝、茶进口量的不断增加，英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也随之增长。仅茶税一项，1833年英国政府即收入330万英镑。
另一方面，英国对华鸦片贸易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无穷的祸患。
其一，鸦片贸易造成白银大量外流，改变了中国长期对外贸易的出超地位。随着鸦片走私的日益猖獗，白银外流的数量也日益增加。19世纪30年代的10年间，中国支付贸易逆差所流出的银元，平均每年七八百万元，合白银为五六百万两。以鸦片输入量最高的公元1838年～1839年为例，输入鸦片35，500箱，按当时平均售价每箱650元计算，共计2308万元，合白银1660余万两。这个数字，接近清政府每年总收入的1／4。鸦片内流，白银外流，不仅加剧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而且“银荒”给人民带来了更加沉重的负担，因为他们出卖劳动力时得到的是铜钱，购买货物及缴纳赋税则必须用银两，而白银贵铜钱贱使他们的负担增加了30％～60％。
其二，鸦片贸易加速了清政府的政治腐败。马克思指出：“中国人在道义上抵制的直接后果是英国人腐蚀中国当局、海关人员和一般的官员。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被偷偷带进了天朝。”鸦片烟贩对中国官员的贿赂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嘉庆年间（1796—1820），两广总督兼代理关务的百龄从每箱鸦片中能得到40元的好处费。道光时，两广总督李鸿宾每月收贿银36，000两。英商还收买了水师副将韩肇庆，让韩用兵船代运鸦片，每万箱中送给韩几百箱。甚至朝廷里的大官如以军机大臣穆彰阿为首的许多大臣也从鸦片走私中大捞外快。不仅如此，鸦片烟毒还严重侵蚀着整个统治机构。1831年刑部奏称：“现今直省地方，俱有食鸦片之人，而各衙门为尤甚，约计督抚以下，文武衙门上下人等，绝无食鸦片烟者，甚属寥寥。”不仅许多文官武将成了“大烟鬼”，而且宫廷内部也发生了吸食鸦片的现象。据传说，道光皇帝（1782—1850）本人也一度染上鸦片烟瘾。鸦片还深入到清军骨髓。清军包括20万八旗和60多万绿营官兵，其“将备兵丁内，必有吸食鸦片烟者”。据吉林将军祥康指出，在沿海7省的官兵中，不抽鸦片者已是例外。他们出征常身带两杆枪，作为武器的长枪常常生锈，而一杆烟枪却油光发亮。1832年，两广总督李鸿宾所部在连州镇压所谓“瑶乱”之战中惨遭失败，充分暴露了清军因吸食鸦片而导致的委靡腐化。鸦片贸易使清政府吏治愈加腐败，军队更加失去战斗力，进一步加深了社会的经济、政治危机。
其三，鸦片泛滥大大削弱了中国社会有限的购买力，造成了工商业的普遍萧条和衰落。中国社会的购买力本来就十分有限，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下，农民不仅生产所需的农产品，也生产自己所需的手工业品。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压迫，使得农民和手工业者仅能维持简单的再生产，只有年成稍好时，才有可能出售部分农产品以换取其他生活必需品。因此，社会购买力主要是由城市居民维持生存消费和富有阶层享受消费的需要而构成，以此来带动社会生产。鸦片泛滥，使这一有限购买力的大部分被鸦片吸纳。在广州，负责进出口贸易的行商，在鸦片战争以前，即已有“百行生意，转动愈难”的感受。某位公行商人在1834年曾说：由于银两日少，“各货滞销，损多益少……如遇一货而稍获微利，实近来罕见罕闻之事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情况大致如广州。林则徐曾在1838年对苏州和汉口的商业做过调查。调查后他曾说：“苏州之南濠、湖北之汉口，皆阛阓聚集之地……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仔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之数，问其一半售于何物？则一言以蔽之，日鸦片烟而已矣。”工商业是鸦片战争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比较集中的领域，由于购买力的下降，经济活力的减弱，工商业出现倒退、衰落的现象，无疑是对中国稚嫩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摧残，其后果是难以估计的。
其四，鸦片的泛滥严重摧残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当时清朝统治下的全国各地，从沿海地带的广东、福建、浙江、山东、广西到西北的陕西、甘肃、山西；从南部的云南、贵州到北部的黑龙江、盛京（清留都，今辽宁省沈阳市）、直隶（旧省名，今河北省）、天津、北京，无不弥漫着鸦片烟毒。随着烟毒的蔓延，吸烟恶习波及到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吸食者不仅有和尚、尼姑、娼妓、优伶（旧时称戏曲演员），甚至包括手工工人、商贩、车夫、轿夫和船民。道光十五年（1835年），全国有200万人吸大烟（即鸦片），沾染烟毒者不下1000万人。其中不少人成了面色铁青、骨瘦如柴的“大烟鬼”。他们不事生产，夜间吞云吐雾，白天蒙头大睡，晨昏颠倒，日久便成为丧失劳动能力的病汉，以致倾家荡产，悲惨地死去。鸦片含有大量毒素，吸食成瘾，会使人们身体衰弱，精力耗散，神志委靡，丧失人的劳动能力，这一点连英国人自己也承认。英国人蒙格米利·马丁（Montgomery Manin）这样说过：“可不是吗，同鸦片贸易比较起来，奴隶贸易是仁慈的；我们没有摧残非洲人的肉体，因为我们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们的生命；我们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没有腐蚀他们的思想，没有扼杀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世界以后，还折磨他们的肉体；贪得无厌的摩洛赫时时刻刻都要求给自己贡献更多的牺牲品，而充当凶杀的英国人和吸毒自杀的中国人彼此竞争着向摩洛赫的戏台上贡献牺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