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鸦片战争前清朝对外贸易的变化
清代的对外贸易规模和范围都很小，严禁民间私自出海贸易，不许商民侨居国外。同时禁止硝黄、军器、铁器、米粮、一级苎丝、书籍等出口，次级苎丝、绸缎等限量出口，茶叶不准进行易货等。另外，实行封建性垄断贸易，由广东十三洋行行使出口贸易权。对外商来华也采取种种限制办法。如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颁布的《防夷五事》、嘉庆十四年（1809年）宣布的《民夷交易章程》、道光十一年（1832年）的《防范夷人章程》等都是对外商来华进行限制和防范的各种规定。在进出口商品种类方面，清代仍以我国传统的出口商品丝绸、漆器、铁器、瓷器和印刷品为主。在元代兴起的棉织业中的棉布也成为清时重要的出口商品。
至鸦片战争前，清朝对外贸易的对象和商品结构已发生根本性变化，贸易对象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口商品中茶叶已高居首位，不过丝绸仍为重要出口商品。自清朝以来，丝绸出口结构已由织品改为生丝大量出口。乾、嘉、道光三朝，对东印度公司出口生丝，经常在20万两至50万两之间。这时外国鸦片输入不断增加，为了应付鸦片输入的逆差，就得增加茶、丝两项物品的出口。在出口中，因蚕丝业受到资本主义棉纺业的打击及清政府的政策所致，丝料所占出口量的比重不断下降，而茶叶出口激增。在瓷器出口方面，清代瓷器仍以江西景德镇为中心。清代前期景德镇出口瓷器以青花、彩瓷、白瓷为大宗，尤以青花居多。除景德镇外，福建的德化窑和广东佛山的石佛窑，也远销海外。清代前期瓷器销往欧美数量增多。1792年，从广州出口美国的瓷器为1492担，出口法国为180担，英国400担。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出口瓷器每年约5000担左右，已是不少的贸易收入。
鸦片战争前，在广州长久的中外贸易中，一方面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顽强地抵抗外国工业品的大量输入；另一方面，又由于中国出产的茶、丝为外国市场所需要，出口的数量每年都有增加，因此，在一般商品的交换上，中国始终处于出超国的有利地位。以最重要的中英贸易而论，1781年一1790年，中国输英的商品，仅茶叶一项，即达96，267，832银元。英国输华的商品，在1781年一1793年，包括毛织品、棉布、棉纱、金属等全部工业品在内，总共才16，871，592银元（其中毛织品占1，385，394银元，其他货物合计为3，066，198银元），只及到上述茶价的1／6。
（三）为英国殖民事业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的东印度公司
在欧洲人东来的过程中，继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之后，英国也从17世纪开始向外进行殖民扩张。1591年，英国人到达印度。1600年，英国女皇颁发特许证，批准成立“伦敦商人对东印度贸易的总裁与公司”（The Governor and Company of Merchants of Londan，Trading to the East Indies．简称东印度公司），这是一个欧洲商人、殖民者在东方联合起来进行殖民地贸易的庞大垄断组织。“盎格鲁．萨克逊民族所特有的和衷合作窝里不反的民族精神，竟能使该公司拥有政治权利与英国之国家武力相配合，全面向外扩张。”该公司一开始就是欧洲资产阶级原始积累的工具，受到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大力支持。此后，该公司逐渐获得了除垄断贸易外的一系列特权，包括立法与司法权、建立军队的权利、对东方民族宣战与媾和权、占领别国领土的权利等。这样，它就成了一个集商业、司法、政治、军事于一身的侵略东方的组织。1611年，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建立商馆，其贸易也由马来群岛一带的香料发展到以印度为根据地的包括鸦片在内的各类贸易，且拥有军队和舰队。1650年该公司改组为永久性的股份公司。1698年，根据议会通过的“每个英国人都有权利到东印度或世界任何一个地方贸易”的决议，另一些商人成立了一家新的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1702年，经多方调解，“伦敦商人对东印度贸易的总裁与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合并，组成了“英商对东印度贸易联合公司”（The United Company of Merchants of England Trading to the East Indies，以下简称东印度公司）。这家公司的贸易垄断权不像过去“是由王室的恩赐而产生，而是经过国会核准并赋予国家的性质的”。18世纪中叶起，通过战争排挤法国、荷兰势力，建立了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该公司掠夺的大量财产和利润是英国资本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来源。英国政府曾依靠该公司在印度的财产和武装，对缅甸、阿富汗及其他亚洲国家进行掠夺战争。产业革命后，为适应新兴工商业资本的发展要求，1813年和1833年先后取消该公司对印度和中国的贸易独占权。1858年公司撤销。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存在的两个半世纪里，为英国殖民事业的发展立过汗马功劳，成为英国殖民主义者侵略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大本营。其中最重要的罪恶就是在印度和中国的所作所为。
英国人来到印度后，对富饶的孟加拉一直垂涎三尺。1608年，东印度公司的人员第一次来到印度。1611年，英国人在马苏里帕特姆（Masulipatam）建立起了第一个商馆。1625年，在阿尔马加翁（Armagaon）建造了第一个在印度的要塞。1690年，在孟加拉湾边的沼泽地中建立起了加尔各答，1696年，又在这里建立了威廉堡（Fort William）。1700年起，威廉堡成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一个独立管区——孟加拉管区。1717年，英国人通过外交努力，获得了在孟加拉自由贸易的特权。1757年，东印度公司又玩弄奸巧而诡诈的外交手腕，征服了拥有2000万人口的孟加拉王国。从此，东印度公司俨然成为一个拥有领土的国家。1765年该公司在得到奥里萨、比哈尔等地的部分权力后，继续向东推进。就在葡萄牙人操纵向中国进口鸦片的末期，英国则后来居上，奠定了东方殖民帝国的基础。毫无疑问，在完全确立对印度的控制之后，东印度公司最重要的目标是最古老的东方大国——中国。
1602年～1615年，东印度公司先后在印度的苏拉特（Surat）、南洋的万丹、苏门答腊以及日本的平户等地建立了商馆，同这些地方的中国商人贸易。东印度公司向中国商人出售棉毛织品、象牙和木材，购买中国的瓷器、生丝、麝香等类产品运往英国。
1635年，东印度公司派出商船“伦敦”号，在船长威里斯（Willis）指挥下从印度苏拉特首次驶往中国，7月抵达澳门，试图同中国建立直接贸易关系。因澳门葡萄牙当局从中阻挠，广东地方政府和商人对远道而来的英国人心存疑忌，东印度公司建立中英贸易关系的尝试未能成功。同年10月，“伦敦”号不得不离开澳门，返回印度。
首次进入广州，同中国商人进行贸易的英国船队并非属于东印度公司，而是由英国“科亭协会”所派遣。1636年4月，“科亭协会”派出一支由6艘船组成的船队，在船长威德尔（Weddell）率领下离英赴华，同年10月抵达印度果阿。明崇祯十年（1637年）一月离果阿，六月至澳门。八月初，威德尔船队驶入珠江，八月十二日同亚娘鞋炮台的中国守军发生武装冲突。1637年12月末，威德尔船队装载着从中国购买的糖、生丝、瓷器等产品离澳门归国。英国船队于1637年6月来华，同年12月离开，在华停留达半年之久，标志着中英两国首次接触。初次交往就在中英关系史上留下血与火的记录，充分暴露明朝末年中国海防力量的薄弱、沿海多数官吏的庸懦贪婪、愚昧无知以及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凶恶面目。
1644年，东印度公司派“欣德”（Hinde）号船从伦敦直航澳门，试图开展对华贸易，未能如愿。东印度公司不愿放弃这一打开中国大门、开辟中国市场的好时机，遂于1670年从万丹派出两艘船至台湾，次年又派船往台湾，在该地设立商馆，与台湾郑氏政权达成有关对台贸易协议。1675年，东印度公司专门建造了一艘200吨的帆船命名为“台湾”号，从事对台贸易。1676年，东印度公司在郑氏政权占领的厦门设立商馆，他们计划以厦门为基地，同中国内地进行贸易。1678年，东印度公司将厦门商馆升格为该公司在华的主要商馆，台湾商馆成为厦门商馆的属馆。1681年，郑经死，厦门被清军占领。1683年，清军攻占台湾，郑氏政权灭亡。从此，英国不得不同统治中国的清政府接触。1685年，清朝开放海禁，英国人才获准进入广州。171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于广州设立商馆，通过与中国官员和商人的谈判，双方达成贸易协议，并规定定期派遣商船来华贸易。从此以后，英国人放弃了其他地区的商馆，广州商馆便成为英国对华贸易的中心，直到鸦片战争爆发。英国的对华贸易实际上就是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具体说就是广州商馆的贸易。在东印度公司的有效推动下，英国对华贸易迅速发展，从东印度派遣到广州港的商船吨位来看，1711年～1750年40年间，总吨位由690吨增到2350吨；在进出口总值方面，英国对华出口总值1699年为32，086英镑，到1751年则达到161，092英镑，增长了四倍以上；英国对华进口总值1699年为白银45，928两，到1751年则增至1000万两，增长高达20．8倍。
（四）英国—中国—印度之间鸦片三角贸易的形成
新航路开辟后，从16世纪初开始，一批批满怀着“黄金梦”的欧洲人克服重重艰险来到中国，他们在这里找到了所渴求的种种财富，其中最主要的是丝绸与瓷器。这些商品运回欧洲后给他们带来了巨额利润。然而，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国家，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所以欧洲人提供不出一种能在中国畅销的价廉物美的商品，只好运大量的白银来购买中国货。
中国在18世纪很快就成为英国的主要贸易对象，造成中英贸易迅速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欧洲茶叶消费的急剧增长。茶叶是中国传统的出口商品。西方国家开辟中国茶叶的海外贸易，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上半叶。自古以来，欧洲各国是农牧混合型经济，食物以牛奶和肉类为主，不易消化。从1637年起，荷兰人开始饮茶，此后，饮茶之风在欧洲慢慢流行起来。168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首次从中国（厦门）直接进口茶叶。进入18世纪，饮茶之风在英国逐渐兴盛，在红茶中加入牛奶成了众多英国人不可改变的生活习惯。随着饮茶习惯的形成，欧洲人对茶叶的需求也在不断地扩大，茶叶逐渐成为欧洲对华贸易的主要商品。就如当时的一个法国商人所说的那样：“正是茶叶才吸引着欧洲的船只来到中国，这些船上所载的其他商品都只不过是点缀而已。”有人十分形象地说过：“如果以欧洲人在东亚所追求的主要商品为依据，对欧洲人在东亚的贸易进行分类的话，那么，16世纪可以说是香料的世纪，17世纪是胡椒的世纪，而18世纪则无疑是一个‘茶叶的世纪’。”
从18世纪起，中国所产的茶叶极大地影响了英国人的社会生活，“喝茶已成为英国人的民族习俗”。问题还不仅如此，对于英国和东印度公司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茶叶贸易为其带来了许多好处。第一，茶叶贸易为东印度公司带来了巨额利润。在18世纪后期，英国东印度公司在茶叶贸易中可获30％以上的纯利润，英国东印度公司90％以上的利润来自茶叶贸易。第二，茶叶为英国政府提供了大量的税收。从1814年到1837年，英国政府每年要从国内的茶叶消费中获得340万英镑的税收，相当于全部税收的1／100第三，茶叶还促进了英国经济的发展。英国因此而成为世界茶叶贸易的中心，仅向北美殖民地转运茶叶每年在400吨以上。茶叶的贩运也推动了英国造船业的发展，加之由于英国人在喝茶时要加入糖，所以，茶叶消费的扩大还刺激了食糖消费的增长，从而带动了英国殖民地制糖业的发展。茶叶对于英国东印度公司以及整个英国社会来说有着如此重要的意义，因此英国东印度公司积极发展茶叶贸易。但同时，英国产品在中国的销路却很差，在东印度公司的档案里，人们随处可以找到英国货滞销的记录。实际上，受到普遍欢迎的中国商品不仅仅是茶叶。英国贵族和地主们热衷于搜求精美的中国瓷器，并以在自己的城堡里建立CHINA（瓷器·中国）的房间而自豪。同样，中国的棉布也大受欢迎。所以，英国的几代君主不得不颁布贸易保护的法令，防止东方布品的倾销。直到19世纪30年代，广州的英商还无可奈何地说：中国土产的紫花布，无论是质地还是成本都优于曼彻斯特的产品。后来一个真正的“中国通”赫德指出：“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粮食：米；最好的饮料：茶；以及最好的衣着：棉、丝和皮毛。既有这些大宗物产以及无数土制农产品，所以他们不需要从别的地方购买一文钱的东西。”这样，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中，一直存在着严重的贸易逆差，并且这种逆差越来越大，在1710年一1759年间，有26，833，614镑金银从英国运到了东方。另一则统计说1671年一1821年，英国流入中国的白银约为1亿元左右。到19世纪前叶，中国每年出超的价值已达200万。300万两。东印度公司已感到越来越难以搜求到足够的货币运往广州购买茶叶了。
对英国东印度公司来说，一方面，白银的来源有限，英国的产品在中国又缺乏销路；另一方面，其在中国购买的商品数量（主要是茶、丝）却在不断地增长。这样，找到一条有效的途径，为日益发展的对华贸易提供足够的资金，就成为东印度公司急需解决的问题。随着英国对印度的征服，所有这一切都迎刃而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