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批评派也是形式主义向学院化过渡的中间环节。唯美主义首先是个创作流派，其理论只是一种自辩，这使它的理论深度受到极大影响。结构主义者几乎全是纯理论家(少数俄国形式主义者偶尔搞创作，法国Tel Quel集团创作与批评结合较紧)，这使它带上严重的理论中心色彩，其实际批评只是为其理论模式提供例证，“作品本身的价值消失了，与创作脱节”是新批评派对结构主义反击的最重要之点。
不少人哀叹现代文学批评已变成了脱离创作实践的学院派纯理论，甚至与报刊书评分了家。结构主义有时干脆地声明他们所谈的文学批评与“书评式批评”无关。而新批评派最拿手的正是他们的批评实践，他们的实际批评有一种细腻灵活的特色，很受赞赏。五十年代，不少人指责新批评派把现代文学搞成“批评世纪”，他们没想到六七十年代的趋势是文论进一步学院化，出现了一个靠批评为生的阶层(a critical salariat)，出现了一种新学院式文论。它不仅不再为创作服务，甚至不再为批评实践服务。新批评之后的现代西方文论实际上是一种文学哲学，或文学美学，而不是文学批评，因此距离实践越来越远。
（第四节） 新批评的衰亡
新批评虽然在四五十年代影响巨大，其他学派的攻击似乎反而助长了他们的声势。马尔柯姆·考利(Malcolm Cowley)指出新批评全盛期时，“批评家比作家说话更有权威，虽然倾听批评家说话的人数较少，但听众中大都是想成为作家的青年人”。在一二十年代美国现代文学刚兴起时，各种各样实验性“小杂志”对文学青年最有影响，到了四五十年代“批评世纪”开始，文学青年耽读《肯庸评论》《西瓦尼评论》《赫德森评论》这些文论家办的理论杂志。这种情况，或许应当说是正常的，因为这毕竟就是文学理论的任务所在。有不少人因为对批评受欢迎不满而攻击新批评派，他们认为文学只是供欣赏，而不是供理解判断的。这种攻击并不正确。
然而，正是学步者过多，造成了新批评派的衰亡。克里格曾指出新批评“受朋友之害过于受敌人之害”，这话倒是有道理，因为本来是可备一格的一种特殊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论被变成一种一成不变的教条和人人都得趋赶的时髦。“新批评派的经验教训是让我们怀疑一个批评运动的主要的但不愉快的功能，也是一种自杀性的功能，是给思想懒汉们提供了一个避难所，可以依样画葫芦，却用丑化毁了它。”因此，五十年代，新批评本身的发展停滞了，成了强弩之末，它的统治地位这才被其他批评派别所颠覆。
1956年，艾略特在明尼苏达大学发表题为“批评前沿”的演说，认为新批评派搞过头，是该转向的时候了。1960年美国诗人兰德尔·贾雷尔(Randall Jarrell)的《批评时代》(The Age of Criticism)和卡尔·夏皮罗(Karl Shapiro)的《为无知辩护》(In Defense of Ignorance)代表了创作界对受制于文论界的不满，影响很大。我们上面提到弗赖《批评解剖》一书为替代新批评派提出了新的形式主义方法论的希望，但新批评派出现颓势的明确标志，是年轻一代批评家的反叛。1957年维姆萨特和布鲁克斯合著的七百五十多页的巨著《文论简史》出版，这是新批评派最大规模的著作，从苏格拉底一直论述到当代各学派。但出版后，像埃德加·斯坦利·海曼(Edgar Stanley Hyman)在《肯庸评论》上，罗伯特·马丁·亚当姆斯(Robert Martin Adams)在《赫德森评论》上，都发表了尖刻的评论。这部博学的巨著的根本性的问题，正如本书也指出过的，是把全部文论史“新批评化”，以新批评为标准重写整部文论史，对各种历史潮流进行贬抑或揄扬。这不是公正的史德，但却是与新批评一贯的排他性姿态相一致的。
1959年，瓦戈纳(Hyatt H.Waggoner)敏锐地观察到，对新批评的反叛趋势已开始出现。不久后克里格指出：“不久前归附新批评派还是时髦，最近以来攻击新批评派已成了时髦。”此时，有的人甚至认为新批评派“必须对美国诗歌中一切混乱负责”。
面对这种形势，六十年代依然在批评界活跃的新批评派如布鲁克斯、维姆萨特和韦莱克尽其所能予以反击。但韦莱克不得不承认新批评已成为强弩之末、欲振乏力这个事实。维姆萨特的反击战坚持的时间最长，一直到他逝世(1975年)，一直没有善罢甘休的表示。但他也不得不渐渐改变策略，认为新批评可以兼收并蓄，集一切学派之大成。维姆萨特一向以不折中著称，现在也搞了一个最大的折中。维姆萨特的另一个策略是承认另一种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有合理成分”，但坚决与现象学辩论到底，用他的话说，他“情愿看到结构主义对诗这个客体所作的有利的证词，而不愿与乔治·布莱或J·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1928—,美国现象学批评家)到无边的意识中去漫游”。这或许能证明形式主义学派的亲戚关系毕竟还起一点作用。
新批评派的消亡是历史的必然。时代变了，时代却又没变。变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势力的消长浮沉，没变的是美国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所以新批评派之后的文论潮流，只是形式主义的进一步演化扩展。美国新起的文论派别仍不得不频频回顾新批评派，在与新批评派的比较中确定自己的立足点。兰屈里齐亚(Frank Lentricchia)的著名论著《新批评之后》(After the New Criticism，1980)评论了四个学派：存在主义、现象学、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论述了美国当代四个重要文论家的思想发展过程：克里格、赫许、德曼(Paul de Man)和布鲁姆(Harold Bloom)，他指出美国当代文论的纷繁景色无不由于新批评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为当代文论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但是，新批评派的一些基本论点和方法已在美国文学批评和文学教学法中留下无法消除的痕迹。芝加哥学派的奥尔森曾猛攻燕卜荪，但几年后出版论狄兰·托马斯的书，却致力于寻找含混；参与“颠覆”新批评派的现象学批评头面人物J·希利斯·密勒1979年分析华兹华斯一首诗，他找出的悖论之多连“悖论之父”布鲁克斯都觉得太过分。结构主义者雅柯布森和列维斯特劳斯分析波德莱尔的短诗《猫》的形式，文章长达十六页，而米歇尔·里法台尔(Micheal Riffaterre)又花了四十三页重新分析，这使得专搞细读的新批评派都自叹弗如。这说明，新批评的某些见解和方法的确可以从其体系中孤立出来被后继者吸收。
笔者在美国游学，就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凡是不想“趋赶时髦文论”的教授，在教课时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的还是新批评方法，尤其是其细读法。某些教授引一些时兴理论，用一些时兴术语，但出发的方法还是用细读法。
1975年维姆萨特在逝世前不久承认他全力攻击的两个“谬见”都复活了，但他于心不甘，对新批评的“叛徒”如墨雷·克里格等人毫不惜以词色；近两年来，韦莱克和布鲁克斯也相继著文，坚持认为时兴的学派把批评搞糟了，从反面证明了新批评派的正确，因而摩拳擦掌地要为之再作一战。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新批评派的大部分重要人物相继去世，新批评为之辩护的一整代现代派作家和诗人亦已作古。但早在这之前很久，美国文论已远远越出了新批评派一度庞大的身影。然而，正如艾略特所说：每个新出的诗人的作品中，“不仅最好的部分，就是最个人的部分，也正是前辈诗人借以永垂不朽的部分”。对新批评派后的文论来说也是如此。无怪乎最近美国有论者说：“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我们今天大家都是新批评派。”他的意思是新批评派某些论点已成了公认的真理，某些方法也成了文学批评中习用的方法。
在今天，当我们正努力建设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体系时，我们能不能对新批评派的各种成果加以分析，扬弃，改造，用来给我们的文学评论添几件工具？我们能不能把他们的一些论点翻转过来，取出其合理的部分，来加强始终是我们文论中薄弱环节的艺术形式分析呢？毕竟，正如歌德所说：“题材是人人都能看见的，意义内容则只有经过一番琢磨的人才能把握，而形式对大多数来说都是一个秘密。”因此，当我们建立真正切合现代化需要的文论系统时，我们能否从新批评派的成果中汲取一些东西呢？
我觉得回答应是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