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引自杨东梁著《左宗棠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1页。而对贺长龄主持下由魏源所编的《皇朝经世文编》这一“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对经世学风有重大影响的重要文献,也是认真研读,勤加批注,深受其影响。
另一位对左宗棠后期成就功业关系甚重的人物是他的好友,也是中兴名臣的胡林翼。二人同庚,两家父亲又是好友,交往甚密。诚如胡林翼所言:“林翼之先人与先生之先人交最厚,林翼与先生风雨连床,彻夜谈古今大政,前后十余年。”
《左宗棠年谱》,第22页。这是一方面。另外,后来太平军兴,胡林翼任湖北巡抚,荐左宗棠入张亮基幕,互相前后援引提挈,为湘军稳固后方,供应补给,共同对付太平军,使之尽展才能与抱负。后左宗棠涉“樊燮案”,多赖胡林翼从中斡旋,多方运动营救,才免遭不测。而左宗棠的受赏识与得重用,也正因为胡林翼联合曾国藩竭力举荐。左宗棠得以由举人擢为疆吏,胡林翼的鼎力推举之功不可没。
此外,还有郭嵩焘、郭昆焘兄弟。郭嵩焘,字伯琛,号筠仙,历官翰林院编修、苏松粮储道、两淮盐运史、署广东巡抚,后出任驻英、法公使。其弟昆焘,字仲毅,号意诚,举人,长期居湖南抚幕,后由国子监助教晋内阁中书。郭氏兄弟与左宗棠同是湘阴人(郭家住城关西门),彼此从小相识,时相过从。太平军入湖南,他们共同避居湘东青山,可谓患难与共。稍后,郭氏兄弟又共同努力,敦劝左宗棠出山。左宗棠先后入居张亮基、骆秉章幕府,郭昆焘一直是与左宗棠协力共事的幕友。而身居北京、入值南书房的郭嵩焘,则在左宗棠因樊燮京控案处于危难之际,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只是后来左宗棠与郭嵩焘的关系出现裂缝,“凶终隙末”。这些,都是后话了。
4.学问与志趣
社会思潮由于时代的需要而喷涌,加以有识之士的推波助澜,成了激荡一时的士林风尚。左宗棠生逢其时,又处在倡导这一风尚的中心之地湖南,追随当时极力推求经世之学的人为师友,所以其学问便深受经世思潮的浸染。
左宗棠在少年时期,随其祖父、父亲读书,走的是追求科名之途,但他并没有把精力集中于猎取“功名”的制艺上,而偏好“有用”之书。十八岁那年,有一次从书铺购得一部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如获至宝,“潜心玩索,喜其所载山川险要,战守机宜,了如指掌”。后来又读了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齐召南的《水道提纲》,“于可见之施行者,另编存录之”。这是他读有用之书的开始。虽然“见者笑以为无用,公为之益勤”
《左宗棠年谱》,第7页。,以后积累成他学问的一个主要部分,即地理之学。第二次参加会试失败后,居住岳丈周家,“肇事方舆家言”
《左宗棠年谱》,第12页。,研究地理,绘制全国各省地图。第三次会试再罢,对他求功名的信心打击颇大,开始表示出对功名之途的失望与淡漠,转而更加倾注极大兴趣于地理之学。抄《畿辅通志》、《西域图志》,各省通志,按山川、关隘、驿道远近,分门别类,订成数十册。在从事舆地图说过程中,除绘成各代地图外,更把山川、道里、疆域沿革和历代军事的关系,逐一考订说明。后来在陶家教书时,又利用陶家藏书,考订他自绘地图之误。鸦片战争发生后,他“凡唐宋以来史传别录说部及国朝志乘记官私各书有关涉海国故事者,每涉历及之,粗悉梗概”
《左宗棠年谱》,第20页。由于他一直关注并悉心研究地理之学,于中国地理非常熟悉,以后军事上屡建功业,实在有赖于此。
1839年第三次会试落榜后,开始留意农事,并“拟长为农夫没世,于农书探讨颇勤”
《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299页。因受贺长龄的影响与启发,对“区田”问题颇为注意,作成《广区田图说》,“指陈其利”
《左宗棠年谱》,第16页。,亲自在柳庄试验他的区田方法。对于种桑、养蚕、种茶、种竹诸艺,亦实地实践。还悉心遍阅历代讲农事诸书,分门别类抄录,计划编写一部《补存阁农书》,“以诏农圃”
《左宗棠年谱》,第23页。在农学上的理论与实践,可说是左宗棠讲求经世之学的特殊而又重要的一部分,这些学问在他后期规复陕甘及新疆的农业生产中得到了体现。历史表明,左宗棠40岁前所习的这些“有用之学”,在他往后30余年的历史活动中,确实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5.两度幕湘
清王朝内外交困的形势,驱使有识之士于有用之学中探求挽救之法。他们既恨当权者无所措手,又叹自己英雄无用武之地,但既然时当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它必将为经世之才提供用武之地。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的发生,为左宗棠等人安邦卫道的渴求提供了机遇,自四十一岁至四十八岁间的八年幕府生涯,便是他经邦济世学问的大见习阶段。
左宗棠第一次幕湘(1852年10月至1853年2月)和幕鄂(1853年3月至1853年10月),都是在巡抚张亮基幕中度过的。时间总计整整一年,这是他初展身手的一年。一年来的活动,既是他早期所获学识的初步的和部分的运用,也为他以后有所作为积累了经验,增长了信心。所以,1853年夏击退由河南南下湖北的太平军之后,他在给陶桄的信中颇为得意和自负地说:“仆自去年佐制军平浏阳土匪,解长沙重围,今年平通城、广济土匪,剿此股贼匪,颇有阅历。然其实亦只与平昔所论相合,尚有见到而未能行者。若朝廷与制军以钦差大臣剿贼,吾与岷樵佐之,老贼(指太平军)何遂猖狂至此!”
《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一),第90页。同时,左宗棠在张亮基幕府的作为,还进一步扩大了他的影响,因而不久又有被礼聘。
左宗棠第二次幕湘时间近六年之久(1854年4月至1860年1月)。由于他所表现的才能和施展的作为,越来越受到巡抚骆秉章的信任和倚重。后来他在答郭嵩焘的信中写道:“骆文忠(骆秉章谥号文忠)初犹未能尽信,一年以后,但主画诺,行文书,不复检校。”
《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779页。在当年的家书中,他说得更明白:入幕后,“中丞(骆秉章)推诚委心,军事一以付托,所计画无不立从,一切公文画诺而已,绝不检校。”左宗棠是位恃才傲物、敢于任事的人,“遇事有不可者,必力陈之”,但骆“不以为忤”。对于左及其同僚们的敢于任事,有些妒忌心重的人曾造谣挑拨,说什么“幕友当权,捐班用命”;骆则明白予以辩护驳斥,认为他们所办的事,都是“本官裁决定夺而后施行”的,“至人才量能器使,本无科甲、捐班之分,则又不足言也”
《骆文忠公奏稿》卷六,第38页。甚至还有这样的传说:有一天,骆闻见辕门炮响,顾问何事?左右答:“左师爷发军报折。”骆点头说:“盍取折稿一阅!”由于这样,“惟时楚人皆戏称左公曰‘左都御史’,盖以骆公官衔不过左副都御史,而左公权尚过之也”
薛福成:《庸盦笔记》卷二,《骆文忠公遗爱》,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7页。这当然不无渲染之处,但骆对左的倚任之专和左的权势之盛却是事实。所以,后来王闿运在《湘军志》中写道:“巡抚专听左宗棠,宗棠以此权重,司道、州县承风如不及矣”;“骆秉章委事左宗棠,湖南诸将伺宗棠喜怒为轻重”
见《湘军志三种》第8、51页。《湘军志》作者王定安则总括地说:“骆秉章专听左宗棠,吏事、军事,咨而后行。宗棠毅然任劳怨,谤议颇起,然未尝稍自卸。秉章自度才智不逮,信之弥坚。时论以宗棠善谋,秉章善任,两贤之。”王定安:《湘军记》,岳麓书社,1983年,第17页。《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7页。
由于左宗棠卓越的学识才能,又由于骆秉章的高度信任,放手使用,加上任职时间较长,左宗棠在第二次幕湘期间,确实施展了一番作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左文襄公在西北》一书的作者秦翰才曾经概括地说:左宗棠在此差不多6年的时间里,“他帮助骆秉章的策略,只有八个字:‘外援五省,内清四境。’”
《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7页。这个概括主要是就军事方面而言,也就是左宗棠自己所说的“自军兴以来,内固疆圉,外救邻封”。而在经济、政治方面,我们还可以补充两句话:“筹饷备械,整饬吏治。”总之,实践考验了他的学识与能力,也丰富了他的政治实践经验,历史给他提供了契机,他有备而来,抓住了这个机会,从而历史也承认了它所需要的人物。诚如有人所评说的那样:“八年的幕府生活,是左宗棠生平事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如果说,左宗棠早期的四十年,是他生长壮大,积累学识,接触社会,因而成为往后事业发展的准备阶段;那么,幕府时期的八年,则是他生平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发端,是他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转折阶段。”
刘泱泱:《左宗棠在幕府时期》,湖南师大文史研究所编《左宗棠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7年内部印行,第66页。的确,左宗棠正是以区区一幕客,以他的实力获得“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
《左宗棠年谱》,第70页。的声望,并成为一名封疆大吏的。从此开始了他的创建功业之路。
(二)来甘之前的主要军事与政治活动
如果说,左宗棠在幕府时期,还是“八年戎幕坐啸,未克亲履行间”
《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一),第385页。的话;那么,此后六年,他则是驰骋疆场,直接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了。在这个过程中,太平天国起义虽然继续有些局部的胜利,但总的来说处于衰败阶段;左宗棠的地位则迅速上升,先是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继而巡抚浙江,最后总督闽浙,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左宗棠在这一阶段所做的事有两项:一是襄办江南军务与进军江西皖南;二是攻陷杭州与镇压福建太平军余部。左宗棠直接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已是太平天国起义的后期,由于两军长期拉踞厮杀,特别是由于官军的蹂躏,所至赣、皖、浙、闽、粤各地,早已成为“糜烂”之局。但左宗棠比一般昏庸顽劣的官僚们高明和有远见的地方,在于他清醒地看到,人民的反抗是由政治腐败、经济凋敝所造成的。因而他师行所到之处,较为注意纪律;在战时和战后都十分重视赈济抚恤工作,恢复和发展生产;同时,大力整饬吏治、革除弊政,提倡和奖励文化教育事业。他在浙江和福建的时间较长,在这些方面的作为也较为突出。由于本书主要研究左宗棠在甘肃的活动,这些方面只略微提及,不再做详细介绍。
(三)左宗棠的主要洋务活动
左宗棠参与洋务运动20余年之久,颇多建树。虽然他不像曾国藩那样在洋务运动中起过创始人和奠基者的作用,也不如李鸿章那样全面完整地经历了洋务运动的全过程,但他在近代化建设的某些方面,如造船、纺织(特别是毛纺织业)、水利、文化教育和创建近代海军等方面所起的开拓作用,却是不可否认的。由于左宗棠在来甘肃以前和离开甘肃以后都从事过洋务活动,且本书将重点介绍左宗棠在甘肃举办的洋务事业,为了更好地了解其在洋务运动中的地位和贡献,下面就左宗棠一生参与洋务活动的主要阶段、内容及突出特点,略作评介。
1.左宗棠兴办洋务事业的内容与阶段划分
左宗棠一生所从事的洋务事业与他政治职位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其在每个时期所举办的洋务活动的内容,也具有因时制宜和因地制宜的明显特色,大体上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担任闽浙总督时期(1863—1867),主要活动有创建福州船政局和福州船政学堂。左氏从事洋务活动,推动中国近代化是从造船开始的,而造船思想起源于鸦片战争。1840年,当英国以其坚船利炮发动鸦片战争时,他就提出“造炮船火船”
《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一),第16页。这个问题。1864年,他在杭州把试制的蒸汽轮船放在西湖中试航;又和法人日意格与海疆官绅屡谋造船,最后乃在1866年6月正式向清政府提出设厂造船的奏折。这个设厂造船方案的酝酿与筹划过程,正如他自己所说:“思之十余年,诹之洋人,谋之海疆官绅者,又已三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