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既是军事家，又是政治家。他从民本思想出发，把为民兴利、长治久安作为开发甘肃的根本原则和追求的主要目标。他说：“为政先求利民，民即利矣，国必与焉。”《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54页。并说：“朝廷设官，所以为民。”《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二），第300页。因此，在开发西北时十分注重澄清吏治、革除积习，他说：“甘肃官场恶习，惟以徇庇弥缝见好属吏为事，不复以图事为念。”《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七），第635页。他对作恶害民的官吏，如吐鲁番善后局委员擅收门牌费，“需索有据”《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451页。，就让查办。他除了重视察史、训吏、恤吏外，更重亲吏，曾指出：“欲知民事，必先亲民；欲知吏事，亦须亲吏。”《左宗棠全集·札件》，第290页。把亲吏视为亲民的关键。他提倡官吏为政要去贪尚廉，崇实黜华，公私分明。鄙视“丰镐旧族”“假屯田之名，夺穷民之食”《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二），第460页。的做法。
左宗棠在制定计划和进行建设时，都极重视为民兴利。如他“筹开河、凿井，制呢诸务”时就说是“以浚利源，阜民即所以裕国”《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478页。为开发西北他还多次捐献自己的养廉银，如1877年（光绪三年）陕西和甘肃庆阳等地发生了300年未有之大旱时，除了调拨协饷外，自己捐银1万两，其中3000两归庆阳，7000两归陕西，以救西北人民所遭受的奇旱绝荒之灾《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251页。光绪六年（1880年），他见安西一带“均是沙碛，人烟阗寂，草树亦稀”时，又拨养廉银2000两让“购买种羊，发交兵民，以收畜牧之利，冀流亡尽复，荒地续开”《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610页。，都是着眼于为民兴利。随后，他为兴利更强调开源，说：“与民争利，不若教民兴利。”《左宗棠全集·奏稿》（卷八），第538页。他在西北发展工矿业，兴修水利，发展农牧业，改革赋税，特别是新疆建省，都是为民兴利，以求长治久安之道。左宗棠心系于民，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这是他开发甘肃与西北取得成效的先决条件。
（3）针对甘肃与西北各地的不同情况，因地制宜，有侧重地推进开发与建设。
左宗棠入关度陇以来，大军每至一地，他都要冷静地分析面对的各种情势，统筹全局，提出军事方略、善后大纲、开发要点，以指导全局性的工作。他从同治六年正月首上《敬陈筹办情形折》至光绪六年写下《办理新疆善后事宜折》止，在西北期间或拟折自奏或遵旨筹办，所写具有全局指导意义的奏折不下十数道，既影响清王朝能够对有关西北的问题作出恰当的决策，也指导了开发西北的各项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推进。对此，秦翰才在《左文襄公在西北》一书中总结道：左宗棠“在西北的成就，就是这一种对于西北大势健全的、准确的和实际的认识在起作用”《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28页。
左宗棠不仅对西北大势了然与胸，举措得宜，而且对西北各地的差异、特点也有深刻的见解，因而使各项工作的展开能因地制宜、显示地方特色。左宗棠一方面看到了甘肃与西北天寒地广，水少人穷，财赋不敌东南一富郡的缺陷，亟须开发与建设，才能改变落后贫穷的状况。另一方面又了解到因地理和气候的关系，这里不仅矿产资源丰富，农业和畜牧业也大有特点，棉花、羊毛、蚕丝和瓜果驰名中外，开发矿藏、发展工业和农牧业潜力很大。以植棉、育蚕来说，陕西“关中草棉桑柘地无不宜”，甘肃虽“山高气寒”，但“向阳之地未尝不可栽种”《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二），第379页。适宜在甘肃的陇东和河西一带大量推广。尤其是把禁种罂粟和提倡种棉结合起来，把种棉作为替代罂粟种植的经济手段加以推行，以致“近凉、甘之民亦知务此”，“皆知棉利与罂粟相埒，且或过之。一亩之收，佳者竟二十余斤，每斤千文，其费功翻省于罂粟劙果刮浆也”《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二），第444页。庆阳的正宁县和宁州的地方官因倡禁罂粟，推广种棉，“不惮烦劳，时巡乡野，亲为劝导”，“已有成效”《左宗棠全集·奏稿》（卷六），第28页。，受到左宗棠的嘉奖。同样是查禁罂粟、倡种草棉的计划，在甘肃宁夏府执行时，却强调严禁罂粟种植，对禁种不力的官员给予严厉的惩处，但对种草棉一事，只倡导不强求，因为宁夏是产粮腴区，在粮荒频繁发生的时候，种粮更加重要。经过整顿，“宁夏一府，阖境罂粟根株，一律锄拔净绝；又幸时雨普沾，渠流畅注，改种杂粮，均极繁茂，丰稔可期”。此后，“匪特闾阎储峙渐丰，民食、军粮均有攸赖，而民生既厚，民俗亦端，长治久安之效，肇于此矣”《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七），第144~145页。这就是区别对待，因地制宜的好处。
从整体来看，左宗棠开发甘肃与西北的政策，各地区均凸现出不同的侧重点。陇东以治理泾河为重点；定西以修路筑桥，栽种官树为重点；兰州以兴办机器局和机器织呢局为重点；河西以种粮种棉，发展畜牧，试办开矿为重点。而新疆南、北两路素号腴区，有药材，皮张，吐鲁番之棉花，和田之玉，库车之金、铜、铅、铁“各矿均极丰富”，“均应设筹及之，是新疆利源非无可开也”《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七），第195~196页。正由于突出了地域优势、地方特色，左宗棠开发西北的成就才更加异彩纷呈，耐人回味。
（4）广筹经费、注重交通运输、引进先进技术与人才。
甘肃地域辽阔，贫穷落后，与东南沿海相距遥远，交通不便，资金缺乏。要开发建设，首先需要广筹资金，解决经费问题。左宗棠在甘肃从事建设，没有专门款项，而是从协饷中匀拨，此外就靠借款、捐输和改革茶税等项收入，总之是千方百计搜寻、筹集资金，进行艰难的建设。此部分已在第六章之理财税一节中做了论述，兹不赘述。
运输主要靠社会与官商车驼驮运，对笨重器物如开河、织呢机器，由汉口运往兰州时，就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将笨重难运的机器，如“锅炉得拆散了一块块地运，山路有时得开凿了，然后才能把大件机器搬过去”《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898页。此外，左宗棠还注意整修道路。在甘肃修筑了陕甘大道，最难走的一段在静宁到会宁之间。尤其翟家所到会宁城东的一段，属祖厉河流域，当地人称“七十二道脚不干”。这里溪涧交错，冬天冰滑难行，夏日满道泥泞，大部分路线又左右徘徊于河床之上。一遇山洪不但阻断交通，而且危及行人生命。自古以来，行旅叫苦连天。为免除夏秋因洪水而发生意外，加快军实的转运，避开河床新筑车路四十三里，极大地方便了行旅。不仅如此，他随后还主张招商集股自办铁路，先修清江浦至通州铁路，“至推广于西北一路，尤为日后必然之势”《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一），中华书局，1984年，第107页。
科学技术，特别是掌握科学技术的近代人才，是开发甘肃，建设西北的一个更须重视的问题。左宗棠兴办教育，注重培养人才，提倡“经世致用”和学以致用。他一方面举办专事基础教育的书院和义学，坚持以科举取士，培养所谓的“经邦济世”之才；另一方面他又认识到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艺重于道”，应该“弃虚崇实，艺事独擅”，所以他便极力主张改革科举科目。除文、武科外，应增设“艺事科”，培养“明制造之理与数”的技术人才，“省虚文而收实效”《左宗棠全集·札件》，第607页。，兼收外国之长技以为我用，以求发展中国生产力。这种学习外国技术，培养本国科技人才的思想，在西北期间一直坚持并付诸实施。1878年左宗棠在《复陈新疆情形折》中，讲到发展新疆教育时，除强调“创设义塾，教之识字”外，还提出了“选调匠师，教之艺事”的主张《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七），第195页。左宗棠在西北创办兰州制造局和甘肃织呢局就是重视科学技术和培养掌握科学技术的近代人才的一种体现。如购买和采用外国机器设备，雇聘外国工程技术人员，重用像赖长这样有实践经验的制造专家。在兴办甘肃织呢局时，他派“赋性灵敏堪资学习者”，“赴该局专心学习”，“尤为此邦师匠所自出”《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68页。他创办兰州制造局时，亦让杨昌浚从“勇丁之聪慧者”中选拔人员入局“学习”，以为将来造就一批“必有可用之材”。并说：西方技术人员“均由匠人推择，并非于士类求之”《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481页。表现了左宗棠作为洋务巨擘所应有的眼光与气魄。
2．左宗棠治理与开发甘肃的教训
（1）开发甘肃与西北的计划缺乏通盘的考虑和整体的规划；诸多具体项目缺乏必要论证，盲目上马，无果而终。
左宗棠到西北时，西北并不是一个和平安定，可供其从容筹划开发大计的地方，而是一个混乱动荡、军情紧急的地区。因此，军事问题始终是头号大事。可以说，他“在西北有十二年八个月之久，实在他的精神和时间，可说百分之九十以上，用在军事”《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22页。他对甘肃与西北的开发建设活动，实际是其善后措施的一部分，内容不外乎“督耕垦，兴水利，刻经籍，立义学”《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二），第236页。等方面。实在没有形成整体的、科学的开发西北的系统方案。就是这些善后措施，也不是在同一时间展开的，而是随左宗棠军事上的进展，自东向西逐步推开的。甘肃大部分地方在同治十一年全省肃清以后，新疆则在光绪三年大体收复之后，开始善后与开发的。而就甘肃一省来说，时间也不相同，陇东在同治八年，河西走廊则在同治十二年之后了。这种随着收复时间的先后开展的重建与开发活动，自然有很大的随机性，这是当时的客观环境造成的，无可指摘。
但就左宗棠在西北各省执行的较好的某些开发建设措施来说，缺乏科学、整体计划的痕迹也很明显。以左宗棠在西北广种榆柳、绿化环境而言，所种树木仅限于官道两旁，并没有把植树和治水相结合，使植树与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推而广之，从而形成一个粗具形态的开发、改造西北的计划。因此，被后人广为传颂的“左公柳”，只不过是过往官道的旅行者眼光仅及的一道风景线而已。
又以左宗棠在西北广兴义塾为例，这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开发活动，所办义塾总计也不下二三百处，但这个数目相对于广袤的西北国土来说，实在太少。对于如何办好这件事，应该有一个继往开来的规划，确定各地方州县应办义学的最少数量、筹资方式、达到的目标等。但这些都没有做到，各地区所办义学或为地方官捐廉银兴办，或另想办法，总之都是响应左宗棠的号召独自筹办。至于义塾如何发展、扩大、维持，没有下文，也只好自生自灭了。这些说法也许太苛求前人了，但事实证明，没有计划就没有目标，没有目标就没有安排，没有安排就没有很好的落实，成效就会大打折扣。左宗棠在开发甘肃与西北时所遭受的挫折，大概也于此有一定的关联吧。
如果说左宗棠开发西北的大计划缺乏整体规划更多是由客观环境造成的话，那在一些重大的开发与建设项目创办时不进行必要的设计与论证，以致造成挫折，则更多是由于缺乏经验、盲目指挥酿成的。以左宗棠在甘肃倡办的最有开发价值的甘肃机器织呢局和泾河治理两大项目的创建为例，最能说明这个问题。
左宗棠在兴办甘肃机器织呢局时并没有进行设计与论证。建厂时，连应购置多少机器也心中无数。对织呢不但要机器，还需用羊毛、绒线、煤、原料、燃料，左宗棠不是不知道，但对供应是否充足的问题却不作调查与论证，在托胡光墉购置机器时便主观地说：“此间羊毛、驼绒，均易购取，煤亦易得，只要有火机，便省工力也。”
《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297页。结果当厂子建起后，原料便成了大问题。不但羊毛产量不高，毛质不过关，甚至根本就不能使用。左宗棠也知道“销路滞则利息微”的经济原则，但建厂前对呢子销路并不甚了解，就做出了“以中华所产羊毛，就中华织成呢片，普销内地，甘人自享其利，而衣褐远被各省”《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68页。的美好设想。没有看到当地人民均尚棉布，呢子销路不佳的问题，致使产品大量积压，无法销出。不仅不能扩大再生产，就连简单再生产都很难维持。陈炽就此曾批评道：“因创办之时，本未通盘筹划故耳。”《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905页。不久，织呢厂因锅炉爆炸而停产了。
至于泾水治理，更是犯了盲目套用湖南经验指导治河与想当然的错误。泾河治理是左宗棠在甘肃与西北举办的众多水利工程中花费时间最长、投入精力最多的大项目。治河前，他依据湖南的经验提出了“节节作闸蓄水，并可通小筏”《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二），第205页。的设想。后又作出“先开挖二百里正渠”的方案。由于该方案缺乏科学的设计与论证，兴工以后不久，就被洪水冲毁。所余工程，继续进行，虽采用了从国外引进的先进凿井开河机器施工，由于没有考虑到泾河“流深岸高”的特点，“旋以水低，不能上田，遂寝”《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87页。，治泾遂告失败，造成了人力、财力和物力的巨大浪费。至于左宗棠要在泾河“设闸通航”的设想，他在同治九年时就已提出，到光绪五年又重申此说，甚至离开甘肃以后仍茕茕牵挂，“魂梦不忘”，但由于没有考虑到泾河的水文情况，如河流含沙量大，水流季节变化大，冬季流量小，夏季流量猛增，暴涨无常等特点，无法与“小筏可至插岭关下”，水量终年不变的湖南“醴陵渌水”相提并论，“作闸通航”一事根本无法实施。所谓“设闸启闭……以通舟楫”《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475页。，当然也只能是设想者头脑中的风景画而已。实在给人平添了许多惋惜之情。
（2）甘肃与西北固有的地域特点与落后性制约了发展。
与东南沿海相比，甘肃存在着更多的困难，这些客观条件的制约，在当时的情况下还是无法摆脱的。
首先是地处边塞，交通极为不便。我国旧有的“南船北马”之说，便道出了南方和北方这种运输能力的差别。左宗棠开发甘肃时，主要的交通运输手段仍旧是马驮、人背这些比较原始的方法。织呢、开河、掘井、探金等机器由上海搬运到兰州，就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惟鄂、樊、龙驹、西安各处，运解分合，迟速不齐”《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475页。有些机件在路上就损坏了，又有些浸了雨着了露，安装工作也受到了影响。这些都使建厂所费资金增多。而交通的阻塞，又使质量本来就不高的呢织品销售更加麻烦，陈炽感叹道：“万里甘凉，艰于转运，资本太重，不利行销。”《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905页。兰州道彭英甲在历数有碍甘肃商务七要旨时也指出：“层叠耸嶂，蜿蜒数千里，无铁路、轮船以交通，贩运艰难，较他省尤甚。即使商民不辞跋涉之苦，而本重利微，终至大受其累。”彭英甲：《陇右纪实录》（卷八），《中国近代开发西北文论选》（下），兰州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7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