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出版的《西北揽胜》对“左公柳”特作介绍：“自陕西而经窑店即入甘肃境，自此西行，驿路两旁，时见柳树成行，大可拱围，高枝参天，均系左宗棠督陕甘时令防营所植者，故名左公柳。按，当时所植柳，自陕之潼关直抵玉门关绵亘达三千余里。嗣后历经兵燹旱涝，砍伐甚多。今则除泾川、平凉以及永登等县内，偶见成行外，余或三三两两，以示驿路之所在，或则连根拔除已一无所见矣。”且有插图，显然将“左公柳”列为西北胜景之一，向世人宣传。
著名记者范长江自1935年7月起对中国西北地区进行考察旅行的通讯合集《中国的西北角》出版，其中记载了“左公柳”。当1935年冬，行至永登途中，看到“庄浪河东西两岸的冲积平原上，杨柳相望，水渠交通……道旁尚间有左宗棠征新疆时所植柳树，古老苍劲，令人对左氏之雄才大略，不胜其企慕之思”。在后来出版的范长江的另一通讯集《塞上行》里，且有对平凉途中所见“左公柳”的描述：“下华家岭，至界石铺，又合昔日陕甘大车大道，左宗棠当年经营西北所植柳树，还有不少留于大路两旁。”“六盘山东西两面大路，还存着不少的夹道杨柳，皆为左宗棠当日之遗留，以当时交通工具之简单，他的道路路面比现在国道路面为广，此公胸襟之远阔，实不同于当时凡俗之武夫。惟时至今日，左公柳已丧亡十九，长安至新疆之大道，仅若干处略存左柳，以引对前人辛苦经边之回想，其实用的价值，实已渺无可称述。”
1939年印行的《重修古浪县志》里对“左公柳”特予说明：“所谓人造林者为左公林、学校林。左公林由县南龙沟堡迤县北小桥堡，沿道节节有之，但皆稀疏，已枯死无多。”
丁履进在1940年写的《西兰之间》“忆左宗棠”一章里写道：“左氏由潼关至迪化，运用兵工，开辟大道，夹道植树，保护路面，迄今陕甘公路两侧，老树峥嵘，所谓左公柳者是也。惜后人不加爱护，所伐殆尽，于今所见，依稀数株而已。”
最后，张其昀、任美锷在1942年出版的《甘肃人文地理志》里，对“左公柳”也作了记载，指出植树之重要作用：“将来甘肃中部造林，似宜以杨、柳、榆、侧柏等较为适宜，山坡土壤冲蚀最烈，尤宜首先植树，保护梯田之肥土。昔光绪初左宗棠总督甘、陕，尝于甘陕大道两旁栽植杨柳，东起西安，西迄酒泉，郁郁千里，官厅保护迄今已五十余年，有大至数围者，人定胜天，此其明证，惜自民国十五年以还，兵乱纷起，左公柳破坏甚多，惟就其所遗者观之，当代苦心犹昭然可见也。”
透过前人留下的真切记载和生动描绘，透过时光老人投下的深长一瞥，我们仿佛看到了“左公柳”曾经拥有过的辉煌，领略到其迷人的风韵，深感保护植被、保护古树名木，尤其是保护生态环境之亟迫。
2．晚清民国时期甘肃地方政府对“左公柳”的保护
如前所述，左宗棠在甘肃各地加上新疆所种的榆、杨、柳树，约有一二百万株。
1935年，甘肃省政府对当时的“左公柳”进行统计时，平凉境内尚有7978株，隆德5203株，静宁1386株，固原4351株，山丹1220株，永昌1311株，临泽235株，古浪1015株。这些“左公柳”，“均经编列号数，各悬木牌，高钉树身，以为标志”王艾邦、陈乐道：《“勿剪勿伐，左侯所植”——民国时保护“左公柳”史档解读》，《档案》2003年第4期，第36页。
1998年8月出版的《甘肃森林》记载本省境内尚有“左公柳”202株，其中平凉柳湖公园内187株，兰州滨河东路13株，酒泉泉湖公园内仅有2株。
将上面的这三组统计数字略作比较，就不能不令人触目惊心。“左公柳”急速锐减，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还是人为的砍伐。尽管当时的政府制定了相关办法加以保护，并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和效果，但最终却未能扼制住“左公柳”频遭砍伐的势头，那昔日“密如木城，行列整齐”的景观，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淡出，引人深思。
早在清代末期，一些有远见的地方官员，就曾在古道两旁张榜告谕：“昆仑之阴，积雪皑皑，杯酒阳关，马嘶人泣，谁引春风？千里一碧，勿剪勿伐，左侯所植。”裴景福：《河海昆仑录》，第120页。这是至今所能见到的最早保护“左公柳”的官方文字。但可惜的是，砍伐“左公柳”的情况此后接连发生，从未停止过。1909年，新疆巡抚袁大化路过永登，见到境内大量“左公柳”被人砍伐，“有未伐者，枝亦被人砍”。
1920年，据《甘宁青史略》记载，甘肃“地大震，东西路桥遂多毁坏，县知事伐官树以补之，以公办公，尚无不可，惟此端一开，绅民效尤，已伐去十分之三”。省政府对此耳有所闻，遂通令泾川、固原、平凉、隆德、静宁、会宁、定西、通渭、榆中、皋兰、永登、古浪、武威、永昌、玉门、山丹、民乐、张掖、临泽、高台、酒泉、安西等县，要求“将官树编列号数，责成各地方头目认真保护在案”。
1927年以后，为支应当地驻军、兵站的燃料需要，各县旧驿道两旁大量“左公柳”被“旦旦而伐之，以至于今所存者仅十分之三”慕寿祺：《甘宁青史略》卷31，第9页。
1928年，刘郁芬派兵进驻临夏，在西固设立兵站，向当地群众征派大量烧柴，西固川的树木被砍伐一空，其中也有“左公柳”惨遭厄运。与此同时，榆中、皋兰境内的“左公柳”也被当地驻军大量砍伐。
1933年，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傅增湘游历陕西，亲见左公柳“今则旱槁之后，继以兵残，髡枝弱线，十里不逢一株”。不禁发出“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浩叹傅增湘：《秦游日记》。
1934年春，张恨水漫游西北，一入甘肃，只见沿路“左公柳”砍伐殆尽，所余无多，均剥尽树皮，用以充饥了。这应是民国十八年甘肃大早，引起大饥荒的结果。张在感伤之余，写了一首竹枝词：“大恩要谢左宗棠，种下垂杨绿两行。剥下树皮和草煮，又充饭菜又充汤。”张晓水：《回忆父亲张恨水先生》，《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1期。
针对上述情况，1932年11月26日，甘肃省建设厅呈准省政府颁布《甘肃旧驿道两旁左公柳保护办法》，其内容如下：
第一条甘肃旧驿道两旁所有之左公柳，均依本办法保护之。
第二条各县所有左公柳应由各该县政府依照自治区分段，现责成各区长点数，具结负责保护。区长更调时，应特列专册移交，并由新任区长加结备案；县长更调时，亦应专案交收，呈报建设厅备案。
第三条各县长、区长无论因何理由，不得砍伐或损坏，如有上项情事，一经查觉，县长记过，区长撤惩。
第四条人民有偷伐或损坏情事，除依法罚办外，并责成补栽，每损坏一株，应补栽行道树百株，并责令保护成活。
第五条本办法由建设厅呈准省政府公布施行。
这一《保护办法》虽显粗糙，但它用行政立法的形式对“左公柳”加以保护。
1935年甘肃省政府再次颁发了《保护左公柳办法》，内容如下：
一、本省境内现有左公柳，沿途各县政府应自县之东方起，依次逐株挂牌、编号（单号在北，双号在南），并将总数呈报省政府及民、建两厅备查。
二、沿途各县对于境内左公柳，应分段责成附近乡、保、甲长负责保护，并由县随时派员视查。
三、现有左公柳如有枯死者，仍须保留，不得伐用其木材。
四、已被砍伐者，须由所在地县政府于其空缺之处，量定相当距离补栽齐全，并责令附近保、甲长监督当地住户，负责灌溉保护。
五、左公柳两旁地上土石、草皮、树根、草根，均禁止采掘，并不得在树旁有引火及拴牧牲畜行为。
六、凡砍伐或剥削树皮者，处二十元以上百元以下罚金，或一月以上五月以下工役。
七、如该县长保护不力，应分别情节轻重予以处分。王艾邦、陈乐道：《“勿剪勿伐，左侯所植”——民国时保护“左公柳”史档解读》，第37~38页。
这一《保护办法》与1932年的《保护办法》相比，其内容和措施更加完善，不但规定了各县、区、保、甲保护“左公柳”的具体方法和责任，便于操作，而且明确规定了砍伐、破坏“左公柳”应受的严格处罚，并要求各县“随时派员视查”。随后，各县对其境内现有“左公柳”进行了全面清查、编号并将统计数字上报省政府。
然而，《保护办法》并未得到各地官吏的有效贯彻和执行。“左公柳”遭砍事件仍在屡屡发生。1939年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巡视陇东，途中“见官道两旁之左公柳被人砍伐甚多，并有剥去树皮者。树虽婆娑，生意尽矣”。而且多为“斤斧新痕，显系最近砍伐”。据此，限令各县在一月内，将该县境内道旁树木，不分大小一律点数、编号报省建设厅，并要求各县“责成当地头人、居民切实培护。如有枯萎，须将树木号数具报县府。县府据报后随即派人查验。如系因被人剥皮或砍伐而枯萎致死者，应将该地人、居民从重处罚，并务将毁坏之人查出重办”，“责成建设厅随时派员考查。嗣后，道旁树木不分大小、种类，如再发现砍伐或剥皮痕迹即将该管县长呈请从严处分”。重申对“左公柳”严加保护慕寿祺：《甘宁青史略》卷31，第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