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6年，甘肃分派了学政，主持甘肃的教育事业与科举考试。此前，陕甘学政每三年才到甘肃一次，各州府的岁试和科试都是合并举行的。现在甘肃分设学政，除阶州、肃州与安西仍岁科并试外，其余兰州府、巩昌府、平凉府、庆阳府、凉州府、甘州府、宁夏府、西宁府、秦州、泾州、固原州，都实行岁试了。对于乡试分闱和分设学政这样的造福甘肃人民的大事，在以前二百年中，竟然没有一个甘肃巡抚或陕甘总督想到。对此，秦翰才不禁感慨地说：“光从这一点看，就知道他们对于边方政事，没有放在心上。于是文襄公的举措，格外值得人们重视了！”《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15页。正好道出了甘肃人民的心声。这也说明左宗棠对甘肃的建设，是着眼于将来的、造福于西北人民的开发式建设，他所采取的措施，是中国近代开发西北的首次成功尝试。左宗棠分闱乡试的改革，在当时科举制度的没落阶段，已不符合整个时代的潮流，但在人才缺乏、经济文化落后的甘肃和西北仍不失为一项有积极意义的开发措施。
此外，左宗棠还选育技工，为创办的企业服务。左宗棠在西北兴办了第一批洋务企业，首次推行洋务教育。左宗棠在振兴西北教育时，也把办工厂与办学校相结合的办法带到了西北，在边远落后的西北内地，首次推行洋务之学。在筹办兰州织呢局时，他就指示部下从陕甘士兵中选拔“赋性灵敏，堪资学习者”入局，以达到培养“将来必有可用之才的”目的，“将来有成，尤为此邦师匠所自出，不但数世之利也”《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68页。但是，他在西北推行西学的事例很少，这与前面所述西北的特殊情况有关。各地义学、书院虽设，儒教、义理虽行，但基础并不牢固，当然不能大规模推行西学。他说：“察看狄道民风，虽不乏读书明理之人，而地杂回番，泯棼已久，一时望其丕变，复我华风，殊非易易。惟礼仪廉耻数字则必须先与讲明，俾革其旧染之污，得免刑戮，亦云幸矣。”《左宗棠全集·札件》，第393页。更不敢多有奢望。洋务之学是挑选士兵学习，且不是在士子中传播，很类似于现在的职业技术教育。而且，兰州织呢局经营不到两年就关闭了，洋务之学的传播也便在西北停顿下来了。
左宗棠在西北兴办教育，主要在甘肃和新疆两地。他虽然倡导在甘肃各地广办义学，但他显然把振兴甘肃教育的重点放在以兴办书院、分闱乡试为内容的开科取士、培养封建人才方面。在新疆则是以广办义学为重点，并未强调兴办书院，而像陕甘分闱这样的影响西北的大事件，对新疆的影响不大。这主要是由于新疆民族众多，语言文字不同，以至于造成官民之间沟通困难，政令难于推行。因此在新疆兴办教育，首先需解决各族人民与汉族文字语言不通的问题，而这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做到的。左宗棠主张通过兴办义学加以解决。对此，他在1878年写的《复陈新疆情形折》中说：“官与民语言不通，文字不晓，全恃通事居间传述，颠倒混淆，时所不免。”因此，他提出在新疆“广置义塾”，发展民族教育，并认为新疆“长治久安之效，实基于此”《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七），第194页。光绪六年（1880年），左宗棠在《办理新疆善后事宜折》中又说，“新疆勘定已久，而汉、回彼此扞格不入，官民隔阂，政令难施。一切条教，均借回目宣传，壅蔽特甚”，要改变这种状况，“非分建义塾，令回童读书识字，通晓语言不可”《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七），第519页。而普及基础教育，无疑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有效的途径。就课程设置而言，甘肃的“义塾”除主要学习“四书”、“五经”、“孝经”等法定课本外，根据左宗棠的提议又增加了《小学集注》、《吾学录》和《圣谕广训》等，而新疆的“义塾”却侧重于讲授《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等启蒙课本。显然，前者重在加强封建伦理教育，后者则着眼于让新疆各兄弟民族青少年认识一些汉字，以利“官民相通”。可见，左宗棠致力于振兴西北教育，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又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对甘肃和新疆采取了不同的政策，突出了地域特点，值得一述。
总之，左宗棠在甘肃推行的“兴教劝学”和振兴教育的各项活动和措施对传播儒家文化，推进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振兴西北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据载：“曾不数年，边徼汉民敦崇儒术，诵习《六经》，回、藏、蒙人亦争延师课读儒书。沟通民族文学，提高民间文化，至今考之，其效益盖可睹矣。”他所推行的这些教育措施对加强民族团结也是有一定成效的。由于广兴义塾、兴办书院，在甘肃各地尤其是民族聚居区“增训导，添学额”，使回、汉子弟“同棚合试”，融洽相处，从而形成了“汉、回相安”李维成，《左季高与西北》，见《左宗棠研究论文集》，岳麓书社，1986年，第365~369页。、民族团结、共同发展的新气象。尽管左宗棠举办的是旧式师塾和书院，传播的是带有浓厚封建礼教色彩的儒家学说，重点并不是代表当时先进潮流的洋务教育，传播的也并不是近代的科学文化知识。但他如此热忱地振兴西北的传统文化教育事业和开发西北民智的做法，仍对西北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应予充分的肯定。
（四）刊刻图书
书籍是人类传承文明的工具，是社会进步的阶梯。历史上有远见的政治家都很重视向落后地区传播进步文化与先进的生产技术。左宗棠对甘肃的图书刊印与发行事业，进行了一些颇有成效开发，为繁荣西北文化图书事业作出了贡献。
1．刊刻书籍的原因
（1）为了改善甘肃图书刊发的落后现状。甘肃士子所诵读的书籍，大都是书贩从成都和武汉两地贩运而来。兵燹之后，这种买卖无人去做，书源枯竭，而且所用书籍采用的都是民间俗本，往往错误百出，以讹传讹，使人难以卒读。左宗棠看到这种情况后，决定刊刻书籍，自备书源，提高刻印质量，以改善西北图书刊发业的落后局面。
（2）甘肃学校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左宗棠的号召下，自同治八年（1896年）起，各地兴办了大量的由政府支助的作为初级教育机构的义塾，还新办和修复了大量的作为中级教育实体的书院。义塾和书院的发展，需要大量的传统蒙学书籍和儒家经典作为学生教册。而甘肃学生所见到的书籍不仅数量极少，且“写的是错字，圈的是破句，实在要不得”《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09页。这便促使左宗棠重视书籍的刊发。他要以大量精刻、准确的书本作为学生用书，进而提高教学质量。
（3）恢复甘肃社会秩序、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增强民族团结的需要。左宗棠认为，西北教育不兴，思想文化落后的原因是各少数民族同胞与汉族语言文字不通，没有受到儒家思想的教化。他在一篇序言中总结说，自己“入关度陇，经理新疆，驻节边塞，日见蚩蚩之氓失教已久。习俗相沿，不知大经大法为何事。马牛襟裾，深用骇惧。诚不料含形负气之俦，泯棼瞀乱，至于此极。盖新疆得之准回，而河湟、月氏、伊吾、火州诸地，载籍以来皆等诸要荒，未遑治理，军府虽设，文治阙如。而谓民不兴行，岂其然乎！戎事甫毕，圣化维新。读法而外，学礼宜急。爰检《吾学录》所订婚礼、祭礼、丧礼，列为上下卷，颁行各塾，俾为新民，共沾圣泽，自此异域，渐染华风。意者化民成俗，古治之效不难复见也”《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第260~261页。为此，左宗棠刊刻了包括前述《吾学录》在内的大量介绍儒家伦理道德的书籍，传布各地。以统一边民的思想、增加对中国文化礼教的认同感，最终达到促进民族团结、实现西北边疆长治久安的目标。
2．刊发书籍的成效
（1）刊刻书籍的办法
左宗棠为了给甘肃刊刻书籍，设立了专门的机构，想了不少办法。
第一，设立刻书局。最早为西北刊刻书籍的机构设在汉口，叫崇文书局，归西征后路粮台经管。在西安设立的刻书机构叫关中书院，归西征总粮台经管。两地使用的工匠，主要是湖北的刻工《左宗棠全集·札件》，第521页。两地的刻书费用，都由左宗棠的廉俸支出，没有使用公款。
新疆收复时，又在迪化开设书局，刻印供给回民子弟读诵的书，“这个书局的寿命相当长，直到光绪晚年才裁撤”《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09页。此外，西宁知府龙锡庆曾在西宁设立尊经书局，刻印四书、五经。而陕西布政使翁同爵曾利用关中书院藏版，印发《七经》等书。而其后陕西人刘光贲艹、柏景伟等倡刻《十三经》、《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贺瑞麟等倡导刻印濂、洛、关、闽诸书，似乎也受左宗棠在西北刊刻书籍的影响。
第二，设立流动刻书机构。左宗棠还有一个流动的刻书机构，一直随着西征军大营走。“譬如他所编《学治要言》一书，原版于同治十一年正月在安定行营开雕；又重刊《吾学录》，于光绪六年三月，在肃州行营开雕。这就是两个实例。”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西北胥吏为省事起见，常把辗转下行的文书，随意删割，有时别字连篇。结果使得文义既不能贯串，事理也就不能明白”《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09页。，给推行政令造成障碍。为此，左宗棠遇到重要事件，就把来往的文书，整个刻印下来。他要求执行任务的官员见到文书以后，对于事情的原委、理由、办法弄得明明白白，以免误会。这样，他身旁随时就要有刻工跟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