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6年（光绪二年），左宗棠给皋兰贫民拨银6826两，令多买羊牧放。1880年（光绪六年），他批示安西知州龚恺，“于前发安西协羊本内提拨400两，如不敷分拨，即在安西州存余官款内提拨”，以购种羊。由于安西州无现存银两可拨，故他到哈密经安西时，乃于自己养廉银内拨银2000两，以1000两“发安西协购买种羊，散发兵丁领牧”；另1000两，“发该州买羊，分发贫民畜牧”《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86页。他将此事告诉杨昌浚，指出：“戈壁乏水草，不能度地以居”，“拟先畜牧导民，而令其渐谋耕获”，故在自己养廉费内拨银2000两，“饬令购买种羊，交发兵民，以收畜牧之利，冀流亡尽复，荒地续开，尚有可为”《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610~611页。《甘宁青史略》一书还记载：左宗棠“因军兴后畜牧寥落，由厘局拨款供给贫民买羊孳牧”。“原订三年归本，后贫民无力归还，催缴至三十二年（1906年）仍欠羊银九千余两。前制军杨（昌浚）以追呼扰累，奏请豁免。”但仍收效不大，“盖以富民有羊不能自牧，逆计羊本之扰累，不肯承领；贫民领到羊本，又以饥寒交迫，知近忧而不知远虑，坐食消耗，以致牧业废弛，不能振兴”《甘宁青史略》，卷25，第43页。可见，发展畜牧业涉及的问题很多，不是一经提倡就可发展起来的。
（三）手工业与多种经营的兴办
1．甘肃传统手工业的发展概况
甘肃手工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同甘肃近代工业的产生、发展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有必要首先对手工业的发展状况作一点介绍。
甘肃盛产羊毛，因此，手工纺织业发展较早。据《皋兰县志》记载，早在秦汉之前，民间就有“拈毛成线，织褐为衣”的手工劳动，这种毛线衣称作“毛褐”。但在相当长的时期中，“毛褐”只是穷苦百姓在农耕之余，自织自穿，并不出售。到乾隆初年，“毛褐”生产技术有所改进，有“绒褐”之名，“造为织锦装花之丽，五采闪色之华”，“一袍所费百金，一匹价值十余两”慕寿祺：《甘宁青史略》，卷二十九。织褐手工业有所分工，出现了脱离农业专门从事织褐领取工资的手工业者。“农民闲暇之余，捻毛为线，俗称褐线，待织褐匠来时，交给织褐匠”。这些织匠，“自己携带简单织机，循游各地兜揽织褐，或计日给付工资，或计件给付”。农家织成的褐，“有乡民带赴集市或县城出售者，亦有售褐小商人分赴农村零星收售者，亦有自己备用完全不出售者，亦有专营毛褐其目的在于完全出售者”甘肃省银行经济研究室编：《甘肃之工业》，1944年。转自林植《甘肃近代工业略论》（《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这种状况，在兰州、临潭、皋兰、榆中等地都很普遍，尤以秦安之所产最为有名，其生产“不以自用为目的，已演变为商业化之生产”《甘肃之工业》，1944年。，其产品远销兰州、天水、汉中、西安及四川等地。
甘肃的织毡、织毯等手工业也很发达。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兰州等城市就有织毛毡、毛毯的手工作坊，“以毛绒制成毡毯、毡帽及毡鞋，品质精美，行销西北各省”。规模较大的称毡房，“毡房组织，有独资经营及合股经营之别”，各地还有行会组织。毡房的经理与工人为“师徒关系，在收徒拜师之前，徒弟待遇，除供给食宿外，所得为数极微，且不得任意离去”《甘肃之工业》，1944年。这一方面反映了某种程度的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这类手工作坊中雇佣劳动的出现。
甘肃的水烟制造业也发展较早，分工较细。乾隆年间，就有“兰州别产烟种，铸铜为管，贮水而吸之”的记载。其后，这种生产水烟的“烟坊”在兰州周围就有上百家，而且，出现了细致的分工。就生产而言，“有专制条烟者，有专制棉烟者，有专制麻烟者”，“有专生产烟叶的农民，有专加工制造之烟坊”；就销售而言，“有制造商，烟箱商，运销商。制造商为收购原料加工制造者，烟箱商为专制装烟木箱以运销者，运销商以经营水烟运销为目的”陈鸿卢：《甘肃之固有手工业及新兴工业》，《西北问题论丛》第三辑第184页。转自林植《甘肃近代工业略论》（《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甘肃水烟运销江、浙、华北、东北及川、陕等地。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甘肃兰州的手工翻砂业。远在明朝初年，手工翻砂就已经具有一定规模。洪武年间，为了在兰州架设黄河浮桥，需铸两根铁柱，这个任务就由兰州的王家承担并如期完成。王家当时翻砂业务的规模、雇佣人数等现已无从查考，但用手工方式铸造两根铁柱，需要较大的力量和一定的技术，这是可以想见的。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黄河浮桥需补铸一根铁柱，又由王家承担。因为这样的功劳，王家获得了兰州地区翻砂的“专利”，每年向政府交“押贴”（税款），政府允许其独家经营。从此，翻砂业务在兰州有了迅速的发展《甘肃省新志·工业志》，第61页。
其它如酿酒、造纸等手工业都很普遍，有的作坊规模较大，雇佣工人较多。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活动的加剧，甘肃的手工业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受到影响最大的是毛纺、毛织业。“海禁开放，洋布输入极多，物美价廉，影响土产之生产”，“致毛毯之产销，沦为无人过问之趋势”。毛毡生产也是如此，“舶来品源源输入，我国固有之手工业多被摧毁，兰州毡房自不能幸免”《甘肃之工业》，1944年版。，这同沿海地区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在鸦片战争之后，甘肃某些手工行业一直在缓慢地发展着，并演变为民族资本企业。
2．蚕桑业的推广与发展
鸦片战争以后，甘肃原有的某些手工行业，由于自身的特殊条件而能继续存在，并缓慢得以发展。对于其他的传统手工行业，左宗棠在甘肃的时候，也套用南方的经验，试图加以恢复或推广，这主要集中在蚕桑业、种棉和手工棉纺织业方面，下面就此略做探讨。
（1）左宗棠发展西北蚕桑业的原因
首先，他认为发展蚕桑业可以解决老百姓的穿衣问题。如果说左宗棠采用举办“民屯”、以工代赈等办法可以解决老百姓吃饭问题的话，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即穿衣问题摆在他面前。左宗棠初到西北就看到，“今甘、凉一带及笄之女且无襦裤，犹如昔时”《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二），第379页。“老弱妇女衣不蔽体”，因而得出结论说：“民苦无衣甚于无食。”《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464页。他亲自动笔，于同治十年写下了“札陕甘各州县试种稻谷桑棉”的布告，派人四处张贴，决心以发展蚕桑业为“养民务本之要”。
其次，种桑养蚕也是为老百姓“开利源”的一个措施。为什么西北的老百姓没有衣服穿呢？那是因为他们实在太贫困了。对此，左宗棠从几个方面作了分析和研究。他说：“丝缕布匹，甘省素未讲求，全恃商贩，又不能有南方舟楫可资重载，以故价值昂贵异常。民间耕作所得收入不多，本地银钱向本缺乏，遂不得不忍受风寒。每至隆冬，念吾民短布单衣，而为上者轻裘重茵，实为悯恻。”《左宗棠全集·札件》，第528页。作为地方官，对百姓“教而不先之以富，则执衣食不足之民绳之以法，为上者亦大不仁”《左宗棠全集·札件》，第528页。，没有尽到应有的职责。因此，若“以衣食为人生所急需，必有以开利赖之源，而后民可得而治也”《左宗棠全集·札件》，第528页。并认为“甘肃可兴之利，耕垦之外，织呢、养蚕二者尤急”《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639页。可见，他把种桑养蚕当作“开利源”的一个措施，热心地进行推广和宣传。
第三，西北具有发展蚕桑业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左宗棠认为“关中草棉桑柘，地无不宜，陇则山高气寒，不能一律”。而“实则向阳之地，未尝不可栽种”《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二），第379页。他还从历史角度考证西北自古就有蚕桑养殖，如《诗经》中，“女桑之咏，《豳风》具有明征，陕之邠、甘之泾即其故地”，以释众疑。其中，甘肃发展蚕桑业的条件无疑较他处差些，所受局限大些。但左宗棠还是强调指出：“甘省地偏西北，温和之气少，长养不如东南。然天备四时，寒暑亦自迭代；地育万物，草木亦既繁生，断无处处不宜之理。”《左宗棠全集·札件》，第529页。
第四，把广种棉桑当作替代罂粟种植、禁绝烟祸的一项重要手段。左宗棠为了在西北禁绝鸦片，铲除罂粟，因地制宜地运用经济手段，以广种棉桑作为禁种罂粟的有效方法，广泛加以推广，并采取一些相应的办法，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比如严禁种罂粟，“如有抗违种莳者，将地充公”，就是将违禁种植罂粟的田地予以没收。为了鼓励老百姓改种棉桑，左宗棠又专门规定：“若从前犯种罂粟之人，以后能报种稻谷、棉、桑，该州县验看确实，即着将原充公地亩仍还该地主管业。”并要求各地“一并晓示”，使农民领会他“兴利除害之至意”《左宗棠全集·札件》，第529页。把这项兴利除弊的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2）发展蚕桑业的具体办法和措施
第一，大力宣传栽桑养蚕的益处，消除上下存在的主观懒惰思想和客观畏难情绪，造成重视蚕桑业发展的舆论氛围。
同治十三年（1873年），左宗棠认真阅读了陕西巡抚谭钟麟写的《蚕桑辑要》一书，大力称赞，认为该书与前代学者“杨崇峰中丞所刻《蚕桑简编》略同，而采摭尤备，其为民生计者至周，庶复古豳之旧”《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二），第379页。二人对西北发展蚕桑业的重要性与可能性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既然西北具备了发展桑蚕业的诸多条件，为什么工作却难以开展呢？左宗棠认为实在是“民情窳惰，有其过之。上年符檄频催，郡县多以风土不宜为辞”，以至“坐失美利，甘为冻鬼”。问题的关键是当地百姓和地方官吏都“无以久远之计存于胸臆者。因循相沿，遂至此极，亦非仅风土之不宜”《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二），第379页。可见，作好宣传开导工作，实在是一件刻不容缓之事。
首先是设法克服地方官员和老百姓的主观懒惰思想。左宗棠指出“桑树最易长成，村堡沟坑墙头屋角一隙之地皆可种植”。栽种“不需肥美之地，与种谷田亩毫无相碍。且初种不甚费资本工力，迨及合用，则养蚕、纺织诸务又皆妇女所能，未有妨农事。此皆自然之利，只待人自取之者也”。所谓“土性非宜，天时早冷”《左宗棠全集·札件》，第528页。等理由，只不过是毫无道理的托词借口而已。百姓只要勤于栽种，终将有所成就。
其次是竭力消除客观畏难情绪。左宗棠指出：“西北宜桑，试课蚕务，颇易见效。”《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616页。但由于西北存在着巨大的地区差异性，各地不同程度地都流露出畏难情绪。特别是甘肃的人认为，“桑为秦之宜，陇则山高气寒，不能与秦同候”《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二），第444页。左宗棠则认为，办理桑务，要有长远眼光，不能只顾眼前，他说：“此时课民种桑，利在五年以后，蚩蚩者未能远虑。”《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二），第444页。他要求地方官员要克服畏难情绪，“勤求治源”，把“蚕桑、学校（看做）今时急务”《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二），第392页。尤其在甘肃，“是赖该州县尽乃心力，襄兹善政”，“为甘省开万年之利”。《左宗棠全集·札件》，第53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