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1日《联合国家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从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进入了反法西斯同盟国与法西斯轴心国之间进行集团对抗的新阶段。在集团战争的情况下，能否实现集团内部的团结合作，能否在军事政治和经济领域内协调一致，便成为事关战争结局的首要因素。在这方面，互相对抗的两大集团表现出相反的趋向。以苏美英中等大国为核心的同盟国频繁举行高级会晤，不断克服相互间的矛盾与分歧，从而使同盟国之间的军事、政治、经济合作不断发展。与此相反，以德日意为首的轴心国集团在政治和经济上缺少合作，在军事战略上各行其是，内部矛盾日趋扩大。这种互为反向的发展变化对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在苏德战争爆发到反法西斯联盟形成这段时间，苏、美、英3国采取一系列实际行动促进它们之间的联合，如1941年7月的英苏协定，8月英美的《大西洋宪章》，9、10月份苏、美、英3国莫斯科会议，以及12月英美首脑的阿卡迪亚会议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访问莫斯科，等等。这些行动，既推动了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也为这3大国进一步加强团结与合作奠定了基础。
由于苏德战争爆发后，法西斯德国及其仆从国把主要力量投入了苏德战场，苏联承受着巨大的军事压力，苏德战场成为关系到战争结局的重要战场。这就在客观上使英美等国支持、援助苏联坚持战斗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国之间团结合作、联合抗敌的主要内容。
苏军取得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证明了苏联抗击法西斯侵略者的决心和实力，也使西方盟国重新认识并估价了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及作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它们对苏联速败的担心，为西方盟国加强与苏联的团结合作提供了契机。1942年5、6月份，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对伦敦和华盛顿进行了巡回访问，与英、美两国领导人就进一步加强合作等问题进行讨论。这是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政府要员第一次出访西方盟国。
1942年5月26日，“英苏反对希特勒德国及其欧洲仆从国战时同盟和战后互助合作条约”签署。条约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规定了双方结成战时同盟的责任与义务。双方承允在对德国及其欧洲仆从国的战争中，彼此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不与敌国单独谈判或缔结和约。条约第二部分就双方在战后的行动做了某些规定，如共同行动以维持和平，制止德国等国再次发动侵略，对受侵略一方给予全力支持，为欧洲安全与经济繁荣密切友好合作，相互给予经济援助，不参与针对对方的任何同盟等。条约一经批准就立即生效。第一部分有效期到战争结束，第二部分有效期为20年。
英苏战时同盟和战后互助合作条约，是1941年7月英苏对德战争共同行动协定的进一步发展。它不仅进一步明确了双方在战时的同盟责任与义务，而且第一次规定了双方在战后互助合作的基本原则。因此对确定双方关系不仅具有现实意义，也具有历史意义。艾登在条约签字时说：“在我们两国的联系史中，我们的联合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紧密过，我们为将来互助而履行的义务，也从来没有达到如此完全的程度。”莫洛托夫在向苏联最高苏维埃报告苏英条约时也指出，条约的内容“着重显示了不仅对苏英邦交的发展方面，而且对欧洲整个复杂的国际关系的未来发展方面，都具有伟大的政治上的重要性”，表明苏英的友好关系“已在实质上巩固起来了”。
5月29日，莫洛托夫抵达华盛顿。苏美谈判也基本上围绕两个问题进行，一是美国按照租借法案原则向苏联提供武器和物资问题，一是第二战场问题。由于1941年10月1日苏美英在莫斯科签署的向苏提供援助的议定书至1942年6月30日就将到期，苏德战场的紧张局势又使苏联对这种援助非常倚重，因此与美国政府讨论新的援助计划，扩大援助范围和数额，是莫洛托夫此行要解决的迫切问题。苏联提出需要的武器和物资的总数量为410万吨。
同时，苏联还急于摸清美国政府对开辟第二战场是何态度。由于英国政府以种种理由拒绝在这一问题上作出承诺，因而美国的态度非常重要。在到达华盛顿的当天和第2天，莫洛托夫便在会谈中提出了盟国在1942年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要求。莫洛托夫坦率地告诉罗斯福总统，在希特勒军队数量上占优势的情况下，苏军有可能还要考虑后退。这不仅对苏联是巨大的危险，对英国和美国同样会形成威胁。如果英美能从苏德战场吸引走40个德国师，哪怕不是最好的师，那就有可能在1942年粉碎德国，至少能注定它的命运。莫洛托夫强调：“第二战场问题是个最大的政治问题”，也是“战争的大战略问题”，“不应由军人而应由国务活动家来解决它”。
1941年9月29日～10月1日，丘吉尔、斯大林和罗斯福的代表阿佛拉·哈里曼在莫斯科签订了《对俄供应第一友好议定书》。美国把对苏援助与开辟第二战场两个问题联系起来考虑。由于美国已正式参战，本国也需要大批武器装备及物资，因而满足苏联提出的数额有困难。但罗斯福同时也表示，“苏军可能的被迫后退会导致盟国整个形势的极大恶化”，因此美国将尽其可能地帮助苏联，提供援助和开辟第二战场都是这种帮助的体现。在会谈中，罗斯福总统几次明确表示美国希望于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参加会谈的美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也基本同意罗斯福的意见，但提出准备开辟第二战场的工作将使美国已经非常紧张的海上运输工具和物资供应，变得更为严峻。美国方面提出，为加速开辟第二战场，不得不大大削减对苏援助的数额，在7月1日至1943年6月30日一年中只能提供250万吨援苏货物，这个数字远远低于苏联要求的410万吨。不过，削减的几乎全部是一般物资，未包括坦克、飞机、弹药这类军用品，因而苏联并非完全不能接受。苏联方面表示，如果第二战场能于1942年开辟，苏联愿意接受这个建议。美方承诺将立即在英美军方就开辟第二战场问题进行磋商并制订出计划。在苏美双方共同商定的联合公报中特意写明：双方“就1942年在欧洲建立第二战场的紧迫任务达成完满的协议”。莫洛托夫回国途中再次来到伦敦，受苏美谈判的影响，英国政府也勉强同意在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并把类似苏美公报中的词句写入苏英联合公报。这样，西方盟国第一次就开辟第二战场问题作出了比较明确的承诺。尽管美英两国政府尚有某种保留条件，但当时苏联对此承诺的评价是积极和乐观的。莫洛托夫在6月1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会上说：英美的声明“对于苏联各族人民具有伟大的重要性。因为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就一定会使我们这一战场上的希特勒军队发生不可克服的困难”。
莫洛托夫访美的另一成果，是在他离开之后，由苏联驻美大使李维诺夫与美国国务卿赫尔于6月及正日签订的苏美关于进行反侵略战争中实行互助诸原则的协定。协定规定了双方在战争中相互援助的范围、程序和条件，进一步明确了双方互助的责任和义务。这一协定，加上美英两国在1942年2月23日签订的同样内容的协定以及1941年7月12日的英苏协定和刚刚签署的英苏条约，使3大国之间又增添了一条加强它们团结与合作的法律纽带。
反法西斯联盟建立后，团结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参加战斗成为盟国外交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
对戴高乐将军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及其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由于其抗敌性质，最先得到了苏联的承认，后来由于自由法国的部队在北非比尔哈希姆地区战斗中的出色表现，加上英美此时正在筹划在法属北非的战役，使“自由法国”的地位有所提高。
1942年6月27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向戴高乐透露，美国政府正考虑以一种新的态度对待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第二天，美国驻伦敦大使约翰·怀南特在与戴高乐会晤时满意地指出，近日一些征兆使人可以希望******和自由法国之间关系趋于缓和。7月9日，美国政府发表公告，决定“给予法兰西民族委员会一切军事援助和可能的支持，因为该委员会是法国反抗轴心国的旗帜”。这一公告正视了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的地位，承认了它领导作战的权力和与盟国共同组成军事组织的权利，戴高乐对此比较满意。
为进一步扩大影响，把法国本土沦陷区中那些丧失自由但仍进行抵抗的力量吸收进来，民族委员会建议把“自由法国”更名为“战斗法国”。7月13日，英国政府发表声明，接受上述名称更改，并与法兰西民族委员会就“战斗法国”及其领导机构的性质、地位、作用等达成共识。此后，在英国政府看来，“战斗法国就是各地团结起来与同盟国协同作战反抗共同敌人的法国人和法国领地的一个集合体；也是法兰西民族不肯投降，并在任何地区为同盟国的共同胜利而努力，以解放法国的反轴心国的标志。”而法兰西民族委员会“是战斗法国的领导机构，是在联合王国政府面前代表法国利益的一个机构。”
美英政府对戴高乐将军领导下的法国抵抗运动的重新认识，对增进反法西斯联盟的力量和它们之间的团结无疑是有益的。当然这种认识还有一定的局限，在美英眼中，它还不是唯一能代表法国的一般和永久利益的政治实体，戴高乐将军在此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也不是西方盟国选中的唯一的法国政治军事领导人。这就决定了在随后的时间里，戴高乐及其代表的政治力量，在与西方盟国的合作中，免不了产生多方面的矛盾冲突。但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同盟国想在北非、地中海这些与法国相关的地区采取军事行动时，不考虑军事力量不断壮大且在法国抵抗运动中威信日增的“战斗法国”的作用，显然是不现实的。而戴高乐将军等人光复祖国的夙愿，没有同盟国的军事支援和物质帮助也难以实现。正是战争逻辑本身，推动战斗法国与同盟国关系在矛盾中向前发展。
北非战役开始后，维希政权与美国断交，促使美国政府必然要在维希政权拥护者之外寻找能代表法国与同盟国合作的人物。在1943年1月中下旬召开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罗斯福与丘吉尔专门讨论了法国问题，并特意请来戴高乐将军和吉罗将军进行会晤。在同盟国的竭力促成下，6月3日组成了由戴高乐和吉罗担任平等两主席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委员会宣布自己是“法国的中央政权机关”，对“一切法国领土和陆、海、空军都拥有最高权威”。不久，民族解放委员会内部又进行了调整，吉罗将军不再任主席而任法军总司令，戴高乐将军成为委员会的最高领导人。
意大利投降后，8月2日，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向美英两国政府发出照会，提请它们注意，在对意停战谈判和监督意大利的机构中，都应有法国参加。8月26日，美英苏三国在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成立2个多月后，正式阐明了它们各自政府对该委员会的态度。英国政府承认该委员会是“管辖承认其权力的法国海外领土的机构”；美国把其看成为“有助于保证实现并捍卫法国利益的机构”；苏联承认它为“法兰西共和国国家利益的代表”。同盟国对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不同程度的承认，为它们与法国这支最主要的反法西斯政治力量之间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扩大，开辟了有益的前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美除美英苏法抗击法西斯的力量外，另一股远在东方亚洲的抗战力量也不可忽视。那就是中国。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战场对日军的牵制和消耗作用是各国有目共睹的。反法西斯同盟国在制定战略方针时不能不考虑中国战场这种特殊而又重要的作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和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改变了大战条件下世界军事政治格局，也使中国在抗击日本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作用日益突出，这就为同盟国围绕支持中国抗战展开合作与互助奠定了基础。
美国对日宣战后，其基本战略仍然是“先欧后亚”。但为了利用中国在人力和国土上的独特优势，最大限度地牵制和削弱日本，美国也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援华抗日的措施。继1942年2月7日美国国会批准向中国政府提供5亿美元财政援助后，6月2日，美中两国政府又签订了《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协定规定美国与中国相互提供用于国防的用品、兵力及情报，以及上述各项的使用原则和报偿原则。根据此项协定，美国应允提供8.4亿美元的租借物资装备及训练中国军队。在日军占领缅甸、中国接受外援的唯一通道——滇缅公路被切断后，美国与英国一起于1942年春，新辟一条从印度东北部飞越“驼峰”喜马拉雅山脉到昆明的空中航线，靠这条空运线，把数量有限但非常宝贵且极具象征意义的盟国援华物资送到中国。起初，经这条运输线每月运送3000吨物资，到了1943年3月，罗斯福总统答应把空运数量逐步提高，最终达到每月1万吨。
1943年5月12日至25日，美英最高军政首脑在华盛顿召开了代号“三叉戟”的会议，特召英美远东战场的战区指挥官韦维尔元帅、史迪威将军和陈纳德将军参加。援助中国是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罗斯福总统在会议开始的当天，便向两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强调了中国作为抗日基地的重要性、中国可能崩溃的严重性以及迅速增加对华援助的必要性。14日，英国政府同意“把积极发展空运援助中国和在中国建立空军作为1943年的目标”。在20日讨论太平洋作战的会议上，丘吉尔向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保证：“英帝国将尽一切人事之所能来援助中国”。罗斯福则明确承诺要建立一支航空队，并用空运来的大部分物资供应它。会议最后形成的报告书写道：“采取必要而实际可行的措施援助中国，使中国成为有效的盟国和对日作战的基地”，是美英全面战略的基本任务之一。据此，美英有关部门制定出具体计划：组织和增加援华空运航线，以求到初秋达到每月1万吨的运输量；发展印度阿萨姆的航空设施；在1943年雨季结束时，在缅甸北部发动战役，作为打通中印公路的基本措施。
除了军事上的支持外，美英政府还从政治上采取了一些举措。1942年10月9日，美英两国政府宣布愿与中国政府就废止对华不平等条约问题进行谈判。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签署条约，宣布取消美、英两国在华享有的治外法权及特权，其中包括在中国的驻兵权、租界权、内河航行权。同时，在罗斯福关于战后世界安排的设想中，中国也占有重要位置。尽管同盟国围绕支持中国抗战的行动有各种各样的考虑，引出了许多分歧、矛盾，但客观上仍起到了加强同盟国之间对日作战上的协调与合作，增进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联合的实际作用。中国的抗日战争，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中国人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争得了国际地位。
美国政府在二战中的积极态度和领袖地位，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本国直接介入战争，虽然美国在支持世界各国的抗战中耗费了大量的物力财力，但他们在世界上赢得的无形财富是不可估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