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一生和西北有着许多不解之缘，首先他第一次由军事主政，便是在陕西当督军，完成了他一生中从政的开端时期。在五原誓师后，冯玉祥在北伐战争的鼓舞下，尽管当时南口大败，兵疲将乏，重新堀起，振兴国民军也是在西北。所以自他1925年第一次接受其参谋长蒋鸿遇建议，选择西北尤其是甘肃作为战略根据地，直到他中原大战失败后，力图挽救国民军势力，重振旗鼓，以图在政治、军事上有所作为，足以与蒋介石和其他军事势力相抗衡，都没有离开对西北的考虑。因此，冯玉祥和西北人士的关系，有必要略述一番。
冯玉祥和于右任
于右任，祖籍陕西三原，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早年以新闻为业，曾在上海创办《神州日报》并任主笔。1905年秋在日本会见孙中山，并由胡汉民主持加入刚成立不久的同盟会，是最早的西北籍同盟会员。
冯玉祥和于右任的相识较晚，但一相识，便彼此敬佩和仰慕。主要原因是两人均为辛亥革命的勇猛斗士，只不过参加辛亥革命的方式不同罢了。冯玉祥因发动辛亥滦州起义而闻名，于右任则是在反清斗争中运用他犀利的笔锋在《神州日报》和其他革命报刊上宣传革命思想蜚声海内外。
冯玉祥和于右任是什么时候开始合作的已无从考证了，因在冯玉祥早年督军陕西时，冯、于之间曾有许多误解，于曾对冯采取不予合作的态度。而冯、于再度合作，大约在北伐初期，国民党中央有联合冯玉祥之意，而此时的冯玉祥正在苏联考察，广东革命政府及国民党中央选派专人赴苏动员冯玉祥，而所派遣的这个人便是于右任。据曾给于右任做俄文翻译的马文彦回忆，大约是1926年8月下旬，于右任和冯玉祥在苏联莫斯科见面。
“冯玉祥住在莫斯科几十公里外的一座墅里，我们很快取得了联系。于和冯就在冯的住处进行了秘密商谈，……”此后两位革命志士，共赴国难，在五原誓师，西安解围，治理陕西，东出潼关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两人互相敬重，互相支持，并且逐步达到互相理解和信任。尤其在五原誓师时，冯玉祥非常钦佩由刘伯坚起草、于右任代笔的誓师宣言，于右任在宣言首句中写道：“玉祥本是一个武人，半生戎马，未尝学问，唯不自量，力图救国，无奈才短识浅，对于革命的方法不得要领。”“我出生在工人的家庭中，父为瓦工，贫无立锥，完全是无产阶级的人……”
冯对这几句十分赞赏，自以为是去苏联考察的重大收获，即敢于承认自己是个无产阶级的一分子，而并不是什么师长、将领的贵人。冯说，“过去我如果看到这句话，一定认为他是侮辱我，今天看来却感到很光荣”。
西安解围时，冯玉祥任命于右任为国民军联军副总司令兼驻陕军总司令，并将旧部孙良诚、吉鸿昌、马鸿逵等2万余人马归于指挥。于右任受命后，即刻潜往陕西，去招集原靖国军旧部，投入西安解围的战争。1926年10月初，于右任先于冯抵达陕西乾州，在三原附近成立国民军驻陕军临时指挥部，联络陕军各地力量。
对于右任的突然归陕，三秦父老如大旱之望云霓，各地纷纷投奔在冯玉祥部下，参加反攻西安的战役。
当11月28日凌晨西安之围被解除后，人们把冯玉祥、于右任当作拯救三秦的救星。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上下民愤沸腾。南京各界举行了规模宏大的抗日救国大会和全市游行，向南京政府请愿，要求政府立即对日作战。
这时的冯玉祥和于右任已不像先前了，冯玉祥的军事势力已被瓦解，冯仅担任了没有任何实权的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一职，于右任以监察院院长入阁，可以说位高却无权，只是政府里的陪衬而已。
但爱国之心在这两位元老的胸中并未湮灭，尤其是日本关东军侵华的炮声在关外震响之时，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上，冯玉祥、于右任等一批爱国人士积极主张对日作战，以雪国耻。而何应钦、汪精卫却大肆散布“抗日亡国”论。
在不久后召开的一次国府会议上，对于蒋介石对日不投降、不抵抗的暧昧态度，于右任十分不满，他冲着蒋说：“北伐时候，蒋先生很大胆；冯先生在五原誓师，一个宣言出来，如同把两炸弹掷在张作霖和吴佩孚的脖子上一样。为什么到了今天，国难这样严重，反倒不下决心呢?”质问的蒋介石满脸通红，无以作答。
西安事变后，冯、于二人对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极为赞赏。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以此来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2 月15日，冯玉祥、于右任在会上同宋庆龄、何香凝等一起联名提出《为外患日急请讨论扩大总理三大政策团结御侮案》，要求国民党“扩大总理三大政策，……全国全党各派一致团结，共同对外”。这一提案受到国民党内广泛支持，随后决定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统一战线正式确立。
抗战期间，冯玉祥、于右任大多数时间居住南京、重庆等地。这时两人年事已高，老之将至。他们虽居闲职，但反抗日本侵略的决心更坚，两人的友情也日益加深。因无权参政，更不能亲赴战场杀敌，这时交往大多以诗文方式进行。
于右任早年便以诗文著称，他的诗和其人一样，气度恢宏，意境开阔，很受世人称赞。1941年他在给冯玉祥的《题冯焕章训词手册》一文中，鲜明地抒发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民族与国家，至上复至上。”冯玉祥的诗则以丘八诗闻名，丘八诗是冯玉祥对自己所写诗的自称，即像兵一样“文字朴实、形式通俗”。抗战时，他们互相切磋，以诗会友，互敬互勉，共抒御敌之情，期盼抗战胜利的前途。
1937年，于右任六十寿辰时，冯玉祥曾为这位年长自己4岁的老友写了一篇寿文，并亲撰一副中堂，以表达对于右任的敬佩之情。
万里归国寺，宣传党化；
五原誓师后，先解陕围。
这既是对于右任在国民革命中重大贡献的颂扬，同时也刻画出冯、于二人风雨数十年，对民主革命不懈追求的真实写照。
冯玉祥和胡景翼
胡景翼原为陕西靖国军第四路司令。1921年靖国军解体，除第一路外，二、三、四路军均与直军合作。随后胡景翼军由直军改编为陕西陆军暂编第一师，并任师长。1922年4月，直奉战起，胡奉直系之命出潼关，赴河南参加第一次直奉战争。战争结束后，驻防顺德(河北邢台)。当得知冯玉祥也因直系北京政府腐败无能而郁郁不得志时，便产生联冯倒直的想法。冯玉祥当时头衔是陆军检阅使，驻军京畿，但这只是个虚名，曹、吴在各方面限制和排挤他。冯在曹、吴的排挤之下，早巳产生推翻其统治的想法，因而，冯、胡便于1923年前后秘密联络，伺机行事。
1924年夏，胡景翼派时任陕西渭北水利工程局局长李仲三作为全权代表，到南苑与冯玉祥密商推翻曹、吴的计划。这时，第二次直奉战争已打响，双方在山海关一带展开激战，冯玉祥在南苑旃坛寺陆军检阅使署的客厅内对李仲三详细分析了直奉战场，然后成竹在胸地说：“直奉胜败关键在山海关，双方主力都在京奉线，战端一开，吴必到前方指挥战事，等待直奉两家打得不可开交之时，我们再打北京，收拾曹锟。巢穴一失，前方必溃，然后再肃清残部，建立合法政府，此乃万全之策。”冯玉祥还嘱胡到京暂住，借机向曹锟、吴佩孚要饷，要军火，要到手再开拔。
胡景翼为取得曹、吴的信任，去北京面见曹、吴，向吴佩孚报告所属部队业已作好准备，请缨杀敌，为直系立功，胡假意表示服从吴大帅命令，完成任务，态度甚恭。吴佩孚当即命令胡景翼担当喜峰口方面阻击奉系的任务，并对胡说：冯玉祥已担任了古北口方面的对敌任务，要他们互相联系，以防止敌军乘隙而入。
胡景翼待吴佩孚部置完任务，就提出要军饷、军火的问题，吴满口答应，大敌当前，前方军火应及时补给。因而胡景翼这次北京之行不仅取得吴的信任，又向吴索得大量军饷和军火，心中自然十分高兴。随后待吴佩孚开赴山海关时，胡部移驻通州。胡即派岳西峰向喜峰口滦平络绎前进，并取得小胜利，以掩曹、吴的耳目。胡要李虎臣担任通州警备司令，李纪才部驻通州郊外，作为预备队，以稳住吴佩孚。
9月底，冯玉祥派副官张元荣潜来喜峰口见胡景翼，说冯已到怀来县，叫胡派代表商谈如何联合行动之事。胡派李仲三、刘允臣一同前往，在怀来县冯军指挥部会商进京具体办法。冯和胡的代表协议了如下方案：
第一，商量代替贿选总统，拥护孙中山北上主持大政。
第二，军队名义问题。冯玉祥说：我起个“国”字。胡代表提出起个“民”字。冯认为合起来甚好，就叫“国民军”，这名义就很好。并拥护冯玉祥为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笠僧(景翼)为副司令兼国民军二军军长。
第三，将大名镇守使孙岳编为第三军军长，并任国民军副总司令，配合冯军入城。
第四，关于进驻北京的问题。协议必须在一周之内进入北京，由冯部担任进京主力并直接占领重要机关和军事要地，逮捕曹锟及占领总统府，胡景翼部占领东直门，担任防止山海关方面敌军任务。
协议谈妥后，由冯玉祥和胡景翼代表李仲三执笔签字。
“协议书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为凭”。
随后，胡景翼命令其各部按协议执行命令，几位旅长邓宝珊、李虎臣、李纪才部均按照胡师长命令换上国民军的肩章、臂章、旗帜。
北京政变成功后一星期，冯玉祥在北京到见胡景翼，胡表示绝对拥护冯玉祥，服从冯总司令，冯对胡此次战略配合大加赞赏，并待之以礼。
国民军首都班师，囚曹锟于总统府，逐宣统出皇宫，停止对清室每年优待费用数百万两白银，可谓功不可没。
但吴佩孚惊闻冯、胡、孙倒戈，京师剧变，迭将山海关前线军事交部下彭寿萃负责，亲自回津，妄图讨平冯、胡部，挽救颓局。吴指挥在天津的部队潘鸿钧等部，进攻杨村，冯派张之江率部追击，并令胡属岳西峰，超唐山、李虎臣、李纪才为左右翼，胡景翼坐镇通州，与北京为犄角之势，策应前方。在京津铁路两侧，双方展开激烈战斗，结果吴佩孚的部下被击败，旅长潘鸿钧被俘，冯、胡乘机占领天津。这样，国民军控制了京、津两地，对全国产生重大影响。
由此可见，共同的革命斗争，在冯玉祥和胡景翼之间结下了浓厚的战斗友谊。
北京政变后，胡景翼被北京政府委任为河南督军兼河南省长，不料1925年4月10日，胡景翼因患恶病在开封病逝。
冯玉祥闻讯，万分悲痛。他倡议在郑州为胡景翼建造“胡公祠”，在1936年10月23日“北京政变”12周年纪念日上，冯玉祥以国民军革命纪念会长理事名义和当年国民军元老及国民政府委员，在南京举行纪念大会，并指派刘元臣专程赴郑州主持“胡公祠”落成典礼。在纪念会上，冯亲自致词，高度赞扬胡景翼的革命精神，“今日为甲子革命12周年纪念日追悼死难烈士之牺牲，应增吾人之愧感，而胡上将之忠诚、勇敢及努力革命之精神，尤为吾人之模范……”
冯玉祥不仅与胡景翼交谊深厚，对他的逝世深感悲痛，而且对胡的亲属也十分关心。胡二弟景铨、三弟景通曾撰文以记述：
“为了纪念死者，宽慰亲属，他专派姚一价先生到陕西富平庄里镇给我们的父母送去两身皮袄和五百银元。以后，每逢过节冯先生总要送礼致候，表示情意。令人难忘的是，在1928年至1931年之间，我们兄弟五人及大侄儿希仲，或外出上学，或去上海侨居，家中无一成年男子，我们的母亲思子爱孙心切，不顾中原战火纷纭，决心东走，离开陕西。当她们至陕州，路费提箱被盗，无奈只好暂住旅店，经查店人员得知这是胡景翼的母亲时，即向当时被阎锡山软禁在山西建安村的冯先生请示，冯先生接到报告后，马上派人送去两千银元，并令沿途(陕州至许昌)的军警妥为保护”。
冯玉祥不仅对胡景翼的母亲极为敬重和关怀，而且待胡的弟兄们也极为信任和器重。胡氏兄弟原为国民军的团、营任职，并有前途。1927年冯玉祥到陕西后，曾调任旅长的胡景铨作他的卫队师，并从韩德元、孙良城、刘汝明等部各抽调500支枪充实装备。后来在平定陕甘各地匪乱时，胡景铨率部随宋哲元歼敌数万，为北伐军开赴前线，肃清了后方叛乱。“ 九一八”事变后，激于爱国之情，在日本士官学校留学的胡景通和许多中国学生一同退学归国，以示对日军关东军侵占我国东三省的强烈抗议。1931年11月，胡景通去山西汾阳见冯玉祥，冯对胡及其他回国青年的行为极为称赞，曾鼓励胡景通：“你还没有毕业，退学回国，做人总是要有爱国之志气。
在敌人的国家，眼看着人家侵略我国，国亡了，学完了有啥用。”冯玉祥这几句话，给胡景通等人以莫大的鼓舞，也充分表达了冯对胡氏兄弟们的殷切期望。
冯玉祥和马福祥及其子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