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各地的“清党”活动
5月份后，冯玉祥亲率中路军，命其主力直取灵宝，5月8日攻占陕州，22日克新安，向洛阳挺进，26日攻克洛阳。此后，冯玉祥命孙良诚部沿铁路东进，方振武部由登封、禹州向许昌进击。次日攻下孟津，30日克巩县、密县等地，冯军士气大振。
这时武汉政府的北伐军4万余人正沿京汉铁路北上。武汉北伐军面临的对手是装备精良的奉军精税部队张学良、韩麟春部。
奉军张学良只派少量部队扼守洛阳，拟阻挡冯军的东下。
而以六、七万精税部队迫击武汉北伐军。然而张学良无法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继续坚守郑州、开封等地。6月1日，奉军全部向黄河以北败退，冯军和武汉北伐军攻下郑州，次日又克豫东重镇开封。至此，国民革命军与冯玉祥部队“会师中原”
的作战方针完全实现。
中原会师后，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局势：一方面冯玉祥和宁、汉双方的主力部队都集结于陇海铁路线上。此时，冯玉祥统辖豫、陕、甘三省，虎踞中原战略要地，扼控京汉、陇海两铁路交通要道。在宁、汉、张三足鼎立之势的情况下，冯玉祥的军事实力和所处的战略地位，便具有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另一方面，在宁、汉对立过程中，武汉政府内部危机却急剧严重了，湖北、湖南、江西等地均发生背叛武汉、投靠南京的事件。武汉政府内部早就因缺乏领袖、核心而矛盾重重，这时上层分子就开始动摇了。
这种局势促成了武汉政府和冯玉祥举行郑州会议。
6月10日，郑州会议在陇海铁路郑州车站附近的陇海花园正式举行，会议由汪精卫主持。汪精卫召开郑州会议的主要目的在于“拉冯”、“讨蒋”、“分共”。经过讨论，冯玉祥和江精卫在许多方面形成较为一致的看法，尤其在“分共”问题上，达成共识。
会上湖南省主席何健说：“现在湖南的情况真是一团糟，稍微有几个钱的人，都无法安居了。连长、营长的父母兄弟，有的被拘捕了去当土豪劣绅惩办。”冯听了这些话，联系到陕、甘一带和部队里发生的那些和他的主张相冲突的事件，便对各地工农运动更加不满意了。
由于此时的冯玉祥一直把蒋介石当作北伐之中坚，国民革命之领袖，因此，冯不同意“讨蒋”，而是规劝双方“息争”，主张宁汉联合继续北伐。
郑州会议作出了如下决议：1．党务方面：取消西安、北京两个政治分会，另设开封政治分会，由开封政治分会指导豫、陕、甘三省党务。决定冯玉祥任开封政治分会主席，于右任、徐谦、刘伯坚、杨明轩、顾孟余等20余人为委员。并聘请乌斯马诺夫为顾问。
常建国、郭洛：《郑州会议和徐州会议》，《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1期。
2．政治方面：决定成立豫、陕、甘三省省政
府委员会，并决定了三省省政府人员名单。3．军事方面：决定在河南的各军统由冯玉祥节制指挥，裁撤河南保卫军，归由冯重新编组，陇海路以北、平汉路以东的敌人，统由冯玉祥负责肃清，而所有在河南的武汉北上的国民革命军唐生智、张发奎部，则一律南撤，巩固长江方面的防务。
刘骥：《南行使命》，《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72页。
同时，军委主席团决定将第二集团军扩编为七个方面军，由孙良诚、靳云鹗、方振武、宋哲元、岳维峻、于右任、刘郁芬分别担任总指挥。
郑州会议刚过，蒋介石便急于了解冯玉祥对南京政府的态度，致电冯，要求在开封会晤。冯由于刚刚在郑州会议上从汪精卫处获得巨大好处，而又要在自己的辖地与汪的对头谋面，冯感到难以向武汉方面交待。冯回电要蒋另约地点相会。
6月下旬，冯和蒋经多次联络后，确定了在徐州会晤。
冯抵徐州后，下榻花园饭店，20日，徐州会议正式开始。
会议作出六项决议，涉及到党务问题，目前政治建设，对于共产党之办法，继续北伐问题，关于武汉政府问题，政治部改良问题，国民会议筹备问题，军事问题等等。而“对付共产党”、“继续北伐”可谓是双方共同的认识。
蒋介石的原意是企图拉冯与他共同“反汪”，但在宁、汉对立的问题上，冯玉祥始终坚持“调解”宁汉争端，并强调武汉方面已开始进行“反共”，国民党内部不要自相残杀，由于冯的坚持，因而蒋介石便不再提“反汪”之事了。
“郑州会议”和“徐州会议”是冯玉祥在由左转向右的重要标志。不久，冯玉祥在河南公开发表了《敬告全国同胞及国民军同志书》，在这里冯玉祥错误地认为“在中国只有国民革命断无阶级斗争”，《冯玉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4~45页。
共产党以“造成恐怖状态，然后造成指挥自
己”。“专攻打内部同志、自己同胞，长此不已，断无不败”。于是，冯玉祥“厉行清党，不辞劳瘁”，并在多处作反共讲演。为了表示对蒋介石尽“盟兄”之职，6月25日，冯玉祥向所属部队及所管辖的地区发出《通告各部队时局近况电》，诬称第三国际和苏联政府援助中国革命是“坐收渔人之利”，公开打出反苏、反共旗号。6月28日，冯以中央政治委员会开封政治分会主席的名义致豫、陕、甘省政府一密电，指示其关于“清党”的措施，电称：“兹遵照中央最近训令意旨议决办法数条如下：1．不准跨党；2．共产党跨党领袖，一律解除职务，开除党籍，遇必要时，得以严重监视；3．在国民革命时期，不准以共产党名义活动，亦不准假国民党名义作共产党工作，违者按反革命条例治罪”。郭绪印、陈兴唐：《爱国将军冯玉祥》，第141页。为了在陕甘等地破坏中共党组织，全面“清党”，7月上旬，冯玉祥致电留守陕西的第二集团军总参谋长石敬亭，提出反共“三原则”：1．各机关如有共产党员，一律声明，在本军范围内作为顾问，不许兼任其它职务；2．跨党共产党员即日声明，脱离共产党；3．在本军范围内不许有违反三民主义之宣传。
按照冯玉祥的电令，陕甘各地的反共活动与其他地区一样，全面展开。西安警备司令部下令严禁共产党组织的活动，军警查封了陕西各地的工会、农会组织，收缴农会原来配发的武器，捕杀工农运动的领袖。强迫第二集团军驻陕部队中的共产党人“宣布脱离共产党，听国民党的统一指挥，守国民党之规则。”“凡共产党人，共产行为及一切宣传共产主义的各种印刷品和奇异口号，一律禁除，……如有违犯者以军法从事”。
通令缉捕中共陕西省地方党组织领导人魏野畴、李予洲、杨明轩、刘天章等人。并将第二集团军中共产党员刘伯坚、安子文、宣侠父、邓小平、刘贯一等人扣押，随后以极为特殊的方式“礼送出境”。据当时被“礼送”者之一的方仲明回忆：
“国民党徐州会议后，冯玉祥立即命令把150多名做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解除职务，押往开封某中学校。7月中旬的一天夜里，我们20多人被叫了起来，穿好军装，背起行囊，送上两辆闷罐子火车西行，我们也不知道干什么。天黑时，车到郑州，卫兵仍然守着我们。天快黑的时候，从北面开来一列车，挂上我们这辆车又往南开，出河南入湖北境，在靠进武汉的一个站，车不走了，把我们甩下”。《冯玉祥在陕西》，第146页。
随后。按照“徐州会议”的要求，冯又以“清理党务”为名，电请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批准其提名的整理党务要员分赴陕、甘等地实行“清党”。举办“党政训练班”，培训反苏、反共的党务骨干，在各方面军总指挥部、军、师、旅、团、营设立“党务组织”，迫害中共党人。
在甘肃，冯玉祥派杨耀东、任冠军、曾三省等7人来到兰州，另组国民党省党部筹备委员会。6月底，冯玉祥电令共产党员王孝锡、胡廷珍、马凌山、保至善前往郑州“开会”，途中，马凌山、保至善在西安被捕后牺牲。7月23日，冯玉祥勒令全省各级国民党和进步团体停止活动，共产党一律退出原有组织。8月11日，冯玉祥电示各地，“对共产党活动，务须严防严查”。甘肃省政府主席刘郁芬、国民党省党部何履享等人开始在甘肃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张一悟、王孝锡、胡廷珍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30余人被通缉。刘郁芬按冯玉祥指令成立“甘肃省清党委员会”后，接连向各县发出：“缉查共产党活动”、“根本肃清逆党”、“处理共党分子办法”、“防范过境苏联外交官员的宣传活动”等一系列“训令”。
载1927年12月《甘肃省政府公报》。
《新陇日报》出现了“共贼王孝锡、王有章等煽惑青年……”等反共文章。
曾任中共兰州特别支部书记的张一悟，集合兰州地区的30多名共产党员开会，根据全国形势逆转，兰州也日益恶化的严重局面，决定凡已经暴露身份的同志，必须迅速离开兰州。是年底，兰州的共产党员大部分转移。1928年春，刘郁芬的参谋长由兰州去宁夏途中被回民刺死，刘郁芬认为是共产党所为，进一步搜捕共产党，曾任兰州进步青年组织“青年社”主要成员冯玉洁、窦香菊等6人先后被捕；沿途车站、旅店到处张贴布告，附有照片，逮捕共产党员。不久，新改组的国民党省党部刺探到王孝锡在宁县一带活动，立即派人到宁县将王逮捕，旋即转押兰州，于1928年年底杀害。
参见《甘肃党史资料》（内部刊印）第四辑第37页。
王孝锡临刑前曾留绝命词：
纵有垂天翼
难脱今夜险。
问苍天，
何不行方便：
驭飞云，
驾慧船，
搬我直到日月边。
取来烈火千万炬，
这黑暗世界，
化作尘烟。
出铁笼，
看满腔热血，
洒遍地北天南。
一夕风波路三千，
把家园骨肉，
齐抛闪。
自古英雄多患难，
岂饶我今然!
望爹娘，
休把儿挂念，
养玉体，
度残年，
尚有一兄三弟，
足供欢颜；
儿去也，
莫牵连!
王孝锡的绝命词表达了这位甘肃早期共产党人不屈不挠、视死如归的英勇气概，同时也是对国民党背叛革命，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罪恶行径的控拆。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冯玉祥由左转右后陕甘一带革命形势的低落和白色恐怖的形势。
由此可见，此时的冯玉祥已视友为敌，不再顾及这些曾为国民革命、北伐战争出生入死，跟随他并帮助他重振国民军，转战绥、甘、陕数省，患难与共的战斗情谊了。这不能不说是冯玉祥一生中最大的悲剧，也是他的军队由鼎盛走向衰败的起点。
然而，冯玉祥跟随蒋介石、汪精卫实行清党活动，大肆迫害中共党人和革命群众的行径，不仅没有吓倒英勇的共产党人，反而促使他们用各种方式开展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
陕甘地区也多次发生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再次点燃了西北地区革命的火焰。
渭华起义便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组织在西北领导的正规武装和农民暴动相结合的一次起义。中共八七会议后，作出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战略决策，1927年底中共陕西省委派共产党员、黄埔军校毕业生刘志丹到驻在陕西临潼的由共产党员许权中掌握的部队中，开展策反工作。这支部队约1300余人，是由原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总队和中山军事学校学员组成。该部队中留存有较多党、团员。大革命失败后，冯玉祥曾下令该部出潼关。为了保存这支革命力量，暂时接受了陕西地方实力派冯子明的改编，作为冯部的一个补充旅，由许权中任旅长。刘志丹到许旅后，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举行武装暴动，脱离军阀队伍的文件精神和陕西省委的指示，经过认真周密的准备，1928年5月，在中共陕东特委和刘志丹、唐澎、刘继曾等人的组织下，渭南、华县农民和许权中旅在渭、华一带举行起义，并建立了苏维埃基层政权。因渭、华地处豫、陕交通要冲，严重威胁着冯玉祥在陕西的统治，也造成他后方不稳的危险，于是冯命宋哲元，率田金凯、魏凤楼、孙连仲等三个师进行围剿。由于寡不敌众，起义军不得不撤出渭、华一带。起义军失败后，保留下来的部分革命力量转战到陕西北部山区，继续坚持斗争。
应当指出的是，冯玉祥的清党活动尽管是按郑州会议，尤其是徐州会议上与国民党右派所达成的协议，并根据冯对蒋介石、汪精卫的承诺进行，而且是以彻底的形式进行的，所以对他来说，做了件“对不起朋友”的事，多年后他一直愧疚不已。但冯玉祥的清共毕竟与蒋、汪有着诸多不同之处。即在他所控制的军队和地区内，并未用完全形式的“铁血政策”，也没有用“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漏网一个”的口号，虽然杀害了一批中共党员、青年团员和革命群众，但多的还是用了较为温和的方式，诸如“愿意走者发给川资”的“礼送”、“遣散”和“个别逮捕”，以完成“清党”任务。
1927年8月11日，冯玉祥在给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秘书长薛笃弼的电报中曾说：“对共产活动，务须严防严查，……惟对此项党人，只准拘留警闭，不准抢杀打罚，仰此尊照，促其悔过反正”，对于遣散各军中的中共党人，均发适当遣散费，科长以上1000元，其余50元。刘伯坚得到1000元后离开冯军。
有一位基督教牧师浦化人，系中共党员，冯按照惯例，下令通缉，但令文中故意将浦化人写为“蒲化人”，其结果为：“此人下落不明，遂不了了之。后来浦化人被南京政府拘捕，冯玉祥又将浦保释。”简又文：《西北从军记》，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第69页。
苏联顾问鲍罗廷乘火车离郑州经兰州返苏时，
冯玉祥亲自到火车站迎送，并派高级官员张允荣和李连山二位筹办了礼品，护送鲍顾问由潼关经兰州而至库伦，使他平安返回苏联。郭绪印、陈兴唐：《爱国将军冯玉祥》，第143页。
建立反蒋基地
经过半年多的宁、汉对立，在国民党各方势力较量之后，1928年2月，蒋介石操纵召开了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大会决定改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恢复了军事委员会。
蒋介石当上了军事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并通过“整理党务”，“完成北伐”，及在武汉、广州、开封、太原设政治分会等项议案，交国民政府，责成军事委员会、北伐军总司令统筹全局，从速办理。
国民党四中全会后，蒋、冯、阎(锡山)、桂(李宗仁)四派暂时取得妥协，他们的军队分别改编为四个集团军，从1928年4月开始同北洋军阀集团最后一支势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控制着北京政权的张作霖，在1928年2月间，连续召开几次军事会议，图谋保存政权和地盘，作全面部署，议决对京汉路和津浦路方面均取守势，而对山西则取急烈攻势。奉军以张学良的三、四方面军的主力及张作相部攻晋，以三、四方面军的一部分配置京汉路对豫北取守势；其他如褚玉璞、孙传芳、张宗昌三部配置于大名、济宁、临沂一带，采取防御战术。
总之先下山西，再图南进武汉。
蒋介石“北伐”的部署是：以第一集团军沿津浦路北上，循泰安、济南、沧州而直捣天津。第二集团军攻击京汉路以东、津浦路以西地区之敌，自新乡向彰德、大名、顺德一带北上，右与第一集团军、左与第四集团军相联络，会攻津、京。第三集团军自太原循正太路，出娘子关，截断京汉线，北上与第四集团军会师北京。第四集团军循京汉路，经郑州、新乡，向正定、望都一带集中，直攻保定、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