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件小事件，也要提到，就是在离开广州之前，鲁迅曾经致信台静农，拒绝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在信里，鲁迅的情操表达得很好，在二十世纪现代文学史上，能做到这件事的，只有此一人矣。
先把鲁迅致台静农的原信抄录一下：
静农兄：
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
请你转致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
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好笑。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未名社出版物，在这里有信用，但售处似乎不多。读书的人，多半是看时势的，去年郭沫若书颇行，今年上半年我的书颇行，现在是大卖《戴季陶讲演录》了（******的也行了一时）。这里的书，要作者亲到而阔才好，就如江湖上卖膏药者，必须将老虎骨头挂在旁边似的。
还有一些琐事，详寄季野信中，不赘。
迅上，九月二十五日。
在此之前，鲁迅因为营救学生未遂而对中山大学校委会失望，辞职。因为国内的局势一直不明朗，所以，从广州到上海的船一直不通，鲁迅从四月份一直闲置在广州，期间还开了一间北新书屋。
1927年8月17日，鲁迅写信给章廷谦：“矛尘兄：日前寄一函，意专在阻止将敝稿送于姨副，故颇匆匆。这几天我是专办了收束伏翁所办的书店一案，昨天弄完了，除自己出汗生痱子外，还请帮忙人吃了一回饭，计花去小洋六元，别人做生意而我折本，岂不怪哉。”
如有心的读者，可以查找一下这封信，信里的内容幽默至极。信里大概说了顾颉刚的种种不是，而自己迟迟离不开广州的原因是由于船员罢工。
一个月后，鲁迅收到北京自己的学生台静农的信件，信里面提到瑞典人斯文赫定在上海的时候听说鲁迅的名字，想请刘半农帮助，提名鲁迅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
鲁迅当即回复了上述这封信，那信里的态度丝毫也不暧昧，表达得截然。
对于这封确之凿凿的信件，仍然有许多人表示质疑，尤其是以闻名中国的诺贝尔奖评委马悦然为代表。2008年11月29日，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马悦然在一个主题为“诺贝尔文学奖与华文文学”的主题讲座上第一次公开辟谣，指瑞典学院从来没有问过鲁迅愿不愿拿奖，而被鲁迅回绝。他的原话是这样的：“我知道大陆出了一些谣言，说瑞典学院院士斯文赫定在1930年代初在中国的时候，问过鲁迅他愿不愿意接受诺贝尔文学奖，说的是鲁迅拒绝接受。我查了瑞典学院的档案之后，敢肯定地说这只是谣言。瑞典学院从来没有问过一个作家愿意不愿意接受奖。”他指出，鲁迅之所以没有得到诺奖，第一、没有人推荐他；第二、他的文学作品是在他逝世后才被翻成外文。
而持此观点的人还有蔡登山，这位一直为现代文学史上诸多作家写传记的台湾作家在大陆最近新出版了一本畅销书：《鲁迅爱过的人》。在这本书中的第九章《平生风义兼师友——台静农与鲁迅》中，蔡登山祥细披露了鲁迅拒绝诺贝尔文学奖一事的详细经过，现摘录如下：“至于鲁迅在1927年拒绝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多年来未得其详。1989年北京鲁迅博物馆兼鲁迅研究室主任陈漱渝到台静农的台北寓所对他的访问中，台静农终于道出事情的原委：那年九月中旬，魏建功先生在北京中山公园举行订婚宴，北大同人刘半农、钱玄同等都前往祝贺。席间半农把我叫出去，说北大任教的瑞典人斯文赫定是诺贝尔奖金的评委之一，他想为中国作家争取一个名额。当时有人积极为梁启超活动，半农以为不妥，他觉得鲁迅才是理想的候选人。但是，半农先生快人快马，口无遮挡，他怕碰鲁迅的钉子，便嘱我出面函商，如果鲁迅同意，则立即著手进行参加评选的准备——如将参评的作品翻译成英文，准备推荐材料之类，结果鲁迅回信谢绝，下一步的工作便没有进行。鲁迅在9月25日接到台静农写于9月17日的信，当天就立即写信给台静农做了回复。在信中，鲁迅首先对刘半农‘为我、为中国’的好意，表示深深的感谢，接着他以‘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故‘不愿如此’的明确态度，断然拒绝了刘半农的提议。他还以他曾翻译过《小约翰》的作者望·蔼覃（F。W。Van Eeden）未能获奖为例，说明”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还很多，‘要拿这钱，还欠努力’。”
从以上所摘文字可以看出，所谓的鲁迅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一事，实际上只是鲁迅的朋友们的一厢情愿，而并非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和瑞典皇家学院的意见，有点中国作家自摆乌龙的意思。
然而，2005年，南方周末的记者夏榆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采访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埃斯普马克时，这位主席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1988年有一位中国作家非常接近获奖。那就是沈从文。战前是没有来自中国的作家被提名。以前有一个考古学家斯文·赫定曾经建议把诺贝尔奖给中国的胡适，但是（瑞典）学院认为胡适不是一个作家，更像一个思想家或者改革家。所以没有给他。在1930年代中期，学院曾经派人给鲁迅带话，传给他一个讯息，就是想提名他。但是鲁迅自己认为他不配，他谢绝了。”
为了确认这个消息是否属实，夏榆还进一步问道：“评委会把这个提名讯息传达给鲁迅本人了吗？”
埃斯普马克回答说：传达过。鲁迅拒绝了。而且鲁迅说中国当时的任何作家都不够资格获得诺贝尔奖。
埃斯普马克曾担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长达17年之久，他有一本书已经有了中文版，叫做《诺贝尔奖内幕》。但是，他所说了鲁迅拒绝诺贝尔奖的时间，却与鲁迅的书信里提到不同，大约是埃斯普马克的记忆出错。
但在回答夏榆提出的关于参评诺贝尔奖的作品必须译成瑞典语的问题时，他回答道：“我们读的作品不一定非要译成瑞典语。我们很多评委懂其他的语种：德语、法语，还有其他的北欧语言，还有意大利语、中文。如果有一种小语种是没有被翻译的，我们会去订购，请人去评估和翻译。但即使这样的话，我们也只订购18份，不会多做。这样的情况经常会发生。我们订购要读的一本书，有时候只印18本。而且那些评估和翻译书的人，我们不让他们互相有关系，这个人在中国，那个人就在另外的地方，不让他们之间有关系。而且我们也会请一些专家作评估，但是不管什么样的专家评估，我们所有的人都会自己作判断。必须所有的人自己看，自己作决定。所以我们不会忽视任何小语种的文学，如果没有那些语言，我们就会去找，我们不懂就会请人去译。”
而他的这段话，恰好推翻了马悦然的那段话，不一定要非要翻译才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鲁迅1927年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事情，当年的媒体未做任何报道，只在北京的圈子里流传了一下。但是，胡适还是知道了，第二年，当斯文·赫定询问胡适愿意提名诺贝尔文学奖时，也同样被胡适一口拒绝了。
显然，这是一种鲁迅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