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肯在关闭了爱情之门后，也把自己关进了工作室里，她日日夜夜在潜心探索一种崭新的舞蹈，它能够通过身体动作给予人的精神以神圣的表现：
传统的舞蹈理论将一切舞蹈动作的中心界定在人体后背的中心脊椎的下端，胳膊、腿和躯干的活动都必须受制于这个弹性中心。
这种方法从纯生理角度出发，而没有关注到人的心理因素。它产生的动作是僵硬的、机械的，像医生教导病人做恢复训练一样。
邓肯常常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纹丝不动，双手交叉放在胸前，遮住太阳神经丛。她要通过身体劳累的极限体验，寻找到原始动力的爆发点。就这样老僧入定般一连好几个月，邓肯渐渐进入了一种纯粹梦幻的境界，她可以将任何情感和思想随意地表现出来。只要一站在舞蹈的边缘，精神的泉流就通过人体的各个渠道，涌遍全身。
这种舞蹈，绝不仅仅是身体四肢的反应，也不仅仅是依靠大脑的指挥，而是心灵的招引，一个内在的自我悠悠觉醒，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展示的是原生态的生命真相，是世界的模样，植物的发芽声，蓓蕾的初绽声，森林里的万籁交响，稻田里的蛙鸣，指间流泻的音乐，颤动着无与伦比的光芒。由此，舞蹈艺术走进了人的内在与本真，成为人的基本素质之一。
母亲见邓肯呆若木鸡、精神恍惚地持续那么久，经常惊慌失措。不过邓肯还是在思索着。在她进行的研究中，最初试图表达肖邦的序曲，也曾学习格鲁克的音乐。母亲总是孜孜不倦地为女儿一遍又一遍地弹奏《奥菲乌斯》，直到窗户上曙光闪耀。
窗户很高，而且没有窗帘，因此母亲一抬头总是能看到天空、月亮、星星。有时大雨倾盆，雨水的细流就淌到地板上，因为工作室顶棚的窗户很少是能防雨的。
到了冬天，工作室里朔风凛冽，冷得可怕，而夏天则热得像蒸笼一样。他们只有这么一个房间，大家是不方便的。不过年轻人能屈能伸，对这些满不在乎。母亲又是个刻苦耐劳、自我牺牲的模范，一心只想给孩子们的工作助一臂之力。
除了卢浮宫和国立图书馆，她又发现了第三个快乐的源泉：歌剧院的图书馆。那里的管理员对她的研究工作非常关心，不管什么样的书籍，只要是关于舞蹈的、关于希腊音乐和戏剧艺术的，都搬出来让她随意选用。
邓肯便聚精会神地阅读上自古埃及，下至当代的一切有关舞蹈艺术的书籍，随读随记，专门抄录在笔记本上。但是，在她完成了这个工程浩大的实验之后，她才知道能够求教的大师只有三人：让·雅克·卢梭、沃尔特·惠特曼和尼采。
邓肯的探索引起了一些具有很高艺术鉴赏力的贵族的注意。某天下午，天将黄昏的时候，一个女子敲响了邓肯住所的门。
她自我介绍道：“我是波拉利王妃，是格雷夫尔伯爵夫人的朋友，我看了你的舞蹈。你的艺术使我，特别是使我的作曲家丈夫发生了兴趣。”
波拉利王子本人就是一位优秀的音乐家，他不仅痴迷于邓肯的舞蹈，而且对邓肯把舞蹈作为一种艺术而复兴的理想也十分赞赏。他让夫人邀请邓肯到他们家的客厅举行一场舞会。
而王妃会作画，同时又是个出色的音乐家，会弹钢琴和管风琴。
这位王妃似乎从这个空荡冰凉的工作室察觉到邓肯一家的贫困，看出了他们面有饥色。当她告辞离去的时候，羞怯地把一个信封放在桌子上，那里面装着2000法郎。
波拉利王子不愧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家，他身段单瘦，总是戴着一顶小黑绒帽，下面是一副小巧漂亮的面孔。他弹着自己心爱的古琴，为邓肯的跳舞伴奏。
邓肯穿上舞服，在他的音乐室里为他跳舞。他看得出了神，赞美她正是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幻象。邓肯那关于动作和音乐之间关系的理论引起他的浓厚兴趣，她对舞蹈作为一种艺术而复兴的种种期望和理想也深深地吸引了他。
王子那纤巧的手指弹在琴上，宛如恋爱着它、抚摩着它。他的赞赏像一股暖流涌上邓肯的心头。
最后，王子叫了起来：“多可爱的小姑娘，伊莎多拉，你真可爱！”
邓肯也用法语羞涩地答道：“真的，我也很喜欢您。我愿意总是为您跳舞，在您那动人的乐曲启发下创作舞蹈。”
在波拉利王妃工作室里举行的晚会极为成功。而且，由于她慷慨地把工作室对外开放，观众不仅限于她的好友，这样一来，邓肯的舞蹈引起了更为广泛的兴趣。
从此，邓肯一家也在自己的工作室里接连举行收费的晚会，每次接纳二三十个观众。波拉利王子每次都到场。有一次，他眉飞色舞地摘下他的小帽在空中挥舞，并且喊道：“伊莎多拉万岁！”
这句口号第二天就出现在巴黎各大报纸的版面。关于邓肯舞蹈的各种评论也纷纷出笼。
最为人称道的是大画家欧仁·卡里埃尔的一段妙论：
伊莎多拉的舞蹈不再像过去的宫廷舞蹈和芭蕾舞，只是填补空闲、激发余兴的节目罢了，而是更有生命力的艺术。它无比丰富，激励我们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
王子夫妇与其他王室贵族不同，他们不仅极为欣赏邓肯关于跳舞的见解，而且也极同情邓肯的经济状况，并在这方面给了邓肯许多支持。
波拉利王子与邓肯商量着以后有机会可以长期合作。但是不幸的是，这位天才的音乐家不久英年早逝。
邓肯悲痛万分，波拉利王子夫妇在她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他们是邓肯在巴黎贵族群中的艺术知音。
由于波拉利王子的推介，巴黎有名望的人中赏识邓肯的逐渐增多，但是她的经济情况依然不很稳定。她常常不得不在冬天，忍着饥饿与寒冷守着自己的艺术室，静静地恭候着灵感火花的迸发。
每当灵感来临，邓肯就会精神振奋，她的身体就会随着心灵动作起来，宣泄着人世中的苦难与幸福。
有一天，邓肯正在冥想默念之中，一位绅士走到她家，他穿着一件贵重的皮领大衣，戴着一枚钻戒。
他对邓肯说：“我从柏林来。我是一个戏院经理，听说你在搞一种赤脚表演，我很感兴趣，特意前来拜访。我拥有柏林最大的游艺场，那里云集着许多伟大的艺术家，他们都挣了大钱呢！有没有兴趣跟我签个合同？”
这位经理傲慢地发出邀请，双手抱拢，面带微笑，自以为这个处境贫寒的姑娘肯定会把这种邀请当作天上掉下来的幸运。
邓肯听到这位经理如此粗俗地形容她的舞蹈，不由心生不悦：“谢谢。我不是您所说的那种‘伟大艺术家’，我不同意把我的艺术送进游艺场。”
这位经理惊奇地说：“你难道不知道吗？我会打出广告，说您是‘世界上第一个赤脚舞蹈家’。我现在即刻许诺你每晚500马克，这可是别人都得不到的。而且以后还有的加。你当然不会拒绝吧！”
邓肯简直愤怒了，她坚决地说：“不肯，坚决不肯。无论你提出什么优越条件我也不肯。”
“你真是个傻姑娘。这怎么可能呢？不可能的、不可能、不可能。我不能接受否定的答复。我已经把合同带来了。”
邓肯仍然不肯答应：“不行。我的艺术不是为游艺场的，而你是个肠肥脑满的资产者。你们的聪明之处就在于把钱当成宗教崇拜，而不是艺术。上帝啊，你的思想真令人害怕！无论如何我也不会去，不送了！”
这位德国戏院经理先生看着邓肯家里寒酸的样子，看着她穿着破旧，根本不相信她的拒绝是出于真心。第二天他又去了，再过一天他又去了，答应每晚付她1000马克，先订一个月合同。
邓肯认为他简直不可理喻，她大吼道：“我到欧洲来跳舞，是想鼓动一种伟大宗教的复兴，借动作来表现，以发扬身体的唯美与圣洁，而不是为着那些吃饱了没事干的资产阶级的娱乐而来的。你不要再来打扰我了，再见吧！”
“每晚2000马克，你还会拒绝吗？”
“当然！就是1万、10万，我还是会拒绝你。我所追求的目标你不会理解。将来我总有一天会去柏林，也可能配着你们的爱乐交响乐队跳舞，但那是为歌德和瓦格纳的同胞们跳舞，必须在一个配得上这两位伟人的剧场里。请记住，他们才是最伟大的。而我所得的报酬，恐怕还不止3000马克。”
那位经理遗憾不解地走了。
后来，邓肯的预言终于实现了。3年之后，在歌剧院里，她在柏林交响乐队的伴奏下演出。当剧院售出了25000多马克的戏票的时候，这位经理先生捧着鲜花到邓肯的包厢里来表示祝贺。
他友好地承认了自己的过错，对她说：“小姐，你的话没说错。”
只要有时间，邓肯就游荡在巴黎的街头，考察那些各个时代的别具风格的建筑物。
自从在1900年展览会上观赏了罗丹的作品之后，他的艺术天才总是萦绕在邓肯的心头。有一天，当邓肯信步来到大学路时，她猛然想起，罗丹的工作室就在这条街上。
邓肯向前走了10多分钟，看见一块小小的牌子，应该是了。
邓肯刚见到罗丹的时候，发现他个子矮小，健壮有力，留着精美的短发长须。他的作品，简洁中蕴含着伟大的精神。
他时而轻声念叨着自己的雕塑的名字，但是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些名字对他来说并没什么意义。他常常抚摸着那些大理石雕塑，这些大理石在他手下大概像熔化的铅一样在流动吧！
最后，当他拿着一小块黏土在手掌中揉捏的时候，他的呼吸急促起来，一股热流在他的胸中激荡，好像熊熊燃烧的火焰。一会儿工夫，他就做出了一个女人的胸部雕像，那雕像在他手中好像在不停地扭动。
邓肯调皮地说：“舞蹈家伊莎多拉·邓肯参拜罗丹大师。”
老人转过身来，行动有些迟缓了，但双目依然光芒迸射，须发蓬乱，粗硬，分明能瞧见历经坷坎的苍凉和威武。
罗丹还没有回过神来：“舞蹈？舞蹈跟雕塑有什么关系？”
“舞蹈就是运动中的雕塑。您在构思雕塑与人们在欣赏雕塑的过程，难道不是舞蹈的过程吗？那种跳跃生发于一连串意象中蓦然攫取一个瞬间的灵感。”
罗丹猛然定睛看着邓肯：“哦，我倒很想看看你的舞蹈啦！”
邓肯诚恳地说：“您这地方小，去我那儿吧！我扶您。”
邓肯扶着罗丹的手，雇了一辆车来到她的家里。她很快换上舞衣，根据博尼亚为她翻译的古希腊诗人忒奥克里斯托的一首牧歌，为他表演舞蹈。她有意识地将在罗丹工作室看到的各种雕像的姿势融入舞蹈之中。
两年以后，邓肯从柏林回到巴黎时才又见到了罗丹。以后的许多年中，他一直都是邓肯的良师益友。
邓肯同另一位大画家欧仁·卡里埃尔的会晤就大不一样，但也充满乐趣。她是由作家凯彻尔的夫人带到他工作室去的。凯彻尔夫人同情邓肯一家的孤寂生活，时常请他们到她家里吃饭。
有一次，邓肯注意到墙上挂着的一幅奇异、迷人而忧伤的画像，凯彻尔夫人告诉她说：“这是卡里埃尔给我画的肖像。”
一天，凯彻尔夫人带邓肯到卡里埃尔家里去。她们登上最高一层的工作室。在那里，卡里埃尔被他的书籍、家人和朋友们团团围住。他拥有一股极其强大的精神力量，同时周身流淌着对于一切的深情厚爱。他的画作的一切优美、力量和奇特，正是他那崇高心灵的直接表现。
卡里埃尔的作品线条简洁，善于处理光色变化，往往在忧伤的氛围中渗透出光明和希望，蕴含着基督般的智慧和博爱。
当邓肯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感到自己仿佛见到了基督，满怀着敬畏。
邓肯很快成了卡里埃尔工作室的常客，他们很快就推心置腹地待她，把她看作他们的挚友。
这是邓肯青年时代最美好的记忆之一。从那时起，每当她怀疑自己的时候，只要想起跟他们在一起的情景，就恢复了自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