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劳而不休则弊，精用而不已则劳，劳则竭。（《庄子·刻意》）
译文：形体劳累而不休息那么就会疲乏不堪，精力使用过度而不止歇那么就会元气劳损，元气劳损就会精力枯竭。
庄子认为，人的身体和精神是有一定限度的，过度役使就会耗损精气，使其枯竭。这段话说的是养生的道理，说人们不能过于劳役自己的身体和精神，过则衰。推衍开来，放到我们做人处事上讲，其实这也是在讲一个把握度和分寸的问题。
超过了那个限度，不仅人的身体和精神会枯竭，走向衰弱，任何事物的道理也都是相通的。
换而言之，我们在这里要谈的仍然是适度的问题。
汉武帝时，公孙弘60多岁高龄时才被征为博士。晚来的机遇让他非常激动，认为多年以来的抱负终于到了可以大施拳脚的时机了，于是一上任他就上书言事，对朝政之弊横加指责。
但是汉武帝并不看重公孙弘，对他的谏言也没有作出反应。公孙弘高昂的热情受到打击，一时十分沮丧，他对朋友们说：“我已经老了，从前有心报国，却没有机会，今日有书上奏，为何皇上不喜呢？看来还是我的名望不够啊。”
朋友们劝他稍安毋躁，暂隐锋芒，他们说：“皇上即位不久，自有他的新主张，我们对皇上的心意都无从察测，又怎么能打动他呢？你求名的心实在太切，弄不好要惹祸的。”
后来公孙弘受皇命出使匈奴，他为了邀功取赏，竟把许多不利的事瞒住不报，汉武帝知道后非常生气，斥之无能使诈。公孙弘恐惧之下只好称病辞官了。
这时候的公孙弘就是超过了一个度，这是官场为官的度，他以书生意气和一己私心来办理事情，即使谏言再一针见血，也是没有用的。因为当权者根本不需要这种谏言。
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汉武帝再次征召贤良文学，公孙弘又被地方官推举。有了上次的教训，公孙弘百般推辞，地方官却说：“你不知道朝廷事宜，不懂为官之道，只怪你未入此中啊。好在你已深有感触，相信你一定和往日不同了。”
公孙弘被汉武帝取为对策第一，任命为博士。此时的他事事慎重，再不贸然上书言事。每次朝廷议论政事，他很少开口，从不早下断言；纵有争辩，他也不肯疾言厉色与人强争，而是出语平缓，多有谦让。
有人问他何以变得如此小心，他说：“我乃书生出身，凡事过于认真和固执，这本是引以为傲的事，在朝堂上却行不通啊。何况身为大臣，当凡事有理有节，考虑周到，怎能还意气用事呢？”
这时候的公孙弘想必是在家里已经多次反复地考虑过自己从前被迫辞官的原因了，多加揣摩之后对于该如何当官也有了心得，所以小心地将自己的言行都维持在一个度里，不越雷池一步。
公孙弘的转变让汉武帝十分高兴，他对群臣说：“公孙弘有错就改，朕十分欣慰，为什么呢？像他这样的人，能改掉书生的毛病，实在不是件易事啊。书生往往自恃太多，清高浮狂，纵是他们学问再大，不能治国，也无大的用处。”
有了汉武帝的赞扬，公孙弘却愈加自谦，他每日闭门苦读法律条令，一日不敢稍辍。有人见他这样卖力，说：“你学问已成，又有皇上的嘉奖，你当趁热打铁，和群臣交结联络，以助自己步步高升。像你这样学习，又有什么用呢？”
公孙弘回答说：“名誉地位是要有坚定的根基才牢靠的，在此弄巧使诡，早晚必受报应。法律条文是从政之学，学好了这些才能办事得体，治国有谋，这才是谋取一切的本钱啊。其他的方法是无法与之相比的。”
一年之后，公孙弘便被汉武帝提升为左内史的高位，掌管一半京畿地区。
数年之间，他便升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有一次，汲黯指责他沽名钓誉，公孙弘十分惊骇，问道：“我事事小心，惟恐有失声誉，自问没有缺失，你何以诽谤我呢？”
汲黯冷笑说：“你身居高位，俸禄丰厚，听人说你却盖着布面的棉被，这就是在装假，其意在何？”汲黯说得对啊，以公孙弘的官职来说，盖着绫罗绸缎都属平常事，何必要盖布面的棉被呢？这虽然是件小事，却可以反映出他是小心谨慎过度了，因为公孙弘的俸禄又没有捐赠给灾区老百姓，不都还是留在他自己手里吗？有钱却不花，还要在这些小事上做出俭朴的样子，那就不是真的勤俭，而是在为自己做表面功夫了。
公孙弘听了汲黯的话久不作声，后来点头称是：“这实在是个毛病，我坚决改掉就是了。”他从此更加勤于反省自己，再无缺失之处。80岁时他病终于丞相位上，哀荣无限。
从公孙弘的经历来看，我们先不去评价他的人品是否虚伪之类的问题，只看他的小心谨慎，就可以看得出做人处世要把握好分寸确实挺难的，太过了不好，低于水平线了也不好。可是真正能懂得大道之理的人就没有这些烦恼了，因为他们所作所为都合乎于道，顺从自然，而自然大道是不会出现过犹不及的问题的，因此“至人”是不会有“劳则竭”的危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