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都觉得袢子姑出嫁那天被她哥哥背着，就像那个春日我们上野麦岭去，她身上背着的那只蔑丝箩筐。袢子姑是别人身上的一只箩筐吗？我擂了自己一拳，打在酸筋上，像吃了酸蓟苔一样酸麻酸麻。十四岁的人大概都这么胡思乱想，否则，他迈不了十五岁的门槛。
袢子姑回娘家的时候，我已经到外地读书了，只能从母亲的琐碎言语中想象她的婚后情况。新M爷不务正业，游手好闲，这是他的致命伤。为了疗伤，袢子姑被别人怂恿着嫁了过去，村里人都说，好女人是一张镇痛膏，贴上了，管保没事。
哦！金荞麦，我又想到你了！你不是用来治伤力病的吗？那会儿我就想，我将来如果如我父亲一样，因为养家糊口而累伤了身子，就用那野麦岭上的金荞麦煎鸡蛋，就在那种也许还不错的味儿里慢慢品喱恢复健康的想头……“金荞麦。”“还是金荞麦！”这声音犹在耳际，这声音绿绿的，脆脆的，也像金荞麦，倘若可以采撷，我会装满我想念的行囊。
只是，岁月的疼痛，却怎么也无法疗治。
老家的门槛
老家的门槛就像一个虚词，在实在的日子里泛着意义不实在的本质之光。因为它的虚设，过来人才觉得它其实只是一种象征，就像窗上陈年的窗花，门上的虎头门环，就像久未走动的其实已经死了的钟。
老家的门槛并不很高，也已经腐朽斑驳，但这正是它将被废弃的理由。
我的父亲是一个常常用逆向思维来思考的人，他决定重换这道门槛，当然这必须首先换掉低矮的茅屋和千疮百孔的土坯墙。那时父亲身体还算健康，人虽长得矮矬，可是哪样活儿都难不住他，况且他的心计据说在霍山坳那一块地方是不错的，他一般能够在头天晚上安排好第二天的事务，除了不能筹划让雨下在农活的空隙里。
父亲率先在五斗坪造起一栋两层的楼房，虽然只是木板楼，虽然墙体也是板筑的，但那毕竟叫楼房，顶上盖着青青的鱼鳞瓦。窗户是端正的木头方框，上面可以蒙上塑料薄膜，从里边能够瞧见窗外走过的人影，能够依稀辨认出男女的行迹来。父亲在新房的门下设置了活动的门槛，白天可以拔去它，平放在门础石上，人坐在上面，吹着夏日的凉风，连狗也只能远远地望一眼，便打消了在餐桌旁边捞根骨头的想头。这样的门槛，对于一个三五岁的孩子来说，无疑是最好的生活临界点，既可以坐在上面充分嗅出厨房里偶尔发出的鱼肉的香味，一转身又可以窥见外面发生的事情，哪怕是几点骤来的雨点也能够确知。
新屋的门槛并没有迎来更多的脚步。首先是同宗的叔伯拒绝跨越这道栗树的间隔。原因挺简单，他们家都还住着茅草房，出头的椽子已经让岁月的风雨吹洗得朽损不堪，山墙的裂缝里藏着整窝的麻雀，蛇也径直从外面进来，窥视我那些堂弟兄们拖着鼻涕的嘴脸。我怎么也弄不明白在一个宗谱上，在一块祖宗牌前，为什么叔伯们的脸黑得像多年的老炭窑，面我坐在自家门槛上削一个从树上摘下来的梨，剥一颗在灶膛里烤熟的山芋。他们都那么作脸作色，不屑一顾。直到过了老长一段时间，他们家也换上了崭新的门槛（仅仅换了门槛），并且请来一张主席像贴在堂屋的中央，都没有化解对我们家那条活动门槛的妒忌。
跟着，我拿了两个小红本子走进门槛，又惹得同宗们鼓嘴摇舌。一个是城镇粮油供应证，一个是工作证。其时父亲已经去世，母亲为了求得他们在农活及义务工分派上的照顾，曾在那一年的腊月早早地杀了年猪，叫我逐家逐户地把叔伯们请来，名为吃血肠，实则把话挑明，希望他们以后对我们孤儿寡母多担待些。结果没一个到来，那晚的剩饭残菜，我们整整吃了一个星期。母亲关门插上门槛时，嘴里一个劲地念叨：我也想你们家的孩子吃上商品粮，搞上工作，你们不给孩子念书，倒是怪谁呢？
门槛哪，乡下的门槛，并不是说掀去就能掀去的，在别人眼里，那就是栅栏，就是警戒，他要怎么看就得依他怎么看，你在门槛里面，就像在一只袋子里，袋子提在他手里。
门槛在岁月的脚步下经不起踢踏，几年便要一换。风雨吹洗掉了那些黏重的尘土，唯一吹不掉洗不去低矮的房檐下流传下来的乡音。
而今，堂弟兄们的孩子也都通过打工的方式改变了家庭的境况，楼房先后建起来了，虽然不再时兴置一道门槛，但严丝合缝的防盗门比一条栗树门槛更实用，也更气派。有一天，一个叫“晚松”的侄子来我家，说是请我去吃羊肉汤，并商量他的孩子上学的事。我爽快答应。三代没念书的老粗毕竟想起要给孩子读书了，还知道选择一个好的学校，这多少让我这个做教师的感到欣慰。
门槛没了，老家还在。老家的屋场让我想起了去世许多年的叔伯们，也想起了我的父亲母亲。当侄儿侄女和我的孩子一起亲热絮语时，我从绝们身上看到了我们这一辈人难以企及的希望，也正因为这些希望，我在心里虔诚地久久为之祝福。
麦香
这是人间四月天，这是草莓吐出酸酸甜甜气息的流翠时节。
我回乡看望一位老人，一位老了还能闻见麦香的庄稼人。
他是我的尊长，也是最关心我的人之一；他是那块麦地的主人，同时也是一棵熬过冬天的麦子。
我径直到他的麦地里，就像熟悉那棵苦丁茶那样，一眼就看见了他。我好久没有置身麦地了，好久没有闻见过这么浓郁的麦香。这味儿像槐花里掺进了蜜，像玫瑰里拌人了糖，还有点淡酒的余味。是的，麦粒成熟之后，渗入点水，发胀，抽芽，便是熬糖做酒的原料了。然而现在麦子正青，才抽穗扬花，这只能是麦花香。
在麦花香里，我细细打量着这位教我割麦的人。他满头银丝，胡须也渐白了。身子骨似乎依然坚实，只是笑起来，没有了管风的牙，没有了细细的皱纹。他的纹路粗了，深了，长了，像地边的沟道，纵横牵连，总想寻个出处奔去。人一老，这沟道就流淌着岁月的回声，你没法将它阻住，也没法把它拽回。我想到我不要多久也会是这个样子，岁月的回声满耳，光阴的脚步匆匆，我会停留在哪一截道上呢，抑或在哪一块地边呢？
他已经不是我印象中的荣伯你看他劳作的姿势虽然保留了过去一直有的那种利索和老到，但是明显力度不够，虚实交杂中虚的成分多了。剪除枯老的茶株，砍掉高高的茶桩，这样的活儿要是搁在前几年，荣伯是一抹不挡手的。他眼疾手快，手到心到，剪出的新茶棵像刚刚修剪的平头，齐崭崭，平覆覆，精神抖擞地立在麦地边上，衬托出四月特有的生机和活力。眼下，他似乎不愿在我面前显老，他动作的幅度很大却藏不住虚张的声势，吃力而现出连贯的破绽。那些他亲手种出的麦子，倒是一片青葱，仿佛荣伯的青春都让麦子给偷盗去了，这种活力与肤色的转移，直让我觉得一个人原来也不过是一棵麦子，一棵曾经锋芒毕露的麦子，走过了嗞嗞拔节的日子，走过了飞絮扬花的岁月，随后就走进了他枯萎与衰残的暮年。
在乡下时，我也收割过麦子，并且手指被麦秸秆割破，眼睛被麦芒刺中，我却在那种潜在的伤害中闻到了麦香，那股成熟地带着馒头和挂面香味的气息，它一点点渗透到我的鼻孔里、肺腑里乃至梦幻里，而我青涩的汗味和冒冒失失的语言气息，反倒自个儿一点都不觉察，只有身边的大人，比如荣伯，才准确地把住了我突突的腕脉，并且通过镰刀和锄头将我那些蒲公英一般的欲念摁下去，让我接近麦茬和犁头草，接近土地上最真切的部分。现在想来，麦花香里那些醉人的芬芳和诱人的味道都不过是四月天落下的槐荚与桑葚，它们其实结不了什么果实，虽然不乏甘甜，却只能徒增味觉的依赖和幻觉的空乏。
真正的麦香总是与镰刀在一起，与即将到来的梅雨在一起。不久，荣伯新剪的茶棵又将长出青幽幽的茶叶来，把大片萎黄的麦子衬托得分外衰老。然而，整个村子在这时才激动起来，就像荣伯在黎明俯身于麦地一样，天空晴朗而高远，大地芬芳而宽阔：当青春的梦幻醒来，我发现，一个距离大地最近的人就是一把濂刀或扁担，一声动情的呼喝就是一阵麦浪或槐风。时节正值端午，太阳正在背脊之上，村庄正在麦香之中，而我正在麦粒之外。
那时，成熟的麦子香气四溢，倘若旁边有梅子，它会落人梅香；旁边有李子，它会融进李馥。
熟麦的香味曾经把我的乡居整个地淹没了。荣伯揉开一杆麦穗，在掌心，他细细地吹掉麦芒和麦壳，让一堆鼓胀的新麦裸露在五月的太阳下。他拈起其中一粒，放人嘴里，然后嚼起来，这时候，我看见天空蓝得有些承受不住，而荣伯眯缝的眼睛却成了两穴幸福的陷阱。
一个能被麦香陶醉的人，他的幸福简单得很，也悠远得很，他的祝愿有时就是他的遗憾，他的挽留同时也是他在送行。他不知道有很多东西都是留不住的，像滑溜的时光、逃跑的庄稼以及跟欲望一起私奔的人，像他手把手教了16年割麦技术的那个瘦小的身影，到底还是在五月的麦芒直视下溜之大吉……
一转眼30年，时光快得就如一地麦子从四月走进五月，从花香进入谷香。
老了的荣伯面对我的到来，只能欢喜地连声说：你回来了，回来了！你看今年的麦子……他哪里知道，我原本就没打算看望这一地青青麦子，我不过是在麦地里寻找他罢了，就像那年我回去寻找当年我爬过的一棵青桐树，结果却找到了一条我从来没有放在心上的幽幽小路。
是麦香帮了我的忙，让我找回了镰刀与麦茬旁边的自己，还有这位将庆幸和失望发酵在一起的荣伯。
芳邻
徐老先生年已七旬，现在上海安居。他的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都已从全国著名大学毕业，女儿均在国外工作，儿子在上海某大公司任老总，老夫妻俩总算过上了称心如意的日子。
先生老家在安庆的怀宁，20世纪60年代下放到大别山腹地皖西，在一个名为光明村实际上见不到巴掌大一块天的深山沟里教小学，自耕自种，熬过了最艰难的饥荒年月。我开始上小学那年，他一担家什拖儿携女来到我们那个叫做草岭的生产队，在离我家不到500米的一座岭头上辟地拓荒，建起三间土屋，一住就是20年。最后迁居那年，他的老母亲已90高龄，却在岭头病故，徐先生将母亲停厝在岭上三年，后来用车将母亲骨殖运回老家安葬。为了感谢村人对他一家20年来的照顾以及对他母亲坟场的维护，临走时他逐家发散糖糕烟酒，乡情之盛，花费之巨，令人不忍领受。
我从5岁起由父亲领着趟过一条小河，走过一片菜地，到先生家破蒙识字。先生一家人个个生得高大，尤其他的母亲我们唤作黄奶奶的，一副身骨强健得绝不亚于任何一个男人。先生大女儿与我年龄相仿，却也长得高高挺挺，并且是厨下的一个小帮手了。我记得总是每天吃了晚饭，父亲偷偷地揣着一本《四言杂字》，带我出门。第一次，父亲走进那堂屋，急忙掩上门，怯怯地凑到徐先生跟前，小声地问他：“这书可以给孩子读吗？”先生大声答着：“没毒的，没毒的！”其时正是扫四旧的风头上，我家隔壁一个铁匠的两本《蓝本易经》就被扫除了，铁匠因此还挨了几回批斗——所以父亲总是那么谨小慎微。
一个章节教读下来，大概两个小时，那时谁家都没有钟表，估计到点的。临了，黄奶奶总要从厨下端出两碗山芋粉条，算做夜宵让我和父亲吃了回家。我跟徐先生学的杂字歌诀忘记的不少，唯有这山芋粉条每一片都贴心熨肺，一辈子也难以忘记。那时我们家吃的都是混合的粗粮，这山芋粉条可是精粮，只在待客时才上桌子的。黄奶奶的手艺也是到我们这里才学会的，可她做的粉条（乡人谓之“卷子”）特别好吃，以至于我现在还回味得出来那时的滋味；那特殊的蒜香，至今还常常引发我对于春天原野旷远的想象。
上小学以后，父亲就把我托付给了徐先生，一直到高中毕业。我享受着他的孩子同等的关照和爱护，所不同的是，由于父亲突然去世，我的好几年的学费都得以全免，并且由他在父亲临终时承诺，保证我读完中学。他呵护我超过了对他自家的孩子，因此也纵养了我跟别的学生不同的学习习惯，比如我经常一个人躲到学校旁边的板桥底下读四大名著，或是轮到写作文时，别人拿报纸抄上几段，我却要执拗地一气从自己的肚子里抠出来。也是由于先生的启发和影响，我一次也没有把揭发老师的大字报糊到板搂上去，因此正在走红的校长对我一直没有好感。我不知道我今天深藏心底的那种怕“损了阴德”的宿命意识是不是当年就暗暗种下了先生彼时某一句良言的种子。
徐先生一家在岭上的20年无疑是最艰难的年月。生产队里有几户从不读书的人大概是觉着没得到先生的“好处”，于是趁先生星期天在家时，拿着锄头磕着阶沿石明三暗五地骂开了：有的人手不残腿不缺的，整天在家享清福，老子倒要在火样的太阳下黄汗淌黑汗流地做给他吃喝！这般骂且骂过，等到秋后分粮食，像先生家这样没劳力的“四属户”，由于没有“工分粮”，只能在别人后面分得一份下脚粮：那玉米我们叫做“花粒米”，稻子是风扇撂下的二口稻。先生陪着小心背回去，望着他那高高大大的身影和轻轻浅浅的粮袋，我不知道他们一家日子是怎么挨下来的，也弄不明白这世上人与人之间究竟还隔着层什么。
艰难总是在暗中成人之美。恢复高考以后的几年中，徐先生三个孩子学习成绩都出类拔萃，品行也在四乡八邻里出格得好，所以他们考上了理想的学校，这完全在人们的意料之中。羡慕之余，人们还要努力地从他们身上寻找点什么。寻找什么呢？除了生活对他们过分的苛刻之外，除了他们一家人努力地做个不惹事的好人以外，就是他们咬着牙对周围人事的一再隐忍或默默地对自己命运的顽强抗争。
如今岭头上只剩下一块平地，一排洋槐，半截石坝。村里人走过这里，多会指着墟丘说，这是徐先生的屋基，这里走出来三个大学生。又说，黄奶奶的坟也迁得好，祖上保佑哩！只有那排洋槐在风中摇着头，似乎不同意这说法，好像在自语着另外一些什么，说什么，谁也没听见。
只要心灵敞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