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叶老的这种认识仍然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不但应改进文风，更应该改变思维方式和办事方式。然而时下许多地方和部门并没有摆脱这种束缚。其中办事过程中最普遍的一种答复是：“这事你去问上面。”
笔者未当过领导，也未成为过具有审批权利机关的办事人员，但在各种各样的办事过程、办事窗口中，不止一次地得到过这样的答复。这种答复方式，以笔者观察，多数情况下并不只关乎下级向上级请示汇报的问题，更多地透露着一种推诿。有些时候办事人员对不想办，拖着不办的一些事，推诿时就如是说，屡试不爽。等你信以为真，真去问领导时，估计下班时间已到了，推诿之招成功。也有些领导大权在握，搞一人说了算，不给下级充分授权，权利留“自留地”，下级遇到办事的人，只能无奈地说：“这事去问上面。”习惯成自然，也只能是照此办理，无须思考、无须探究。
时至今日，现实的老爷、有形的老爷没有了，但意识中的老爷，思想中无形的老爷依然多多。“这事你去问上面”的话语方式，它透露着一种老爷习气，一种衙门作风，与党和政府推行依法行政，建立法制社会的要求严重抵触。就以上述事例来说，如果申请办的事是规定范围和政策允许的，能办则办，不能办说明理由。如果要请示汇报，也挨不着要办事的人去做啊！这种语式说多了，给老百姓一种错觉：政府不是依法行政，而是依令行政，依长官意志行政，依“老爷”说的行政，这样导致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有些人遇到要办的事，不倚重制度、法规，不依法办事，而是绕过制度、法规，去跑关系，走路子，去找“老爷”。无论如何，“这事你去问上面”，是不能约定俗成的。
这种现象该到下力气解决的时候了。
“三曰不归必杀人”是在威胁谁？
最近一些新闻媒体、网上纷纷报道了长春一王姓男子，因妻子离家出走，寻妻时在闹市区打出“三日不归必杀人”的牌子。看到这充满血腥和暴力的字眼，不禁产生想问几个为什么的想法。
此人仅仅是在威胁家人吗？看到此则报道，首先第一个反应是闹剧，其次反应是不是此男子精神不正常？精神不正常应送精神病院，是闹剧也不应该闹到大街上，毕竟是人来人往的地方，毕竟透露的是威胁人的信息。中国刑法规定杀人属于严重暴力犯罪行为，即使不能实施，但采用威胁、恐吓或以暴力手段等，本来就是一种违法行为。处在法制社会中，他在大庭广众之下以杀人来相威胁，这不仅仅威胁的是妻子的亲属，更是对法制社会的挑衅，是对法律的蔑视和践踏，是对和谐社会发出的挑战。其精神污染、视觉污染如病菌般传播的效应决不能小觑。
妻不归与娘家人何干？妻不归不但打电话让妻娘家准备几口棺材，还在闹市区打出威胁人的牌子。这种极端的方式背后折射出一种可怕的封建社会式的株连思想、报复思想，有问题不去认真反思自己的行为，不去认真补救，而是将错误迁怒于社会，迁怒于其他无辜的人，妻子回来又能怎样？迎接她的又是什么样的生活？看来妇女解放工作真的任重道远。看来科学化、民主化教育任务还很艰巨。
媒体对此事的关注透露了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对这种事件的报道，是否也在有意无意中迎合着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的需要？如果是这样就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妻在威胁下回来了，还可以报道“三日不归必杀人之后文——妻回来了”；暴力企图未能及时制止，实施了罪恶计划，也可以进行连续报道“三日不归必杀人的连续报道——血案真的发生了”。甚至还可以进行评论，诸如“一件本可以避免的悲剧家庭不应成为暴力的温床”等等。但我们要问：老百姓真的需要这种被炒作过的东西吗？
从三个裁缝的招牌趣谈广告营销
理论上讲，广告就是要广而告之，使尽可能多的潜在用户，潜在人群知晓和认可产品与服务，并激发客户的消费欲望和消费行动。广告营销是推介产品和服务的重要手段，一定要有明确的营销对象和重点。
伦敦一条街上有三个裁缝，手艺都很精湛、过硬，他们在同一条街上开裁缝铺，相继推出了自己的广告招牌。第一个写道“伦敦最好的裁缝”；第二个也不甘示弱，写道“大不列巅最好的裁缝”；第三个写道“有可能是本街最好的裁缝”。正是这条朴实、平和、不张扬的广告招牌，使这位裁缝的生意特别的好，超过了其他两位。
从三句不同的广告招牌语产生的不同效果，可以透露出广告营销的一些要求：
营销工作要有很强的针对性。首先要明确营销工作要针对什么人群、针对什么样年龄段或什么收人消费水平的人群等。如以上三个裁缝的营销对象应该是潜在的要做衣服的人，而第三个裁缝除满足此要求外，又将营销的重点放在了“本街”。相对而言，他的营销针对性更强，重点更明确，范围更确定，所以营销效果也比较好。
营销工作要与实际情况相符，内涵与外延相统一，不能一味地夸大其辞。如第一个裁缝，“伦敦最好的裁缝”，容易引起顾客的猜疑和推测：这种称呼是谁授予的，是谁认可的？容易使人联想到自我吹捧、夸大其辞等负面作用。而第二个裁缝“大不列巅最好的裁缝”，更没有对比性，可参照性了。而第三位，则显得谦虚、谨慎，拉近了与本街消费者的距离，增加了亲切感，亲合力，激发了消费者的好奇心：是不是本街最好的裁缝，只要比一比，看一看，试一试不就明白了吗？引发了消费欲望，达到了营销的目的。
语言朴实，出奇制胜。第三个裁缝的广告语语言朴实、谦虚，但同时隐含了要比“伦敦最好的裁缝大不列巅最好的裁缝”强的隐含义，借力打力，出奇制胜，营销效果当然要好。
为“办公室”改“办公事”叫好
某地新任领导上任，首先没有忙着“新官上任三把火”而是唤来后勤负责人，将挂在门口的“办公室”改名为“办公事”，结果没有多长时间，机关风气上行下效，机关风气改变，在行风评议中，群众的满意率直线上升……一字之差，折射出多么明显的差别。
办公室，顾名思义，是办公的地点和场所。但这几年，办公室异化的现象屡见不鲜。有人把办公室当做了娱乐室，关起门来，扑克，麻将，玩得不亦乐乎；有人把办公室当做了游戏厅，上网玩游戏，通宵达旦，乐此不疲；有人把办公室变成了家天下，亲戚朋友的私事，家事，全在办公室搞定；甚至有人把办公室变成了行贿，受贿点，这几年查办的一些腐败分子，许多受贿款，就是在办公室接受的……对这种办公室功能异化的现象，人民群众是深恶痛绝的，人民群众是反映十分强烈的，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
那位领导把“办公室”改为“办公事”，旗帜鲜明，目的非常明确：“办公室”是办“公事”的地方，其他私事，与公事无关的事统统走开。虽一字之差，但立意深远，难怪影响巨大，效果明显呢。这种做法值得提倡和借鉴。
服务不能是佛祖设定的游戏
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虽历经九九八十一难而最终取得真经，修成正果，位列仙班。总的来说，师徒四人是有惊无险，虽历经艰险，但一路降妖除魔，胜利最终还是属于师徒四人的。
从佛祖掐指算来，唐僧必定要遭受九九八十一难，而在取经回来的路上，佛祖算出少一难，还要再制造一难的情形来看，佛祖对唐僧师徒遭受的灾难是屈指数来，心中有数的。取经路上在何时、何地将出现哪些妖怪，师徒四人如何去化解，是自力更生，还是天庭搬兵；是求告观音菩萨，还是佛祖亲自出面，这样的结果，佛祖是知道的。而师徒四人只有通过不断摸索，苦苦打斗，消耗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才能破解难题，顺利前行，达到下一个目的地。从这些现象上看，这有点像现代的电脑游戏：游戏的关口，游戏的玩法，达到什么程度可以通过，继续进入下一环节，这些条件都是事先设定好的。从这个意义上有人说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是佛祖设定的游戏，规则早已被佛祖设定，唐僧师徒必须经过预先设定的那些磨难，最终才能取得真经，这样说也未尝不可。
现代社会，各种审批，要办理的事还真不少：婚姻登记、人学、车辆人户、办理保险、执照、驾照审验等等。有些人对所办理的事情的程序不太清楚，就需请教办事的窗口上的服务办理人员。有些服务人员会耐心解释，有些服务人员却是惜字如金，问什么答什么，甚至爱理不理，态度生硬，服务质量差……这些年，各国都在倾力打造服务性政府，法制性政府。近年来，国家通过行政体制改革，在这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行政体制改革也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政府办事越来越透明，服务越来越完善，但不可否定，有些办事人员的服务意识、服务能力还与人民群众的要求有一定的差距，将办事的程序、流程在办事的地点公布，但有些问题，办事的人也不一定全知道，所以要向服务人员咨询，这就需要窗口服务人员耐心解释。而有些地方的办事方式，服务态度，在热情服务方面就做得不好。笔者多次在一些服务窗口就遇到这样的情形，有的地方需要办理提交的照片寸数不一样，照片的背景颜色不一样，你把这些东西提交了，又会被告知还需要身份证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提交了，等你再排队到办事窗口时，你又会被告知，某处还要找谁签字……这样让办事的人一次次奔波往复于单位和办事窗口之间。这样的情形多了，办事的人不免心生怨气：能不能一次给说清楚点？
从办事的情形来说，窗口的服务人员对办事的程序，需要提交的东西是一清二楚的，但对要办事的人来说，是不清楚的，这就要求办事人员耐心地解释。
所以服务就不能成为佛祖设定的游戏。
哀哉，不穿的马屁
有个俗语说：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古今许多事例似乎也在印证着这句话：清《笑赞》中述，一秀才数尽，去见阎王，阎王偶放一屁，秀才立马献上屁颂文章一篇：“高竦金臀，宏宣宝气，依稀乎丝竹之音，仿佛乎麝兰之气，臣立下风，不胜馨香之至。”
结果，那效果是相当的好。“阎王大喜，增寿十年，即时放回阳间”。
同样的故事，在清《笑林》中秀才见了阎王，做了相同的颂屁文章，那效果也是：“王大喜，命牛头卒引去别殿，赐以御宴。至中途，秀才顾牛头卒谓曰：‘看汝两角弯弯，好似天边之月，双眸炯炯，浑如海底之星’。卒亦甚喜，扯士衣曰：‘大王御宴尚早，先在家下吃个酒头去’。”一句屁颂，得来如此好处，马屁的作用委实不小。
时至今日，马屁作用依然有效。说某执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发现违法行为，欲开出罚单，违规者百般求告，最后说：“你就把我当个‘屁’——放了罢。”执法者莞尔，竟然没开出罚单。又一次被马屁击中，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屁来无踪，去无影，虽然臭气弥彰，但又不至于造成人仰马翻等严重后果，所以人们将无关痛痒，无足轻重，无伤大雅，可有可无的事统统归之为“屁事”；将瞎话、鬼话、昏话、大话、废话、混账话都统统称之为“屁话”。屁事不顶，什么作用也不起，单纯是肠胃之生理现象，是屁的本来面目。但从以上事例来看，屁不但污染空气，还污染精神领域，具有很强的“杀伤力”，不可等闲视之。不能简单地将其说成“屁事不顶”。
哀哉，屁本来是臭的嘛，为什么古往今来“屁颂”不断，马屁不穿，关键是有人爱听“依稀乎丝竹之音，仿佛乎麝兰之气”屁话。关键是做屁颂的人不断地得到了好处：能够免吃罚单，能够“增寿十年，即时放回阳间”，能够令“王大喜，赐御宴”，还额外赚取了牛头卒的“酒头”。
不过，也有例外：在清《笑得好》中，秀才颂县官，县官听完大笑后曰：“这秀才正经的好文章不会做，放屁的坏文章偏做得好，本县东街有个万人粪坑，叫皂隶即押他在粪坑边立着，每日领略些麝兰香味，免得他闲着生事害人。”如果像笑话中的县官那样，让说“屁话”的人去领略这种麝兰之气，就会像笑话后的评论一样“只须罚不多人，其余皆敛迹矣”。只是苦了皂隶，陪着马屁者吃苦头。看来，马屁也不一定屡试不爽，关键还在被拼命巴结的人的水平，辨别力。
但愿这种肉麻的奉承巴结的屁话只出现在笑话中，但愿以后“但做坏事害人者，即罚在粪坑边吸气”，但愿大家都能提高对马屁的辨别力和免疫力，使肉麻的马屁在现实中“皆敛迹矣”。幸甚之至。
小摊小贩的自信从何而来？
据国家技术监督总局公布的一项数据显示：现今城乡集贸市场计量上存在的最大问题是计量不准，普遍存在短斤少两现象，而此种现象，不用费劲去思索，在日常生活中也能感受得到。
一次我在市场口买了苹果，看着明显令人怀疑斤两的苹果问：“斤头足吗？”
卖苹果的小伙子拍着胸脯说大哥，我在这儿卖了多长时间的水果了，价格不论怎样商量不说，斤头上是不会少你的，我不干那缺德事，干了缺德事你可以把我的摊掀了，不信你到市场公平称上去称，我如果少你，我甘心少一赔十。”
偏偏我是个爱较真的人。按小贩称的斤数付了钱，看着明显斤两不足的苹果，我就想验证一下自己的判断。我进入市场想找一下公平称，谁知，找遍市场，也没有找到公平称，满市场的人好像也不屑回答我提问的“公平称到哪儿去了的问题”。最后，我在一个经常买东西的小超市的电子称上复核了一下，称了六斤苹果，实际只有四斤八两，是典型的八两称，小贩的心也够狠的。
当我再提着苹果找上门去时，小商一个劲向我道歉，一再地说，是把称看错了，只是客气地把短的斤头补足，而绝口不提缺一罚十的承诺。我知道小摊小贩在城市生活也不容易，没有必要再纠缠下去。
回家的路上，我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短斤少两的事经常发生，长期得不到有效治理？小商贩明知自己的称斤两不足，为什么还敢信誓旦旦地承诺？小摊小贩的自信从何而来？看得多了，想得多了，不免有点答案。
首先，小摊小贩的自信，来自于大多数人怕麻烦，不爱较真的心理。少一点就少一点吧，反正也不是多大的事，现在的称都短斤少两，咱也忍了，再说小摊小贩也是小本生意，弱势群体，出来打工也不容易……孰不知，正是这种容忍，往往把某些不合理的事变成了潜规则，流行病。香港特区政府、新加坡政府的清廉，正是与推行对腐败的“零容忍”，有很大的关系，对不合理，违背法律、法规的事，即使很小也不能容忍与放纵，因为容忍小事，就是对大患的放纵。
其次，小摊小贩的自信来自于有关部门的监管不力，对短斤少两现象的治理，存在管理时松时紧的现象，有时对短斤少两的事也存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人投诉，乐得逍遥自在，而对投诉渠道的不畅，又挫伤了群众监督的积极性。早在十几年前，国家工商总局就做出在集贸市场设立公平称的规定，时之今日，这个要求并没有完全落实到位，有人知道了短斤少两，也没有有效的投诉地点，不能得到有效的治理，长此以往，就变成了潜规则，流行病，小规定都做不到位，大的方面，我们还有什么更好的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