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子”自然就是指公子寿与急子。从卫国前往齐国是否乘舟而行，现在已经无从考证。当我读到这首诗，首先想起的是北岛的诗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就事论事，我想再加上一句：高尚在很多时候其实是一件很无可奈何的事。
宣姜处心积虑要杀死急子，她的目的达到了，但是没想到搭上了自己儿子的性命。这个结果显然并不是她想要的。当她听到公子寿被误杀的噩耗时，哭得死去活来。她始终未能明白自己的良苦用心怎么就不值得体谅，公子寿连同父异母的兄弟尚且不忍背弃，那背叛自己的亲生母亲难道就可以理所当然？也许她隐约领会到了公子寿慷慨赴死的一片苦心，乃是希望用自己的死为母亲减少一丝罪孽。当然，仅仅是也许。
这场政治谋杀的最大获益者是人小鬼大的公子朔。急子死了，哥哥公子寿也死了，接下来卫国君主的宝座，理所当然要由他来继承了。公元前700年，卫宣公去世，公子朔即位，成为了历史上的卫惠公。
但是卫国人对他没有任何好感，反而更加怀念急子和公子寿。公元前696年十一月，公子职和公子泄发动政变，立急子的同胞弟弟公子黔牟为君，卫惠公仓皇出逃到齐国。
至于宣姜，尽管作为一位母亲她很不幸（两个儿子一死一逃），作为一颗政治棋子却发挥了重要作用。就在卫惠公即位的那一年，宣姜的父亲齐僖公以强硬的态度干涉了卫国的内政，他命令急子的另一个同胞弟弟公子顽与宣姜通奸。
据《左传》记载，“齐人命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强之。”昭伯就是公子顽。从辈分上讲，宣姜是公子顽的母亲，公子顽不愿意“烝”宣姜，齐国人就强迫他！
这道匪夷所思的命令体现了血缘政治的荒唐与无赖。齐僖公深知卫国人怀念急子而憎恶卫惠公，担心卫惠公势单力薄，地位不稳。因此他未雨绸缪，要公子顽与宣姜通奸，目的是要他们生出既有齐国血统、又有宣姜血统的后代——齐国可以通过这些后代来加强对卫国的控制，同时这些后代在感情上也能被卫国人民接受。
公子顽开始对这一任务强烈反对，但是在齐国人的威逼之下，不得已与宣姜睡了。没想到，徐娘半老的宣姜仍然魅力无穷，公子顽很快就乐不思蜀，两个人翻云覆雨，如胶似漆，前后竟然生了五个儿女，大大超出了齐僖公的任务指标。更重要的是，这些儿女长大成人之后，果然成为连接齐国与卫国的桥梁，在齐桓公年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后话，在此不表。
细节决定成败：一颗甜瓜引发的血案
公元前695年冬天，也就是郑昭公复辟的第三年冬天，郑国的首都新郑再次发生政变，大夫高渠弥蓄养死士，刺杀了郑昭公，并立郑昭公的弟弟公子亹（wěi）为君。
高渠弥是郑庄公时代的猛将，随着郑庄公东征西讨，立下过汗马功劳。因其战功赫赫，郑庄公曾经考虑提拔高渠弥为上卿，但是因为世子忽（也即是后来的郑昭公）的坚决反对而作罢。高渠弥由此对世子忽怀恨在心。郑昭公二度为君后，高渠弥又怀疑郑昭公终归有一日会对自己下手，怨恨加上恐惧，使得他铤而走险，发动了政变。
公子亹因高渠弥而上台，自然对其感恩戴德，封高渠弥为上卿，与四朝元老（现在应该称为五朝元老）祭仲共同执掌朝政。
自郑庄公去世后，新郑的主人如走马灯一般轮换，今天世子忽，明天公子突，后天又是世子忽，大后天则变成了公子亹，城里的百姓看着这几兄弟走马灯似的轮番粉墨登场，对于举办即位大典之类的盛事已经没有任何新鲜感了。但是，这一次仍然没有剧终。公子亹昙花一现，仅仅过了一年，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公元前694年，齐襄公亲自率领大军从临淄出发，来到郑、卫边境上一个名叫首止的地方，对郑国形成窥探之势。
齐襄公此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不久前鲁桓公在齐国被杀，这事虽然最终嫁祸给了公子彭生，但是国内外舆论仍准确地将矛头指向了他，搞得他灰头土脸，很不好受。为了转移大家的注意力，同时也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形象，齐襄公决定做一两件有国际影响力的大事，其中第一件事就是拿郑国的公子亹和高渠弥开刀，替郑昭公找回公道。
凭心而论，齐襄公这个切入点找得不错。一方面，高渠弥弑君乃是大逆不道的行为，讨伐高渠弥就是拨乱反正，替天行道。另一方面，郑昭公还在当世子的时候，曾经领兵替齐国打败北戎，有恩于齐国，齐襄公的父亲齐僖公也一直对郑昭公青睐有加，数度想将女儿嫁给他，可以说，郑昭公是齐国人民的老朋友了。老朋友被人杀害，齐襄公不能坐视不管。
可笑的是，公子亹和高渠弥竟浑然不知齐襄公屯兵首止的真实意图，当齐襄公派人邀请他们前来会盟的时候，这两个人欣然赴会，还以为从此攀上了一棵大树，可以高枕无忧了，结果一到齐营就被抓起来。公子亹被齐国的武士乱刀砍死，而高渠弥被处车裂之刑——所谓车裂之刑，就是五牛分尸，受刑者死状极其惨烈。齐襄公给高渠弥下这么重的药，自然是为了昭告天下，他让正义得到了伸张。
公子亹此行，本来也想带上祭仲同去，但祭仲已经是一只众所周知的老狐狸，怎么会看不穿齐襄公的把戏？他借口患病，坚决不去首止，因而躲过一劫。公子亹和高渠弥死后，他又出来主持大局，从陈国迎立了郑昭公的另一个弟弟公子仪为君。真可谓铁打的祭仲，流水的国君，这样算起来，他已经是郑国的六朝元老了。真不明白，郑国上上下下怎么就能容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把迎立国君当把戏呢？
郑国的老百姓再一次打起精神，欢天喜地地庆贺了新君的即位。
齐襄公重塑形象的第二件大事，是帮助卫惠公复国。
前面说过，卫国人于公元前696年发动政变，立公子黔牟为君，将宣姜的儿子卫惠公（公子朔）赶到齐国。
卫惠公在齐国一住七年。齐襄公即位之后，本来对卫惠公也不感冒，长期将他晾在一边，不闻不问。现在为了扬威于诸侯，齐襄公决定尽舅舅的一份力量，将这个外甥送回去。
公元前689年，齐襄公发动诸侯讨伐卫国。参加讨伐的有齐、鲁、宋、陈、蔡等多国部队。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战争，齐襄公甚至将文姜带到军中，一路玩乐，迤逦而行。联军于这一年夏天举兵，直到第二年春天才进入卫国边境。
出人意料的是，自从濡葛之战后就断绝了征伐之念的周王室，这次竟然麻起胆子，派了一位叫子突的下级官员，带领一小支王室部队前往卫国，对黔牟进行支援。
这种支援充其量只能算作声援，然而竟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联军春季进入卫国，初夏就结束了战事，卫惠公顺利地重登君位。由于王室的干涉，这次复辟没有给卫国带来太多的腥风血雨。卫惠公大手一挥，仅仅杀了当年政变的主谋公子职和公子泄，同谋的大夫宁跪被流放到秦国，而做了七年国君的黔牟被子突带回雒邑，在王室的庇护之下安度余生。
《左传》这么评论这件事，认为公子职和公子泄当年发动政变，立黔牟为君，行为过于草率鲁莽。凡立君而且能够稳固其政权的，必先考虑其本末，然后采取适当的方式立其为君。如果其人没有充分的理由被立，或者立后不能安定国家的，不予以考虑。
这是废话。
齐襄公帮助自己的外甥重登君位，当然也不能亏待自己，他顺手从卫国带走了大批宝器。这些宝器，多半是周朝初年周成王赏赐给卫国的第一任国君卫康叔的，至此已有300余年的历史，不只价值连城，更象征着卫侯受命于周天子管理一方领土的权力。
对于自己的另一个外甥——文姜的儿子鲁庄公，齐襄公更是照顾有加，将这批宝器分了一部分，派人专程送到鲁国去。不过，鲁国人并不领情，在史书上酸溜溜地记载说：“文姜请之也。”说是文姜吹了枕边风才给的。
有了这次分赃，又有文姜从中调和，齐襄公与鲁庄公的关系越来越融洽。公元前686年，舅甥两个联合起来讨伐倒霉的郕国。郕国再一次放弃抵抗，向齐襄公请求投降。齐襄公单独接受了投降，而将鲁庄公撇在一边。这种“吃独食”的行为有违利益均沾的国际合作准则，鲁庄公的弟弟庆父很不服气，一时间恶向胆边生，向鲁庄公建议说，我们最好趁这个时候偷袭齐军，齐军没有防备，必定大获全胜。鲁庄公吓得连忙捂住庆父的嘴，小心翼翼把他拉到角落里，批评说：“人家投降齐国而不投降鲁国，是我们的德行不够，齐军有什么罪呢？《夏书》上说，要下苦功培养德行，德行具备之后，别人自然会降服。这就是所谓的以德服人，我们现在这水平还是老老实实回去修行，等待时机吧！”悄然领兵回国。
对于鲁庄公的行为，后世的评价很高，认为他注重反思自己行为操行，遇到任何问题，总是从自身出发找原因，严厉批评自己，很少责难别人。在那充满怨恨的杀伐之世，能够不为血气所驱使，不轻易挑起与大国的战争，是明君应有的风范。
我只能说，他的脾气真好。
就在齐襄公踌躇满志，准备依仗武力号令中原，重振大国雄风的时候，公元前686年冬天，一场宫廷政变击碎了他的春秋大梦。和那个年代诸多盛极一时的人物一样，他那看似强大的国家政权和战争机器，其实都建立在一种极度脆弱的平衡之上。一旦这种平衡在某个方面被打破，很有可能导致整座大厦失去平衡，轰然坍塌。只不过，齐襄公的倒台比别人更富有戏剧性，起因只是一个甜瓜。
事情还得从一年前说起。公元前687年七月，甜瓜成熟的季节，齐襄公派大夫管至父、连称前往葵丘戍边。
镇守边疆是一份很辛苦的工作，按照当时的通例，士兵戍边满一年就要轮换，如果超过一年还没有人前来换岗，可以擅自离岗，不作逃兵处理。当时齐襄公也是这样安排管、连二人，说：“及瓜而代。”意思是明年瓜熟的时候，寡人派其他人去葵丘轮换二位，不必担心。
有了齐襄公这句话，连称和管至父虽然不太情愿，但还是带着士兵前往葵丘去了。边疆的生活着实单调，不止人烟稀少，还单调乏味，远不如城里的丰富多彩，两个人在那的生活百无聊赖，业余时间也就是钓钓鱼，打打牌，喝喝酒；实在郁闷不过，便光着膀子站在旷野里喊几嗓子，听听远处的回音；憋不住了就跑到附近村里抓几个姑娘，有时其乐也融融，有时其乐也泄泄……总之，一年时间晃晃悠悠也就过去了。
某个炎热的夏日，两个人摆了张席子，坐在大树下纳凉，士兵端了一盘新鲜的甜瓜给他们解暑。吃着吃着，连称突然说：“瓜熟了啊。”管至父一只脚踩在凳子上，一脸络腮上还挂着甜瓜汁，也恍然大悟道：“瓜熟了啊。”
可是瓜熟了很多天，也不见齐襄公派人来接管工作。
看来齐襄公把这两个人的事给忘了。这也难怪，他成天想着东征西讨，干涉他国的内政，还要抽时间和文姜约会，不在戎车上，就在文姜的绣榻上，不在文姜的绣榻上，就是在去文姜绣榻的路上，哪里还记得起葵丘有那么两个人在傻乎乎地等着他派人去轮岗啊。
没过多久，葵丘的边疆部队派专人不远千里给国君送来一个熟透了的甜瓜。齐襄公吃了两口，觉得味道很不错，点着果盘责备使者说，这么好吃的瓜，应该多送两车来，怎么只有一个？
使者说：“这个……嗯……啊，那个连称大夫和管至父大夫说，嗯……这个瓜，您知道的，就那什么……”
齐襄公把瓜往盆里一扔，瞪了他一眼，使者吓得打了一个寒噤，头垂得更低了：“他们说，瓜又熟了，您该找人去代他们了。”
齐襄公又好气又好笑，抄起一块甜瓜，咬了一口：“那么点破事，犯得着兜这么大一圈子吗？你回去告诉他们，下次瓜熟的时候再说。”
使者这回没敢多说：“是。”一溜烟跑了。
这时候齐襄公还没有意识到，他的言而无信已经给自己埋下一颗定时炸弹。使者回到葵丘，将齐襄公的话对连称和管至父一说，这两个人当场便跳起来，也顾不得有旁人在场，吹胡子瞪眼，摔杯子摔碗，发了一晚上牢骚。发完牢骚，他们端起酒杯，瞪着两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眨巴眨巴就作了一个大胆而草率的决定：杀掉昏君，以泄心头之恨！
荣格的共时性理论告诉我们，几件毫不相干的事如果在同一时空相遇，产生的效果往往是极其巨大的，以至于人们禁不住以为这些事情其实是冥冥之中已经注定。公元前686年，当连称与管至父阴谋作乱的时候，一个叫公孙无知的人进入他们的视线，使得他们眼前一亮，暗自感叹：这个人简直就是为了造反而生的。
公孙无知是齐国的公室子弟，他的父亲夷仲年是齐僖公的同胞弟弟。齐僖公在世的时候，对公孙无知这个亲侄子宠爱有加，允许他穿着打扮如同嫡子。
在那个年代，嫡子的地位远远高于庶子，嫡子不只享有继承权，在平时的穿着打扮、出行仪仗甚至膳食待遇上也区别于庶子。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体现封建等级制度的权威性，培养庶子对嫡子的服从意识，以维护统治阶级内部的稳定。对于齐僖公来说，公孙无知连庶子都不是，却让他穿上嫡子的衣服，享受了嫡子的待遇，对他来说其实不是一件好事。
齐襄公还在当大子的时候，对公孙无知享受与自己同等的政治待遇就很有意见，等到他即位为君，立刻抓住公孙无知越级穿衣服这件事做文章，在众人面前将他好好数落了一番，降低了他的政治待遇。
齐襄公这么做，当然是简单粗暴了点，但是并没有做错。只不过公孙无知也是骄傲惯了的人，当众挨了一顿批之后，颜面尽失，自然就对齐襄公产生了不满，进而有了取而代之的想法。
连称和管至父想杀齐襄公，但他们不能解决杀死齐襄公之后的问题，没有办法建立一个具备合法性的新政权；公孙无知想取齐襄公而代之，但他现在无权无势，手里无兵，只能依靠别人。这三个人凑到一起，上面的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了，他们很快达成一致，分好了工：连、管二人负责杀人，公孙无知负责以公室子弟的身份，建立新的政权。
一个女人在这桩阴谋中起到了间谍的作用。她是连称的堂妹、齐襄公的小妾，在史料上没有记载其名字和称谓，我们姑且称她为连妃罢，虽然也许并不准确。
和公孙无知一样，连妃也是个郁郁不得志的人，只不过她不得志的场所不在朝堂，而在后宫。
连妃为什么不得志？岂止她不得志，几乎后宫所有女人都不得志。前些年周天子郑重其事地将女儿王姬嫁给齐襄公做老婆，第二年也就郁郁而终了。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从鲁国回来的文姜，她以酥风媚骨带给齐襄公无限美好的偷情感觉，成为了齐国后宫佳丽共同的噩梦。
为了争取连妃入伙，公孙无知牺牲了自己的色相。他许诺，如果事成之后当上国君，就立她为夫人。这个诱惑实在太大了，连妃不用掰手指头都算得出国君夫人与小妾之间的差距，她立马答应了公孙无知的要求，同意当他的同伙，为他们提供齐襄公的情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