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一旦牢固地控制住社会组织，就不大可能停留在历来由宗教和本能共同支配的人类生活的生物学领域。人口的数量与质量将由国家严格规定，不以生育为目的的性交只要不妨碍工作，将被视为私事。在数量方面，国家统计人员将尽力精确地测定现时人口的数量是否刚好能使每个人获得最大的物质享受，他们也将考虑到各种可预见的技术变更。通常应求一种固定的人口，但若有诸如人造食物之类的重要发明，大大降低生产生活必需品的成本，人口的暂时增加也许是明智的。但在正常情况下世界政府将规定一种固定的人口。
如果科学社会因工种而有不同的社会等级，这智力平平的人极为有利。也许将会有若干种主要由黑人从事的工作，并且体力劳动者通常所要培养的是耐性和肌肉而不是头脑。统治者和专家所要培养的主要是智力和性格。如果这两种培养都能科学地实施，这两类人之间的差距将会越来越大，最终使他们几乎成为不同的物种。
任何正确的科学形式和科学繁殖目前都遇到了来自宗教和情感方面的无法逾越的障碍。若要科学地实行它，就必须只选择很小比例的男性做生殖之用。人们也许认为宗教和情感将会永远拒绝这种制度的实行。可是我相信，情感是非常有可塑性的，而且我们所习惯的个人主义的宗教也很可能逐渐为一种献身国家的宗教所代替。这种情况在俄国共产党人中已经发生了。无论如何，所要求的东西并不像天主教教士在独身生活中控制自然冲动那样难。如果能够取得显著的成就，还能同时符合人们道德上的理想主义，权力欲便可吞没情感上的本能生活，尤其是当纯肉体的性冲动获准发泄时。如果俄国的试验获得成功，那么在俄国已被严厉取缔的传统宗教将到处受挫。总之，传统宗教的观念很难与工业主义和科学技术的观念融为一体。传统宗教所依据的是人在自然力面前的软弱无能，而科学技术则使自然力在人的智慧面前变得软弱无能。一旦与这种权力感结合到一起，自然会对享乐产生某种程度的克制态度。在美国，这种克制态度的表现形式是新教徒的虔诚，在俄国则是献身于共产主义。
我认为科学在生育问题上可能引起的对于传统情感的背离几乎是没有限制的。将来如能同时对数量和质量做出严格规定，每代人可望有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的女性和百分之五左右的男性被选做下一代人的父母，而其余的人则被禁止生育，这并不是干涉他们的性快乐，只是使这种快乐不具有社会的重要性。被选做生育之用的妇女每人须生八、九个孩子，但是除了适当月数的哺乳外，她们不再从事任何其他工作。她们与被禁止生育的男性的关系，或被禁止生育的男女彼此之间的关系将不受任何干涉，但生育将被视为国家之事，有关人员不得自由选择。人工受精将越发肯定，其阻力也将越发减少，因为它可免除未来孩子的父母之间的个人接触。个人之间的爱慕之情仍能与不要孩子的性交发生联系，而受精则另当别论，必须通过外科手术才行，自然受精将被视为不雅之举。种选父母的品性视儿童未来的用途而大不相同。在统治阶层里，做父母的要求具有极高的智能，非常健康的体格。只要妊娠仍保持自然期限，就应选择那些易分娩的母亲，因此骨盆较为狭窄者不能人选。然而，妊娠期将来也许会被缩短，而且后几个月的胚胎发育可在保育箱里进行。这样也可免除母亲哺乳的需要，从而使为人之母变得轻松。拟定属于统治阶层的婴儿将很少由母亲照料。选择母亲将根据她们的优良品性，而这些品性并非是保姆所必需的。另一方面，妊娠的最初几个月也许要比现在负担重些，因为胎儿要受到各种科学的处理，以期对胎儿本身的特征和胎儿后裔的特征都产生有益的影响。
当然，做父亲的将与他们自己的孩子毫无关系。通常是一个父亲对五个母亲，而且他很可能永远也不见到自己孩子的母亲。父亲的情感因此而荡然无存。母亲方面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形，虽然程度要轻一些。如果胎儿在未成熟时即被引产，让孩子在出生前离开母体，那么母亲的情感就很少有机会发展了。
在劳动者当中，照料的精心程度大概要差些，因为培养肌肉比培养头脑来得容易，而且女人很可能还会按过去的自然方式抚养孩子。在劳动者当中不必像在统治者当中那样要求对国家具有狂热的献身精神，因此政府也不必忌恨劳动者的私人情感。在统治者当中，一切私人的情感必将受到猜疑。男女之间的爱慕之情将被视为大逆不道，就像道德家现在看待未婚男女间的爱情那样。托儿所里将有职业保姆，幼儿园里也将有职业教师，但他们若对特别的儿童表现出特别的情感，将被视为渎职。对某个大人表现出特别情感的儿童将会与这个大人隔离。这种观念现已非常普遍，例如，在约韩·B·沃森博士关于教育的著作中即可见到。科学的操纵者倾向于认为一切私人的情感都是不幸的。弗洛依德派曾向我们表明，私人情感是变态心理的根源。行政官员们都知道，私人情感阻碍人们全心全意地献身事业。教会称赞几种爱，而谴责另外几种爱，但现代的禁欲主义者则更加彻底，他们把各种爱统统斥之为愚蠢和浪费时间。
在那样的世界里，人民会有怎样的精神状态呢？体力劳动者也许是相当愉快的，统治者们也许会成功地使体力劳动者变得愚蠢而轻浮；工作不再过于艰苦，娱乐活动将无穷无尽。由于绝育，做爱一事只要不是在未经绝育的男女间进行，将不会造成麻烦的后果。这样，体力劳动者可过上一种惬意而轻浮的生活，并对统治者具有一种盲目崇拜，这种崇拜儿时即被灌输，以后又因宣传而延续下来。
统治者的心理是一个较为困难的问题。他们必须献身于科学国家的理想，并为此而牺牲一切柔情，如对妻子儿女的爱，无论同性或异性，同事之间的友谊将趋向于热烈，而且往往超出社会道德家所规定的范围。因此，当局将把这些朋友隔离开，除非这样做会中断某项重要的研究工作或行政工作。若由于这种公务上的原因，朋友们仍留在一起，他们将事先得到警告。检查人员将通过窃听器听到他们的谈话，一旦这些谈话带有感情色彩，将立即执行纪律。所有深沉的情感都要禁止，献身科学和国家是惟一的例外。
当然，统治者闲暇时也将有娱乐活动。艺术或文学在这样的世界里不可能繁荣，而它们所导源和依赖的情感也不会得到政府的赞成，但是在统治阶层的青年人中将会提倡某种激烈的竞技运动，而且危险的体育项目将被视为有助于身心方面的锻炼，藉此可保持对于体力劳动者的权威。绝育者之间的做爱行为不受法律和舆论的制约，但这种行为应是偶然的和暂时的，不含有深切的情感和真挚的爱恋。那些百无聊赖的人将被鼓励去攀登珠穆朗玛峰或飞越南极，但这类需要将被视为身心不健康者的特征。
在这样的世界里也许有享受，但不会有欢乐。结果将造就一批具有精力充沛的禁欲主义者一般特征的人。他们固执而严厉，在追求理想时近于残酷，而且发自内心地认定施痛苦为民众幸福所必需。这种痛苦主要不是对罪恶的惩罚，因为除了抗命不从和有悖国家宗旨之外再无其他罪恶。禁欲主义所产生的残酷冲动很可能会在科学实验中得到发泄。知识的进步将被外科医生、生物化学家和实验心理学家用来为大量的个人痛苦提供依据。随着时间的推移，为痛苦提供依据所需要的知识将减少。而统治者注重所需残酷性研究的人数却会增加。正像阿兹台克人的太阳崇拜每年要求数千人痛苦地死去一样，新的科学宗教也将要求神圣的牺牲者做它的幡祭。世界将逐渐变得黑暗和恐怖。本能上奇特的反常行为将首先潜伏在黑暗的角落里，然后一步步地战胜那些权贵。残酷的享受不会遭到温和的欢乐所面临的道德的谴责，正像中世纪宗教法庭的迫害一样，它也将与盛行的禁欲主义并行不悖。最后，这种制度不是在滔滔的血海中灭亡，就是在重返的欢笑里崩溃。
这至少是使卡桑德拉预言破产的一线希望，若承认了这线希望，我们也许会屈从于愚蠢的乐观主义。通过注射药物和化学品也许可使人类具有科学家所选择的尽善尽美的特点，也许会发现不致引起头疼的新式狂饮法，也许会发明新式的销魂麻醉法，以致人们情愿在痛苦中度过他们清醒的时光。所有这些都可能发生在有知识而无爱情、有力量而无欢乐的世界里。沉溺于权力的人缺少智慧，只要他来统治世界，世界就没有美和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