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犯法，没有边境证，就是非法入境！走，少废话。”两个警察把我连推带拉地拽出工棚。几个民工走到门口看着我被抓走，什么话都没敢说。我转头回去想和他们说句什么，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那天晚上我喝醉了，醉得一塌糊涂。
我来到国军的宿舍大哭一场，我想起许多往事不禁感伤。此去深圳，前途未卜，童月不愿和我同甘共苦，一起远走他方。对未来我感到十分迷茫。国军说，大丈夫当为事业作想，怎能被一个女人绊住手脚。他劝我，先不要考虑女人，目前面对的主要问题是，解决当下的工作问题。鲁迅先生说过，人必活着，爱才有所依附。人家现在依附你什么啊？所以赶紧振作起来，去深圳闯闯看，路总是人走出来的，你要是哪天发财了，不要说一个童月，会有很多个比童月还好的女人等着你，到时候就怕你招呼不过来……
可此去到底结果如何难以预测。我把一些乱七八糟的书籍捆好挪到国军的单身寝室。一切准备就绪。
我决定两日后起程。没想到，在我走的前一天，童月回到了学校。她一来我又不得不推迟出发时间。
那天晚上，我和童月在我们以前常去的校园林荫道上聊了很多，但都没有实质意义。她说我这人太决绝，还没等她回学校就决定了去意。她的言下之意我也大约听明白了一些，就是说没有把她当回事，意思是我的决定没有最后和她商量；她还说，要是她不突然回到学校，恰巧我还没有走，不然连告别的机会都没有。我说，这不是事出有因嘛，助读中心发生异变太快了。
其实真实的问题并不是这样，我是觉得我和童月在两人未来设计的选择上分歧很大，既然如此，也就没必要等她回学校商量了。但是我没有把真实的想法说出来。看得出童月对此很在意。
童月说她明天晚上坐火车回家，过段时间再来学校领取毕业证书，反正同学们都各自找工作去了，留在学校也没意思。我对她说，希望她再考虑考虑，如果我此去能够安顿下来，她分配的工作又不满意的话，最好还是去深圳，一起在深圳打造未来。童月很平静地对我说：“我想，我短时间内是不可能去那边的。爸妈现在对我的一切举动都看管着，受他们的监视，一时半会难得自由……”
我还能说什么呢。这就是童月让我感到失望的地方，她没有勇气冲出樊篱，打破这强加在她自由身躯上的枷锁。
这或许是她过于孝顺的悲哀或者是对我失去信心后的妥协。
童月提出先送我离开省城，我说：“还是我先送你，我有国军他们送。再说，我看见你在车站送我，我会很难受。”
天黑时，我送走了童月。火车呼啸而去，我看着火车消逝在视线的尽头，我也仿佛看到了我和童月情感的尽头。
第二天，我离开了我生活了整整四年的这个城市，向东而去。
虽然人在城市里混迹，但身份还是农民，到深圳需要办理边境证，为了懒得去家乡找麻烦，我只好先坐火车到广州，再从广州坐汽车到深圳。我打听得知，只要你多给钱，驾驶员们会想办法把你拉出那个叫“南头”的边境站。
在深圳街头的一个站上下车后，面对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的深圳，我一下子蒙了，分不出东南西北了。我不想麻事先联系老乡，想自己先闯一闯再说。
我在酷热的深圳街上瞎走，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人才招聘市场。在几家招聘文员的公司柜台前，我递上了自己的简历。当我拿出身份证和自考毕业证书给人家看时，坐在凳子上的招聘者摇头拒绝了我。当我一再被拒绝后，我忍不住向招聘单位的工作人员问道：“我符合你们招聘的条件啊？”
人家看了我一眼说：“对不起，我们不招农村户口，再说你也不是正规大学毕业，在深圳，这样的证书见多了！”
我想问他“这样的证书见多了”是什么意思，但还是打住了。我暗暗地骂道，狗眼看人低。
天快黑了，人才市场的人越来越少，很多招聘单位已鸣锣收摊，可我连意有向性的公司都没有找到。
我走出人才招聘市场，茫然不知所措。今晚去哪里睡觉呢？心中的那种孤独与无望简直不知道如何形容。虽然大街上照样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但街道是陌生的，高楼是陌生的，车子是陌生的，熙熙攘攘的人流中也看不到一个似曾相识的面孔。
我想到和童月在一起的日子，那些甜蜜仿佛还在心头荡漾，我长叹一声真想大哭一场。我背着简单的行李走着，像一只离群的羔羊在茫茫草原上不知所措。
人才招聘市场不远的那条街道边，夹竹桃下蹲着一长排各类求职者，面前都摆着一个小纸牌。纸牌上简单地写着自己能做什么工作以及要求基本工资底价。这些蹲在街头求职的有厨师、驾驶员、板筋工、电焊工等等。我知道他们是来深圳打工的底层人，我很想知道他们在没有找到工作的情况下是怎么过的。我站在一个估计有20多岁的小伙子旁边，站了一会，我心虚地问道；“兄弟是从哪里来的，来了多久了？”小伙子诧异地看了我一眼，说：“你需要电焊吗？”
“不是不是，你搞错了兄弟，我也是来深圳找工作的，刚来，在人才市场逛了一趟，没戏。”我和小伙子搭上了话，虽然是些不着边际的话，但像是碰到了熟人一样。听小伙子的口音像是四川人，于是就又多问了他一句，“你们晚上都住什么地方啊兄弟？”
“睡在工棚里，很多人挤在一起。做啥子？”
他这一问正中我下怀，初来深圳，人地生疏，两眼一抹黑，害怕得很。他是四川人，说话很容易听懂，交谈也就没有障碍。所以他一问，我就顺势回答道：“你们那里还睡得下吗。天快黑了，没有找到工作，宾馆、旅社住不起，有个地方暂时挤以下就可以，反正深圳又不冷。”
小伙子见我有难处，就叫我一会跟他走，“不过，我先告诉你啊，我们那里经常被公安查，你证件齐全不，小心被抓啊！”小伙子提醒我。
我很害怕小伙子拒绝我跟他走，然后流落街头，只好告诉他，所有证件我都有。我说，我是从大学来的，不怕公安查。小伙子听我是从W大学来的，对我肃然起敬，“大学生，工作应该好找的！”
“我学的是文科，公司大多要学理工科的，我又是中午才到，东南西北都分不清，工作难找得很啊。”
天渐渐黑了，坐在街头求职的人们东走一个西走一个，慢慢留下那条寂寞的人行道。小伙子说他是四川内江的，我一听是内江就感到十分亲切，童月的老家就在内江，所以内江两个字对我似乎有种特别的感情，尽管我至今尚未去过这个地方。
小伙子把我稀里糊涂带上一辆公交车，汽车转来转去，大概开了半个多小时，到了终点站。此时的深圳市区早已是万家灯火，可这里街道两旁的灯光却暗淡得多。小伙子告诉我，这里是深圳的郊区，正在开发，住在这里的人大多是民工。
我们在路边的一个小店里每人炒了碗米粉，吃完后走出店门又向左前方走了一段路才走到一排东倒西歪的工棚里，里面有很多人，闹哄哄的；有人还在做饭吃。工棚里十分简陋，一块块木板铺在许多木架上，每架木板上面横竖摆着一条条脏乱的被单，我明白，这就是他们晚上睡觉的处所；木门的旁边乱七八糟放着很多简单的行李和炊具。有几个人正在一架木板上玩扑克。
看到这个样子我不免有些失落，感到自己不入流了，虽然我本农民，但也有了变化，毕竟在W大学生活了四年，多少受到了城市生活的影响。
“我们就睡这里，你怕不怕硬啊？”小伙子关切地问我。
“不怕，不怕，我也是农村人，没问题。”我赶紧回答，生怕引起人家生疑。在他的招呼下，我把我简单的背包放到了他那架木板下面的地上。
大家吵闹着就到了晚上11点钟左右，天气很热，大多数人都只穿着一条短裤衩入睡。我和这个好心的小伙子躺在木板上，其实这和所谓的通铺没有两样，长长的一排木版，头挨着头排开而去，很快就有很多人鼾声如雷，有人骂道：这猪又开始了！
最后一盏暗淡的灯熄灭了，工棚里的人全部进入休息状态，可我却仍就睁着眼睛看着黑夜。我睡不着，一点睡意都没有，我想着很多心事。
时间在一点点向前走，我恨不能马上就到天明。真是长夜漫漫啊！我努力地闭上眼睛想睡一会儿，可是怎么也无法进入睡眠状态。正在我特别难受的时候，我听见工棚外一阵脚步声传来，接着就到了工棚的门口。那扇虚掩的破门板随即被拉开，几道电筒光射在屋里的各个方位，紧急着就是一阵喝斥声：起来，起来，我们是派出所的，查证件，快点！
这种半生不熟的普通话连续吼了几遍后，工棚内的电灯亮了，一大群赤膊的民工暴露在几个警察面前。警察继续吼道：都起来，把你们的证件拿出来检查，快点。
他们四五个人挨个检查着，一个警察看了看站在他面前的年轻人说道：这地方不要钱就打算在这里常住了？
我意识到，这个民工在这里住的时间估计很长了，他们已经认熟了。
突然一个警察在我的面前站住了，大概是我没有脱衬衣睡觉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说：“你是新来的吧？把证件拿出来。”我没有说话，从兜里摸出身份证给他，他把身份证举到眼前故意晃了一下说：“呵，来深圳做什么？”
“刚到，还没有找到工作。”我老实回答。
“把你办的边境证拿出来！”这个警察好像发现了什么秘密，口气不由商量地说。
我着急了，想了想，不得不撒谎：“对不起，我在来这里的汽车上搞丢了。”我很想说四川小伙子可以作证，但我又害怕他反应不过来，要是说漏嘴就更糟了。
“弄掉了，你骗谁啊？走，跟我们走一趟。”另外一个民警吼道。
我感到情况不对，忙把我在W大学助读中心办的那个工作证从包里拿出来给他们看。他们其中的两个人看了看，都不屑一顾地说：“这个东西能说明什么，要说，只能证明你的来路更加复杂，我们更要对你进行了解。你是W大学老师，身份证是农民，奇了怪了，我们从来没有发现过哪个大学老师是农民。对不起，带上你的东西跟我们走一趟。”
我确实是有嘴难辩。是的，哪有大学老师的身份是农民，我不知道国外有没有农民是大学老师，中国确实是没有听说过。这个工作证，仅仅是当时W大学助读中心为了我们几个人的工作方便，经过和校办沟通才办的。没想到，这个工作证不但没有帮上什么忙，拿着它出来反倒惹了麻烦。现在是越说越说不清了。
“走，我们要详细了解你的身份。”一个警察抓住我的衣服把我狠狠扯了一下。
“我的证件都是真的，你们明天可以打电话核实我的身份，我绝对不是你们怀疑的有什么问题的人，我确实在W大学工作过两年，这次来深圳就是直接从W大学过来的，至于我的身份证是农村的，那是因为我的户口一直在农村……”
其实我还是没有把事情说清楚，虽然在W大学读了两年书工作了两年，但和现在深圳所说的“二奶”一样，是不具备合法身份的。
“你要是不愿自己走，我们可就不客气了！”
我看到他们已经没有耐心了，“你们应该听人解释，我有身份证，再说又没有犯法，去派出所做什么？”
“没犯法，没有边境证，就是非法入境！走，少废话。”两个警察把我连推带拉地拽出了工棚。几个民工走到门口看着我被带走，什么话也没敢说。我转头回去想和他们说句什么话，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他们带我到派出后，把我按在地上蹲着。我说：“我不是罪犯，凭什么蹲在地上，你们讲不讲法律，这里是不是中国？”我忍不住质问他们。
“妈的，跟老子谈法律你不够资格，你他妈进了老子的地盘，你就归我管知道不？”
“你们简直是法西斯，是在亵渎法律，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是在侵犯我的公民权利和人身权利，这是违法的。”
“少跟老子嘴硬，老子还要打你！”一个尖嘴猴腮的警察狠狠踢了我两脚，“看你还和老子谈法律。”
我的屁股顿时像裂开一样，痛得我一下子睡在了地上。
“不准像狗一样曲着，跪起来。”
日你先人。我暗暗骂了一句，“我要告你们，你们这些法盲。”
刚才踢我的尖嘴猴腮跳起来给我又是两耳光：“妈的，还敢告老子，看你还告不告。”重重的耳光抽得我眼冒金星。
我的脸上顿时像火烧一样疼痛难忍。我感到这狗日的很毒辣，下得了手，只好忍住痛不说话。
我的嘴皮上热烘烘的，用手一抹，一股鼻血流了出来。尖嘴猴腮见我不再说话并走到了里面的办公室，年纪稍大一点的警察见我血流不止，摸了两张卫生纸递给我，说：“年轻人不要犯傻，少说两句。”然后也走进了里面的办公室。
不到一分钟，尖嘴猴腮走出来了，他拿来手铐把我铐在板凳上，“我们不放心，你万一跑了不好交待。”
已经是下半夜了，派出所里安静了下来。估计那几个人民的警察都做梦去了，屋里只有灯光不知疲倦的亮着。我的屁股虽然还很疼痛，但我已感到万分的筋疲力乏。我靠在墙壁上打起了盹。突然一个声音把我叫醒，睁开眼睛一看，是派出所年纪稍大的那个警察，他说：“年轻人，你在深圳有没有朋友或亲戚，明天你得跟他们联系联系，不然就要把你送到樟木头。”
我小声问他，樟木头是什么地方。他说，樟木头是一个地名，那里有个大型收容站，收容的有各种流浪者和不三不四的人。
“我既不是流浪者也不是没有身份的人，干吗把我送到那地方？”我不是很明白他所说的樟木头的全部意思。
“就凭你拿不出边境证，就可以把你送到那里去。”
“送到那里后要怎么样？”
“和坐牢差不多，知道不？劳动，天天都得劳动，给你两顿吃的，等你那个省的人集中得差不多了再把你们送出广东，然后再由相邻省的收容站负责遣送。告诉你小伙子，千万不要犯傻，难受得很啊。要是被送去了，在樟木头免不了会关你一月两月……”
“谢谢，谢谢！”我明白了这个年纪稍大的警察的好心。
好心警察走了。我被铐在凳子上到了天亮。
上午9点过钟，尖嘴喉腮进了办公室打开了我的手铐。我抬起右手一看，手腕处一个大红圈隐隐作痛。
这狗日的故意瞥了我一眼说：“怎么样，还跟我谈不谈法律？”
我强忍住愤怒，没有吭声。
“想不想去樟木头？我送你过去。”
“我有个朋友在深圳，我给他打电话说一下情况。”
我被允许后带到另一间办公室，我拿起桌上的电话拨通了朋友办公室的电话，正好是朋友接的电话，他以为我还在Ｗ大学。我说我在深圳，出了点麻烦，边境证掉了，人在派出所。
朋友一听说在派出所，就知道出事了。他说他很忙，不过他又问我需要他过来不？我说：“麻烦你过来一下吧。”朋友在深圳某报社，我想让他过来给说说情，不要把我整到章木头那鬼地方去了。反正事情都出了，没有什么不好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