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整整四十岁。属耗子的，血型A ，天蝎座。喜欢的颜色是深蓝色，崇拜的偶像是可可·费尔南德兹。信奉的格言∶天上下雨地下流，小俩口打架不记仇。兴趣∶侃。运动∶床上。
我过了三十岁才结婚，到现在已经八年多了。没孩子。不是我们不能生，而是当初唐玲玲怀孕的时候，我和她还没有正式履行法律手续，并且都在念书，因此经过多轮谈判，当然主要是由于我的坚持，把胎儿打掉了。后来我太太和我吵架的时候，每当达到极度愤慨的程度，就会挥舞着双拳对我大声咆哮道∶“还我孩子——！”。那声音，如同“还我河山”一样雄浑悲壮。
凭良心说，十几年前我刚认识唐玲玲的时候，她可以称得上是个美人儿。那时我在芝加哥大学学比较文学，她小我一岁，比我晚来美国一年，念的是国际金融。当时有很多人追她，我在那帮追求者当中绝对算不上是出类拔萃的，也没有什么高超的手段，我最后能胜利出线夺得头奖，靠的是谁都不具备的恒心。那时候，我就像她的影子粘在她身边不离左右，只要开口说话就说我爱她，不管受到什么样的冷遇、嘲笑、打击和羞辱，我都默默地忍受着。当我们好上了的消息传播开以后（我瞒着她将传播速度加快了一百倍），她在中国留学生里身价大跌。我的手下败将、当时靠给富人家后院割草维持生计后来家财万贯成了华尔街上叱咤风云的人物的胡得亮，曾经这么评论我的未婚妻∶“一个下三烂就凭着低三下四死皮赖脸就能把唐玲玲给追上，可见她有多么低俗！”不久以后，当唐玲玲打胎的新闻四处流传时，胡得亮又给她起了个日本名，叫做“未婚先有子”。蒙他关照，我也成了日本人，名叫“人头太次郎”。
唐玲玲那时年纪轻轻、初来乍到，眼里看到的还都是资本主义光明的一面，怀着无数幻想。因此，我这个把菲兹杰拉德、纳博科夫和詹姆斯·乔伊斯等大师挂在嘴上侃侃而谈，并且能够写出“比黑夜还要黑暗的,是宇宙的尽头；比宇宙的尽头更加黑暗的，是肮脏的人类灵魂”之类名言的心灵探索者，在她看来属于“才子型”人物，前途是相当看好的。当时她还不知道，在资本主义这架复杂精密的大机器里、在这个冷酷无情的世界上，“文学”这个古老的行当，早就摊不上香饽饽吃喽！像我这样拿着奖学金吊儿郎当混学分儿的“才子”，早晚有一天得流落江湖，沦为袒胸披发的一介“狂士”。这一点，我比谁都清楚。
所以，趁她还没醒过闷儿来的时候，我加强了攻势，一天给她讲一个“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凄美故事。于是，含着晶滢的泪花，她在结婚证书上签了字。
唐玲玲拿到硕士以后，鸿运高照，不久就在洛杉矶一家大公司找到了工作，年薪相当优渥。我的博士课程还没修完，夫妇二人只好洒泪而别。转过年假期一到，我就飞赴洛杉矶探亲去了。那可真是受苦的穷人翻了身啊——她开着一辆崭新的“宝马”车来接我，进屋一看，金碧辉煌，好象误入了家具商场里的高级样品展示厅，弄得我半天都不敢落座，怕一坐下去就会有人过来谈价钱。那天晚上我们连续不停地做爱，而且不断地变换着做爱的场所——先是在客厅的意大利真皮沙发上，后来又在卫生间宽大的大理石浴缸里，最后才转移到卧室中的那张柔软波动着的高级水床上。她从来没有像那天那样热情奔放，那么放得开，高潮与高潮之间的间隔也越来越短，看起来的确是痛快淋漓！过了好多年以后，唐玲玲仍旧念念不忘地一再提起这一夜的狂欢，用来证明我已经不如当时那么爱她了。
我们这样异地分居了两年。只要学校放假，我就飞到洛杉矶去。“久别胜新婚”，相聚一起时，我们的感情和性生活都相当和谐，也可以说，在我们全部的婚姻生活中，那几小段日子是最和谐的了。在这期间，我和伊利诺大学香槟校区历史系一个研究中国历史的女孩子伊莎贝拉睡过觉。我们是在一个汉学研讨会上认识的，她身材不高，在白种人里肤色偏黑，眼睛和头发都是褐色的，讲一口流利的台湾国语。她在会上宣读的论文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的平城：拓跋鲜卑人的汉化和汉人的鲜卑化》。休息的时候，我走过去说她长得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油画里的美丽姑娘。她听了，两眼熠熠放光，说真的吗？我祖父母就是从意大利来的移民，虽然我的意大利语讲得还不如中国话好，但我是个百分之百的意大利人的后代啊！那个周末的晚上，一个百分之百的意大利人的后代与一个百分之百的中国人的后代，一起上了床。
两年以后，我终于读完了全部课程。接下来，只要我写出一篇像《共产党宣言》那么厚的博士论文并且获得通过，就可以戴上梦寐以求的博士帽了！当然，有不少人是写了十年才写完这篇论文的。这使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于是，我打点行装，该卖的卖，该扔的扔，告别芝加哥，告别美丽浩淼的密支根湖，来到充满阳光的洛杉矶，与我亲爱的妻子团聚了。
唐玲玲的薪水在稳步地向上翻升，看上去已经有点儿财大气粗的样子了。刚开始我还经常跑图书馆挖掘搜集资料，或者坐在家里构想我的博士论文的宏篇巨制。时间一长，我就坐不住了——照这么下去，我连买盒烟卷都得看人家唐玲玲的脸色呀！于是我痛下决心，关上电脑，打开房门，走上了发财致富的辛酸坎坷的不归路。从此，我脑袋里那些准备写入博士论文的伟大创见，可能永远也不会见诸文字，只好给后人留下无穷的遗憾了。
顶着“比较文学博士候选人”的头衔，要想找到一个说得过去的好工作，真比登天还难！这当中我干过的那些下三烂的工作、在工作中受过的那些委屈和不平，就不必说了吧。总之，后来我是靠着在念博士时学会的那几句日本话，才在一家日本公司里找到了一份类似秘书兼翻译的工作。又因为这是家计算机公司，我也就算是入了计算机行业，一不留神，我加入了世界潮流。我的人生的转机，就从这儿开始了。
一年多后，我结识了另一个计算机公司的老板汤姆·杰克逊。这家公司不算大，但业务蒸蒸日上，汤姆的野心正在急速膨胀。我们俩年纪差不多，都抽烟，都已对家庭生活感到厌倦却又都苟且偷生早就认栽了。更重要的是，我们都对司考特·菲兹杰拉德崇拜得五体投地，谈起他来，我们滔滔不绝，就像是谈论我们俩共同认识的一个老朋友。我自称可以把《了不起的盖茨比》里的头几页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
“我年纪还轻，阅历不深的时候，我父亲教导过我一句话，我至今还念念不忘。
“‘每逢你想要批评任何人的时候，’他对我说，‘你就记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并不是个个都有过你那些优越条件。’”
“你是不是比其它的中国人——那些不能到美国来留学的人——有许多优越的条件呢？”汤姆忽然这么问我。
“不，那些真正具有优越条件的人都留在了中国。”
“是吗？你很谦虚啊。”汤姆用自以为狡黠的目光看着我。
从这一刻开始，他萌生了要把我挖过去，在中国设立分公司的念头。
半年以后，我成了美国杰克逊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驻中国首席代表，回到北京。
谁说文学没有用啊？菲兹杰拉德就有用！
在中文的名片上，我将头衔写成了“总裁”。“博士候选人”太啰嗦，我把后边三个字给省略了。
我回北京才两个来月，唐玲玲在洛杉矶就寂寞得要疯了，每天都给我打好几个电话，针头线脑鸡毛蒜皮的事儿说起来没完没了，什么后院游泳池里的电动清洁器的马达坏啦、汤姆·克鲁斯到了发情期却找不到配偶最近脾气暴躁动輒发火她想把它给“敲”了啦（汤姆·克鲁斯是她锺爱的一条塌鼻子烂眼睛的小公狗，而不是那个好莱坞电影明星）、公司里一位男性主管因为对一名女秘书用目光进行“电梯式扫描”而被控“性骚扰”已经开庭审理啦、所以她的男同事们现在跟她说话全都臊眉搭眼像犯了错误似的盯着脚尖不敢抬头啦……说得我昏头涨脑。为了家庭团聚，她说她也想换一个派驻北京的差使。我劝她安心工作，不要着急，年轻人以事业为重，千万不能为了儿女情长把自己的前途给毁了，我们的日子还长得很咧。
“好啊，姓史的！”唐玲玲在电话那头尖声叫了起来，我感到就像有一根儿尖尖的食指从话筒里戳出来点着我的鼻子似的。“你可离开我了是不是？可解放了是不是？北京多好啊，满街都是不要脸的漂亮小妞儿，见着你这个美国来的假大款，还不全糊上来？你美吧你！人家全是奔着你的钱来的！你有钱吗？你知道包一个二奶得花多少钱吗？你先送人家一套房子呀！你送啊！”
我一边“啊，啊”地应付着，一边挥手让我办公室里的女秘书小庄出去。其实她一看我接电话的神态就已经知道是谁打来的了，说不定连唐玲玲的话都听得一清二楚，现在电话都成了数码的，声音好得简直象装了扬声器！我越想越来气，等小庄走出去关上门，我立刻勃然变色，拍着桌子吼道∶
“你他妈说什么呢你！这挨得上吗？我现在在工作！你那些胡诌八扯连我秘书都听见了，五分钟以后全公司的人就都能背下来！你这不是隔着太平洋往我脑袋上扣屎盆子吗？简直反了你了！”
“哟，哟！您在工作哪？总裁了哈？不得了了吧？什么级别啊？到副部了吗？你姓什么呀？忘了吧？——我告诉你得了∶你不姓江，你姓史，屎巴橛的屎，就是shit（屎），哈哈哈哈……”
话还没说完她自己倒笑起来。我怒火中烧，可一想如果继续将战斗进行下去，我是绝对没有好果子吃的，没有一次打嘴仗我能赢得了她。所以不如忍气吞声、就坡下驴，把这几分钟对付过去算了。
“你骂完我你痛快了是不是？”我带着几近巴结的口气这样说。
“废话！我累一天了，不给你打个电话睡不着觉。”
“谁容易啊？不都是因为有这点儿理想和抱负嘛。”
“你那女秘书多大呀？漂亮吗？”
“又来了！”
“你说实话，到底想不想让我去北京？”
“想啊，太想了！”
“得了吧，言不由衷！”
“你看！你要这样我就没法跟你说话了。”
“那我可真要换工作啦……”
这姐们儿运气也忒好了！求职信一发出去，好几家大公司都愿意要她，她选择了一家著名的金融公司驻中国高级顾问的职务，美金的年薪到了六位数，比我高出好几倍！转眼功夫就杀回来啦！我脸上挂着苦涩的微笑，心中百味杂陈，手捧一束红玫瑰，向着从头等舱里走出来的唐玲玲迎了上去……
北京啊北京，当年我孤单单一个人离你负笈远去，如今真个是夫妻双双把家还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