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采访过的人，我常能够记住他们，即使时过境迁，也依然保持着往来；所幸的是，他们不嫌弃我的稚拙，久了，老朋友了似的。多少年没有音讯，偶尔见了，竟还如昨日的亲切。
他们大多是老人，可称之为中国瑰宝似的人物。我喜欢他们，不觉他们的年龄。
很奇怪。与我同时期做记者的人，或许因分工的不同，极少如我这般喜欢往老先生们的圈子里钻的。想来或许与年幼时一直跟着祖母过活有关。这倒也奇怪得很，被我采访的人也多半喜欢我，不觉得我在煞有介事地摆记者谱。
有一年我跟人去拜访那位被称作京剧圣手的翁偶虹，到了那里，闲聊了一阵，他老人家笑，我也笑，他拿他画的脸谱和有梅兰芳等人签名的扇子给我看，说了好些有趣的往事。作别时，他忽然问我：“咦，你说是来采访的，你都问了什么，我怎么没有感觉呢？”我说：“刚才跟您聊天，就是采访了！”他“哦”了一声，然后说：“你的采访很特别呢！”翁老先生的话，倒让我有些许得意了。因为这样的话，已经不止听他一个人说了，已经故去的阿甲老也说过。
听阿甲说戏
阿甲曾和翁偶虹一同创作京剧《红灯记》。“徽班进京200年”纪念活动时，他专门被请了回来，在首都人民剧场的莲花吊灯下，我聆听了这位83岁老人给《红灯记》剧组说戏。
那时的他，鹤发、银须、童颜，一身整洁的灰蓝中山装，老人的干练尽在他的一举一动里。复排剧组中，扮李玉和的孙岳、李奶奶的高玉倩、鸠山的袁世海以及刘长瑜的徒弟耿巧云，就围坐在他的前后左右。阿甲用颤巍巍的调子说：“我又喜悦又感慨，又兴奋又激动。”他说《红灯记》这样的京剧令观众叫好，这里就有美学因素—崇高美和悲壮美，即使是反面角色，表演得深刻，里面就有美学。说到这里，他又补充道：“江青就不懂这些。”
他的话，让我想起一件事。我曾听人说，在延安时代，阿甲曾与年轻的江青同台演唱过《打渔杀家》。后来我在一次采访中问过他，他也证实有过这事，但并没有因此而在后来少遭迫害。若干年过去了，阿甲作为《红灯记》的导演，又重排这出戏，他百感交集：“这个戏正是表现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气概，它鼓舞人民不怕牺牲，为人类的解放事业献身。里面有些地方讲革命的人情，后来被江青砍掉了。比如，李玉和、李奶奶上刑场时，李铁梅有一段话说，爹爹奶奶，现在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李玉和说，中国人民是和你站在一起的，你并不孤单……”老人是那么熟悉这些角色的话，他讲着讲着，就沉浸在剧情里，眼圈红了，声音也有些哽咽。
那时，名家袁世海正按导演的叙述，回忆着老剧本中的台词，口里不经意地说出声来。阿甲先听着，然后讲鸠山的脚步该如何迈，鸠山摘眼镜时的表情里该含有很多潜台词，那是无声的表演。
演李玉和的孙岳伏在阿甲的沙发上，听老人讲述李玉和：“刚上场时，李玉和要有停顿，然后再唱，让观众有机会有时间有准备。戏曲的停顿很重要。”
这是典型的阿甲。他在说戏时，永远不忘了同时阐述他的戏曲理论。据说，他曾一直希望晚年写一部中国戏曲理论的书，也算是总结他一生中导戏的经验。也不知这件重头的工作是否最终得以实现。
说到“痛说革命史”那场戏，沙发里的阿甲坐不住了。他吃力地站起身，叫过高玉倩和耿巧云，示范起来。这时的他，又一次将自己的情绪置在戏里，很投入，很专注，久久拔不出来，直到高玉倩扶着他，将他慢慢地安顿回原来的座位上。
那时，正是下午，阳光依然灿烂着，透过剧场高大的窗子，那灿烂就久久地停留在阿甲那张生动的脸上，并间或地在他手里握着的一张纸片上跳跃。我看他的脸，瘦削得像一尊木刻，他颏下一缕银白色的美髯，飘逸而洒脱，是那种83岁老人的洒脱。我又看他手中的纸片，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是他前几日看《红灯记》彩排时的笔记。他就不断地看着纸片，老花镜戴了又摘，摘了又戴。想那蝇头小字是老人在台下昏暗的灯光下一字一字记的，心中就不能不有感动生出，随之生出的还有一种敬仰之情……
《红灯记》整场重演时，观众恨不得打破脑袋往剧场里挤。阿甲坐在台下看自己亲自导的戏，25年的心血，心中滋味别人难品。耳边响着惊天动地的掌声和欢呼声，他置身其中，却静得出奇，眼神和心紧紧地跟着台上的人物走。不管是李玉和还是铁梅的动作又都是他的动作，他只恨己不能替他们去说，去比划。
他当时身体正不好，需一趟一趟地去厕所，而且常常有人来搀扶，他好像不嫌麻烦，照去厕所，回来又照看下去，然后再上厕所，回来依然是看下去。
这次采访之后，我曾去他位于中央实验话剧院宿舍楼里的住处拜访过他。他的家俭朴得很，桌椅和有限的柜子都已是老式而油漆斑驳的了。他说老伴儿不习惯于在北方生活，大概最终还是要回无锡老家的。他当时正在著书立说，一部题为《戏曲艺术规律再探》的书稿已经脱手。似乎另一关于戏曲理论的书也写出了若干章节，并且已有出版社应允出版。他拿出一沓已经写满字的稿纸说，待他写到一定的时候，会让我读一读的。这以后，他就和老伴回南方。
等我再接到他的信息时，却是从无锡寄来的写有黑体字的讣告。
诗人艾青在平常的日子里
我去艾青家里时，他正坐在自己的书房里，透过那扇大玻璃窗向外看，看院子中来来回回走着跑着的孙子、孙女、外孙女们。那扇玻璃窗很少有木格的分隔，是夫人专门为他设计的，以便老人在行动不便的年纪能视野更大地看屋外的世界。
因为那扇窗子前总是闪现着艾青老人注视前方的眼睛，所以孩子们说他像站在船头眺望大海的舰长。于是，在家里，他就有了“舰长”的绰号。
“舰长”喜欢热闹，一见有谁走进院子里了就要说一句：“快来看谁来了？”“舰长”还喜欢请人吃饭，他儿子艾丹说，一有好朋友来，父亲一定要留人家的。我见他时，他刚刚82岁，脸上非但没有老人的木然，相反却灵活地转着头，关注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就在他的窗玻璃前，我握了这位诗人的手。它很有力量，像是早年握过画笔的手，也像是写过《大堰河，我的保姆》那首著名长诗的手。于是，我在面对他慈祥的微笑时，想起了他很多很多磅礴的、抒情的、浪漫的诗句。我顿时有种对往事回忆的心态。于是我想，或许老人是喜欢回忆的吧，因为那里面更多的是有他辉煌的业绩呢！我跟他说以往，他却没有顺着我的话题去说。这时艾丹讲起了一件事，很令我震撼。
艾丹说，咪咪就常听外公讲故事，咪咪只有三年级，咪咪奇怪的是，外公的脑子里总有讲不完的古，可是却一次也没有讲过自己的事情。
咪咪是艾青的外孙女，她对别人崇敬的外公既感平常，又感到特别。她总想弄个究竟，却没有结果。有一年，她在暑假的一篇作文里写道：听人说，姥爷在过去的年月里受了好多苦，可我从来没听见他埋怨什么，或者说过他的委屈……
咪咪和我一样，想认识以前的诗人。或许，我应该再去翻看他的诗作，那就是以前的他了。是的，诗人是用诗来说话的。
但是，艾丹又给我讲了一件事情，是诗人与花的。艾丹说：“爸爸喜欢养那种怪的花，近乎仙人掌之类的，却又不完全是，最好是长在石头上的。但关键的还不是这一点，而是他创造了给花洗澡的先例。他的程序是这样的，拿出一管干毛笔，凑近花盆，看准了带灰土的枝叶，一点一点地刷起来。”艾丹说，“爸爸做这事时，聚精会神得像个孩子，心血来潮了，甚至要去刷洗某种花的根部。”
艾丹说这些的时候，我注意了他的表情，一点也不觉得奇怪的样子。我又看了看诗人，他只是微微地笑着，很宽厚，很坦白。于是我想起了，有一天，在人民大会堂里，他的全集出版了。那天的首发式上，他被人用轮椅推着走。靠在椅背上的他，露着长者慈善的笑意，宽阔的肩膀和直挺的头显示着他与他许多诗篇一样宏大的气魄。
我发现了，他平常的笑容里也是有诗的，一直有。我就这样对艾丹说了。
关于侯宝林
侯宝林被聘为北大的名誉教授时，我的一个同学硬是挤进图书馆里的某个会客室见了他。回来后她告诉我：“知道什么叫绝了吗？侯宝林！”
我那时没有“挤”功，没有亲眼见到讲《关公战秦琼》的那个人。那段相声自小时起，就听父母亲念叨过，并且每每说起它来，两口子就笑弯了腰，母亲是常常会淌出泪的。我就问：“干什么这么笑呢？”父母亲见了我，更笑。我觉得他们定是出了毛病，拔腿跑开了，去找祖母，告诉她有两个人在一旁正没完没了地笑。
后来，我已经懂了些事理，我便也听了。我于是也像父母亲那样笑开，甚至更剧烈。
不想，竟然真见了这个讲笑话讲“绝”了的人。那时，我已经做记者了。
时间是1991年的夏天，在烟台那个最大的、凉爽的体育馆里，举行着一个京剧艺术节。从北京特意赶到的我，看着那些坐在老式折叠板凳上的山东人怎样听那位叫侯宝林的人说相声。台上的老人惟妙惟肖地说着胶东话，真正的胶东人被逗得没边没沿儿地笑开去，一时收不回来。
就在这次活动的另一个场所，一个电影院里，我面对面地见了他。那时，他身边有医生跟着，老先生就坐在后台休息室的一个油漆斑驳的木板条上，静静地等着上场。据接他的人讲，到北京请他时，他正躺在床上点着吊瓶。来人是个聪明的小伙儿，聊起老先生受难时被“发配”到烟台的事，然后语气诚恳地告诉老人家：“烟台人对您亲着呢！忘不了您呀！”老先生听罢，一摆手，对担心的老伴儿倔倔地说：“我要去！”于是，便带着医生去了，还明确地说了句，“不要一分钱。”
他急急地上了场，健步走向台中央，然后对观众抱拳施礼。灯光下的他，容光焕发，全然不见一丝的疲惫和病态。
待段子说完，他又回到那条木板上去坐。这时，掌声如潮，穿过休息室的门。他不动，依旧静静地，坐着，似在回味着刚才台上说的若干句话。医生忙递过一杯早已沏好的茶水，他端到嘴边，没声地呷了一小口。过一会儿，我问：“身体还吃得消？”他两颊往上一纵，眯缝着他那双不大、透着睿智的眼睛，笑了。
“这就叫演员！”他说，语音语调有松有紧，极富强性，“别看一身病，一上了台就什么都没有了。1959年那会儿，我到前线去慰问，吃饭没吃干净，得了痢疾，那叫邪乎：人刚从茅厕里出来，还没走几步就又忙着跑回去。可当听人说：‘喂，你得穿大褂了（那时说相声的必穿大褂）！’立即，什么事都没了，心思全放在台下的观众那儿了，竟没事。可一走下台就又完了，一边走一边解大褂上那一大堆扣儿，然后往地上一扔，撒开了腿往厕所跑……”
在场的人捧腹。在场的人有不少都是名家名角儿，像书法家兼名票欧阳中石，旦角演员李慧芳、李丽芳姐妹。可他却不笑。“这就是演员！”他依旧重复着那句话，“什么事都干扰不了我在观众面前奉献的机会。一生中，我从没误过场。”老人的小眼眼里露着极认真的神情，“我这辈子演出，就怕观众等我。我是观众的仆人，我怎么能傲慢磨蹭？只要我能演，我一定上台去。”
他说，他的一切都来自相声，没有相声就没有他。“什么艺术大师？我是演员，是艺人，我只不过老老实实地做艺术，做我喜爱的艺术就是了。”
正说着，潮水般的掌声透过门板又传了进来……
翁偶虹去世的通知是在1995年1月寄到我所在的报社的。我看到它时，已经过了向他作最后告别的时间。我难过得很。我还记得他说要给我写几个字的。先前他曾用碳水笔给我写了几个字，那时他推脱说他不是书法家，写不好，我说，随便写几个字，算是留作纪念，然后他想了想，说，应该写与你名字有关的话。于是，就写了“前程似锦”几个字。
诗人艾青去世时，我已经在国外，知道这个消息是通过一些报刊里的回忆文章。那配文的照片上，有“舰长”魁伟的身躯，那时，他青春焕发的夫人就幸福地依偎在他的身旁。我说过，了解诗人就该看他的诗。于是，那些日子，我找来了他的诗去读了。这算是最好的纪念吧。
相声大师侯宝林的许多段子录像和磁带我都有。听他独特的声音时，我无法不去回忆他的样子，也是独有的样子。所以，便觉得他还活着。
其实，这几位老人都活着，因他们的作品而永远的长生不老。
1996年于德国汉堡
二女程黧眉别名程丽梅。20世纪60年代生于黑龙江，80年代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在中国青年出版社供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