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娘的寥寥数语，在我灰死的心里激起层层涟漪。是啊，生活里不完全被假、恶、丑的污水充满，也还有真、善、美的因子，她们还在努力挽留我这个垂死的生命。感动的泪水，又顺着眼角流了出来，姑娘连忙用手帕为我擦去。这时，我才看清她的模样：那圆圆的笑脸上，泛起少女的红晕，细长的眉毛下，黑溜溜的大眼闪动着稚气的神采，高高的鼻梁下，是轮廓清晰、棱角分明的嘴唇。这面孔怎么这样熟悉？我在哪儿见过她呢？想了好久，我突然想起来了：在张建的宿舍内，我似曾看过一个小姑娘的照片，那眉眼多么像他呀！这难道会是……我不由得问她：
“你姓什么？”
“姓张。”
“叫什么？”我紧张起来。
“张小妹。”她惊异地望着我。
“你爸爸是谁？”
“张建！”
啊！果然是他的女儿。一种无法形容的温馨，冲荡着我的心头。我不由又追问她一句：“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她告诉我，她今年刚刚从S城一所护士学校毕业，由于有着父亲倒霉的血统，她也被列入“黑五类”。“狗崽子”是不能留在大城市的，于是，就被分配到遥远的边城来了。“你的妈妈呢？”我又问，脸上隐隐地发烫。“去世了！”“啊？”我的脑袋又“轰”的一下，“怎么死的？”
“我爸爸被抓起后，有人到我们家外调，让我妈妈揭发我爸爸的罪行。她什么也不说，就被造反派活活折磨死了……”
我心里不禁感慨万端，五内沸然。她的死，也许是我的责任吧！如果不是为了我，小妹的妈妈，也许早就接到这个地方来了，也许不会有这个悲惨的下场。我既妨碍了别人的幸福，自己也没获得幸福，这难道是上帝对我这个坏女人的惩罚？我沉默了一会，忍不住又问她：
“来后看见爸爸没有？”
“去学院几次，都不让见，说爸爸的问题严重……”
她有点哽咽了。可怜的小妹！
谈话就到这儿结束了。但我没有勇气告诉她：我是她爸爸的同学。
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女，小妹也是个有主见的姑娘。在这个动荡的年代，她并没有随波逐流，她逍遥于波涛之外，钻进医学的小天地中，去寻求她的乐趣。我和她年龄虽然相差一倍，却似乎一见如故。她一点也不把我当作敌人看待，而我却暗暗地把她看作我的女儿。
有一天，已快到半夜了，小妹突然又跑进我的病房来。她站在我的床前，端详了我半晌，然后突然问我：
“您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告诉你什么？”
“您是我爸爸的同学。”她的脸上充满着幸福的微笑。
“你怎么知道的？”
“我今天看爸爸去了。”她向我解释道。原来，经过她再三请求，又走了一个有点儿神通的患者的后门，小妹今天被允许去看望了爸爸。
“你爸爸怎么样？他好吗？”我迫不及待地问，忘了一切顾虑。
“他给您带来一封信。”小妹从身上取出一张窄窄的纸条。
我如获至宝地接了过来，展开一看，正是他那苍劲挺拔的字迹：
肖竹：女儿来谈到了你的情况，很高兴。盼为了未来、为了科学，勇敢地活下去！
张建于牛棚。
我把纸条握在掌心，泪水不禁潸然而下。
“阿姨，请您多保重，我会照顾您的。”小妹深情地望着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人这样称呼我。
“谢谢你，好孩子！”我把她的小手紧紧地握着，握着。
那天晚上，我久久不能入睡。望着窗外清冷的月光，思绪万千……
三个月过去了，在小妹的精心照料下，我的灵魂总算还留在瘦弱的身躯里。不过，留下的昏厥症将伴随我的终生。在新贵们的权力“感召”下，在勇士们‘专政”铁拳的“保护”下，我不久又开始了“新的生活”—打扫教学楼。在新的形势下，我们这些牛鬼蛇神有了新的安排（据说是学习清华大学的什么经验）：我属于老弱病残，分配到教改队；而“身强力壮”如张建等人，则到偏僻的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派性的恶性膨胀，贪婪的权力之争，掩护了我这个“敌人”。我暂时被抛在斗争的漩涡之外，接受扫帚、抹布的“再教育”。
有一天，我在劳动之余，发现了一个奇迹：文化大革命之初被称为储存“封资修”黑货的老窝—资料室，现在无人问津了。许许多多珍贵的外文资料，散乱地放在里边。在我的眼里，简直是遍地珠玑啊！我不由自主地拿起一本阅读起来。起初，我还是偷偷摸摸的，逐渐地胆子大了起来，一篇接一篇，一本接一本……
生活掀开了新的一页。我灵魂的伤口，找到了愈合的良药。感谢邮政局的同志，没有“停产闹革命”，仍然按时投递，新的资料源源而来。我像馁婴求食，贪婪地大口咀嚼。读着，读着，那个几乎被遗忘的关于“模锻”的设想，又从遥远的地方，重回我的心中。我又重新开始了那个课题的研究。我知道，现在它对于“巩固文化大革命战斗成果”是没有意义的，但我相信张建一再告诉我的话：科学，总会有用得着的一天。我们的祖国，我们的民族，总得生存，总得发展，总得前进啊……
七
江河在流淌，岁月在更新。
谁能想到，十月的一声春雷，复苏了死寂的大地，生活又把我送回原来的轨道上。十年磨难后，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人民，又坚强地站起来了。我们这些“臭老九”，都带着不同的伤痕，汇集到这个曾给我们欢乐、也给我们痛苦的地方来。但，虽是“原班人马”，可20年前那种肝胆相照、赤诚以待的气氛，已经所剩无几了。留下的是可怕的淡漠、虚伪与应酬，除去个别互相恭维和吹捧的言词外，便是旁敲和侧击了。张建的个子显得更长了。那双深陷的大眼，仍闪动着执著而质朴的光泽，但那日积月累的愤懑，又给它罩上一层不可思议的冷漠，满脸皱纹，满头白发，蕴藏多少哀思愁绪啊！唯有王维仁，却是精神抖擞、踌躇满志。据说在那风云变幻的年代，他抵制过“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因而最应受到信任，一下子又升到教研室主任的宝座，即将戴上教授的桂冠。加上前两年夫人提职加薪，儿子被推荐上大学，人们无不佩服他生活艺术的高超。我也开始了我的讲台生涯。离开课堂已十多年，我感到生疏多了，但它却又给了我新的乐趣。每当我站在黑板前，面对一张张生气勃勃、年轻而稚气的面庞时，心里便充满了喜悦的激动。从这儿我看到了未来，看到了希望。
同时，我更加努力进行那项学术研究。我得抓紧目前这晴朗的日子，谁知再过多久，暴风雨还会再来呢？前几年有幸偷读的那些国外资料，给我很大的启发，使我很快把原来那不成熟的论文，进行了彻底的修改。然后，我严守二十年前的老规矩，把它先送交教研室，虔诚地征求领导意见。（我甚至都没给张建看看）
一送几个月，没有回应，而我又不愿意去看王维仁那虚伪的脸色，只好耐心等待。好容易盼到教研室开会，临到结束时，教研室副主任让大家暂留半小时，要求大家对我的论文发表意见。开头，谁也没说话，你看看我，我望望你，互相相起面来了。我心里说不出有多着急，但也无能为力。眼看“暂留”的半小时要到了，副主任似要宣布散会，张建却突然站了起来，他说：“论文交给我看的时间很短，只匆忙浏览了一遍，但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感到肖竹对锻造工艺提出一个令人鼓舞的新内容，为我国的锻造技术填补一项空白。我建议教研室给予大力支持，使肖竹同志更好地钻研下去，得到满意的结论。”
张建说完后，全场又寂然无声了。人们的眼睛注视着一个地方，似乎有所期待。我抬头一看：哦，明白了，大家在望着权威人士呢！这时，只见王维仁眯起那金丝镜下的眼睛，用一种居高临下的领导者目光，扭了一下全场，又轻轻地谦恭一笑，说：“肖竹同志历经十年浩劫，锐气不减当年，精神实在可嘉，又在很短时间内，钻研出这么显著的成果，也是难能可贵的。前一阵儿，我也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尝试，虽然我水平不高，掌握情况不多，但我觉得肖竹同志的研究不够现实，是不是请她再修改一下……”
这几句咸淡适中的话，起到意想不烈的效果，人们又面面相觑。小小的教研室，似乎被一种无形的压力笼罩着，我意识到这种沉默意味着什么。我满以为斗争的风浪在人们心上留下的痕迹早已消逝，谁知残酷的政治斗争给人造成的后遗症—看领导人眼色行事，却是这样顽强地存在着。于是，讨论草草结束。会议主持人机械地重复着王维仁的话：“……请肖竹同志再修改一下……”
散会后，我踽踽地走在回宿舍的路上，失望把我那颗刚刚复活的心，又送进了冰窖。
“肖竹。”有人在后边叫我。我回头一看，是张建愤然过来：“不要听他们的，你的论文很有分量。不过，这里你是不容易得到支持的。我建议你寄给《锻压》杂志看看。”
“有必要吗？”我苦笑一声。“为什么没有必要？”他看了我一眼，似乎不满意我的话，“难道这是你个人的事？”
张建的话向来对我有一种无形的强制力量，何况，他说得是那样坚决、肯定，我只好顺从地说：“好吧！”
论文寄出去一个月后，《锻压》编辑部把原稿寄还给我，同时附上一封信。杂志充分肯定了论文的价值，但也指出它的不足之处，建议我进一步修改。生活把我教育得聪明一点了，我不再像过去那样相信领导的公正。这次，我把信拿给张建看了，他似乎比我还高兴，说：“果然不出我所料，你应该更有信心了吧？”
我要求他给我帮助。他现在似乎顾虑较少了，对我的要求慨然应之。
此后，张建每天除了去给学生上课外，把所有的时间用来协助我做实验。王维仁对张建冷若冰霜，横眉以对，有时还含沙射影地向他说些不三不四的话：“你们可要注意影响。”
张建却漠然置之，照旧帮我搞下去。
王维仁对我似乎是另一种面孔：笑容可掬，和蔼可亲，充满着老同学的关怀和友爱，甚至向我提出了合作的建议。但我生来从不善于向强者递去乞怜的目光和谄谀的语言。因此，我信守我20年前的誓言：我不承认有过这样的老同学。我把他视为路人，不予理睬。我顽强地在科学的征途上攀登，这是我生活中唯一可以自慰的内容。既然阳光在抚慰我重创的心灵，我为什么不尽情地享用呢！
但是，在乍暖还寒的早春，气候和天色也是多变的。就在此后不久，一股寒流又为我的生活罩上了乌云。
事情是由国家锻压学会的来函引起的。在粉碎“四人帮”后，各学术团体又恢复了活动，锻压学会也召开了第一次年会。年会正式邀请我们学院派人参加这次学术盛会，并指名邀请我也前去参加。
听到这个消息，我兴奋得一夜没睡着觉。我暗想：一定要利用这次机会，好好向老前辈和同行们学习，把我的这项研究搞得再好一些。
我做好开会前的准备工作，等待着教研室的通知。谁知等到开会的前一天，却毫无动静。没办法，我托人打听了一下，原来王维仁已悄悄启程赴会去了。我听后，感到非常愤慨，一怒之下，到系里去质问此事。系里却说经教研室研究决定，因学校经费有限，不能让更多的人参加会议。我一句话也没说，就从系里出来了。我想：他们这是蓄意把我堵在死胡同里，让我走投无路，让我知难而退。我不由长叹了一声：纵使我是孙大圣，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啊！我何必徒劳地做我无法做到的事情呢？既然如此，我就知难而退吧！
我无精打采地回到宿舍，刚要进门，忽听有人叫我：“肖阿姨！”
我回头一看，是张小妹气喘吁吁跑来了。粉碎“四人帮”后，小妹已搬到学院和她爸爸住在一起，她曾几次邀请我到他们家去作客，但都被我婉言谢绝了。她现在又来找我做什么呢？
“我刚从火车站来，”她用手帕擦着额上的汗水，“给您！”
火车票？去北京的？小妹怎么了？我愣住了。
“我爸爸说，您急等着去北京开会，没时间去车站买票，他让我去买的。”小妹解释说。
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呆呆地站在那儿，眼泪不禁夺眶而出。小妹似理解我的心意般地说：“肖阿姨，您快收拾一下准备动身吧，快到开车时间了。”我看看手表，果然离开车还有半小时。我只好匆匆地把一些必需的资料、数据往行李包中一塞，急忙走出校门，登上了公共汽车。一回头，只见张建从后边大步赶上来，从车窗外投来质朴的、友爱的、鼓励的目光，高高扬起手挥手道别。我的心顿时感到充实很多，眼泪又不自主地簌簌而下……
八
那酸楚、悲愤（也掺有一点甜味儿）的回忆，驱除了长途的寂寞，待到我的思绪从遥远的过去回到前进的火车中来时，北京已经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