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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的风暴，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已经可以比较准确的预测。什么时候，用什么手段，可以预测中国的政治风暴呢？
在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前七年，虽有朝鲜战争和接连不断的大规模政治运动，但整个国家是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政治相当开明，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共事，长期报国无门的一批优秀知识分子冲破阻挠从海外归来，绝大多数人胸怀理想对未来充满信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团结和睦……
但是，进入1957年，共和国这艘巨轮却突然离开预定的航线，甚至逆转！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政治学家、历史学家似乎至今还没有找到一个令人信服的最终答案。
啊，1957年！对健在的经历者来说，还是一个谜；对邓宝珊来说，则成了一个永远的谜——
作为爱国起义将领民主人士的邓宝珊，此时虽身为一方封疆大员，但耳目并不灵通。当年，在延安的窑洞里，同毛泽东主席的一次长谈中，在谈到毛泽东所主张的“斗争哲学”时邓宝珊表示了不同意见和不安，不久之后，在中共召开七大时的一次内部讲话中，曾被毛泽东委婉引述。此事经过20多年岁月的尘封之后，直到最近才被邓宝珊当作新闻辗转获悉。经过大半生战场和官场的历练，邓宝珊知道，对任何政治军事集团来说，都会内外有别，也必须内外有别。因此，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出现的一系列深层巨变——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匈牙利事件等等，邓宝珊仅仅通过报纸电台的有限新闻和过滤后的传达报告，略知皮毛。甚至，他连中共内部高层领导之间的微妙变化，也如雾里看花。他无法明白，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上所确定的政治路线和基本原则，在相隔不到100天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为什么会发生戏剧性的改变？也无法明白，一个特别强调集中统一的执政大党，其中枢核心发出的信号，为什么往往相互抵触？因此，从1956年底开始，邓宝珊便觉得眼前一片茫然，左顾右盼，无所适从，开始谨小慎微起来。
有趣的是，邓宝珊越小心，周围的人们越不把他放在眼里。尤其是那位接替张德生担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的张仲良，似乎认为邓宝珊的存在对他大权独揽，为所欲为，是一个妨碍。表面上不冷不热，骨子里另眼看待，严加防范。受张仲良影响，省政府下面的一些厅局长，也开始对邓宝珊不那么尊重了。
有一次，由邓宝珊主持召集的一个厅局长会议，按事先通知的开会时间过了一个半小时了，宽大的会议室里才稀稀拉拉坐了不多几个人。邓宝珊耐心地等着，可是，那些有实权的中共党员厅局长，几乎很少有人到会。邓宝珊一声苦笑，自嘲说：
“开会吧，不等了！看来我这个角儿不叫座……”
一句无奈的开场白，引来笑声，也引来权势人物的不快。从此之后，除了一些礼义性的活动，不得不请邓宝珊出面之外，再也没有安排他主持什么工作了。苦闷啊，无言的苦闷！为了排遣苦闷，邓宝珊翻出多年收藏的名家字画，一幅幅潜心赏玩。章太炎的字，于右任的字，郭沫若的字……何香凝的画，齐白石的画，张大干的画……看来看去，邓宝珊悟出了一个理儿：书画作品，流派纷呈，情趣各异，但凡传世之作，都得有自家面目，不依傍别人。做人与书画道理相通，可一旦要求人成为“工具”，还会有自家面目吗？……
正在邓宝珊感到苦闷迷惘的时候，他听到了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的口头传达。这个讲话指出，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久之后，到1957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全党检查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并发动广大干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和建议。
这场由毛泽东亲自发动指挥的整风运动，很快在全国范围得到热烈响应。特别在知识界，人们纷纷发表文章，集会演说，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进行猛烈批评。不少人的言论，甚至触及敏感的禁区，公然提出了政治民主化的强烈要求。尤其在一些著名的大学里，激愤的学生和一批社会影响力很大的教授，竟提出要中共党委退出学校……这，显然是这场运动的发动者所始料不及！
在民主化的呼声日益高涨，政治空气空前活跃的短短两个月之间，邓宝珊却保持了他固有的冷静、克制、清醒。他的政治军事经验告诉他：任何时候都得分清目的和手段，声东击西、欲擒故纵、敲山震虎、引蛇出洞……之类的把戏，往往是有效而惯用的手段。不幸，善良而天真的人们，往往轻信许诺，视而不察，将圈套当作花冠！面对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邓宝珊则深居简出，喜怒不形于色，只是审慎地观察着，思考着……
直到如今，主流的历史学家对这段历史的记述还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党整风之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6月以后，党中央对右派的进攻给予了回击，揭露批判了他们的右派言论。但是，由于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作了不恰当的估计，夸大了敌情，致使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一批党外人士、知识分子和党的干部被错误地划为右派分子。”
如此记述，掩盖了一系列基本事实，也与发动者的“阴谋”之说不符。“反右派斗争”并非开始于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之后，早在鼓励人们“大鸣大放”的同时，就已经开始了。5月15日，毛泽东已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指示，指出了右派的“猖狂进攻”，“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而在这个指示发出仅仅半月之前的“五一”前夕，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大厅里召集首都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知识界的头面人物开座谈会，还在兴致勃勃，谈笑风生地动员人家大鸣大放。当然，远在兰州的党外人士邓宝珊，不可能了解事态的内幕，也没有把问题估计得那么严重。
但是，事件很快就露出了庐山真面，6月8日之后，省政府大院里就贴出了火药味十足的大字报。交通厅长杨子恒等一批民主人士，被率先揪出。大字报越来越多，火力越来越猛，无限上纲、无中生有、罗织捏造的罪状罪名，令人啼笑皆非！一些大字报竟贴进了邓宝珊办公室的楼道，上面虽未指名道姓，但有的扬言要“揪出甘肃右派分子的总后台”，有的含沙射影说“甘肃的右派分子有一把保护伞”，气势汹汹，大有非揪出邓宝珊不可的架势！
邓宝珊无言地等待着，等待束手就擒。但不知什么缘故，滚沸的汤锅却忽然降温，邓宝珊幸免于难！当时，他并不知情是何人施以援手，事后才知道是消息传到北京，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总书记对甘肃当局进行了干预。
邓宝珊虽幸免于难，却并未减轻他内心的忧伤。眼瞅着知识界的一大批精英人才和自己相交多年的老朋友、老部下，一个一个被无辜的加以罪名，变成了“牛鬼蛇神”，他只能躲进书房自言自语：
“咳！我这把‘保护伞’，我能保护谁呢？……”
他想到了遥远的过去。那时，作为国民党的将军，他保护过不少共产党人和进步学生。共产党在他的公馆里有一个支部，支部书记就是他家的保姆，他佯装不知还为他们的活动提供了掩护。去年，进京开会时，他去看望了兼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吴玉章。吴老兴奋地告诉邓宝珊：他有一个得意的学生名叫林希翎，才华出众，见识不凡。暑假里，他给这个学生在颐和园安排了一个幽静的住处，让其写作——对拔尖人才的成长，我们得加倍关心啊！但是，就是吴玉章器重的林希翎，现已定为“极右分子”，作为大学生右派中的出头鸟，在首都的各大报纸上示众。谩骂的批判文章和不堪入目的漫画，把她塑造成了一个十足的妖魔。邓宝珊想，德高望重，与林伯渠、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并称党内五老的吴玉章老人，尚且保护不了他心爱的学生，我区区邓宝珊能保护谁呢？……
虽然明知无事可干，邓宝珊依然坚持去省政府走走。8月的一天中午，他没有回家，饭后想稍事休息，高音喇叭播放的歌曲：“……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刺耳钻心，无法合眼。饭前，他发现楼下院子花坛里的花草有点发蔫，此时便找了把洒壶给花儿去浇水。还不到上班时间，政府大院空寂无人，邓宝珊提着洒壶转过身，强烈的阳光下，忽然发现几个新近划定的“右派分子”扛着铁锨去清理垃圾。其中一人，是在省农牧厅工作的他的老部下甄载明，看见邓宝珊，惟恐避之不及，拉低草帽遮住脸，慌慌张张地溜走了。
邓宝珊没有声张，装作没有看见，颤抖着手慢慢浇花，脑海里不禁浮起杜甫的两个名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过了两天，他捎话把甄载明叫到家里，关起门进行了一番倾心长谈。他问甄载明：
“你真认为自己有罪吗？”
甄载明面对兄长般的老领导，诚惶诚恐，不知该如何回答。
邓宝珊说：“抬起头来吧！别人不了解你，难道我也不了解你吗？”
甄载明含泪答道：“解放前你把我从国民党的监狱里营救了出来，可现在……怎么说呢？不小心，把你也会牵连进去啊！”
邓宝珊笑了：“问题是自己得对自己有个正确的认识，不被流言所左右，不在精神上自我瓦解……当然，要做到这一点，确实很难！曾参的母亲是个贤母，但当她接连听到有三个人说她的儿子杀了人时，也怀疑起自己的儿子来了……”
这次谈话，给甄载明以莫大的鼓舞，使饱受磨难的甄载明经受住了接二连三的打击，活到了90高龄。
送走了甄载明，邓宝珊又想到了傅作义的弟弟傅作恭。
傅作恭是留学海外已在外国定居多年的水利专家。共和国成立后，傅作义任水利部长，把他这位学有专长的弟弟动员回国，也到水利部任职。邓宝珊给傅作义写信，说为改变甘肃的干旱面貌，准备兴修水利建几座大型水库，请支援一批技术人才。傅作义便动员弟弟来甘肃工作。抗日战争期间，傅作恭随母亲在大后方的兰州住过一段时间，对兰州很有感情，就慨然应允，于1953年2月到达兰州，到水利厅工作。
傅作恭一到兰州，就来看望邓宝珊。邓宝珊见傅作恭身材魁梧，浓眉大眼，谈吐儒雅，修养有素，十分喜爱。每逢节假日，常常把傅作恭请到自己家里，兄弟般相待。遇到水利工作方面的难题，邓宝珊就向傅作恭请教，认为这是一个人品学问都完全可以信赖的朋友。然而，运动一开始，这位来支援甘肃建设的水利专家，就成了阶下囚……
邓宝珊多次托人传话，想见见傅作恭，始终未能如愿1
1958年春天，傅作恭被开除公职送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去“劳动教养”，在饥饿和劳累中死去。在夹边沟，他给傅作义写过一封信，反映他所遭受的非人待遇，盼望能予以援救。戎马一生的傅作义将军，竟不相信在新中国的大地上会有人间地狱，反而回信批评了他的弟弟！绝望的傅作恭，呼天不应，饮恨而终……
多年之后，当傅作义得悉实情，将傅作恭的下场告诉邓宝珊时，两人只能相对而泣。
在纷纷落难的朋友中，令邓宝珊痛心不已的还有与他同乡的冯国瑞。
冯国瑞，字仲翔，号麦积山樵、石莲谷人。生于公元1901年，比邓宝珊小七岁。他自幼聪敏好学，早年受业于名师。1926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陈寅恪、李济之、吴雨生，是国学大师梁启超的高足。曾任东北大学、西北师大、兰州大学教授及中文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甘肃省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省文史馆馆员等职。这位才子型的学者，在金石、考古、训诂、古典文学研究、诗词创作、书画艺术等诸多方面，都有精深造诣和独特成果。梁启超誉称其为“西州髦俊”，“其学于穷经解诂为最长，治史亦有特识，文章尔雅，下笔千言，旁及楷法，侵淫汉魏，俊拔侪俦。此才在今日求诸中原，亦不可多觏”。尤其在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等文物古迹的考证研究方面具有开创性的贡献。今日麦积山石窟名扬中外，冯国瑞功不可没。
邓宝珊与冯国瑞相交，已数十年了。冯国瑞的学术文化活动，无不得到邓宝珊的关注与支持。邓宝珊为甘肃出了这么一位有全国影响的学者而引以为荣。每有文化名流出访兰州，邓宝珊宴请他们时，总要请冯国瑞作陪。冯国瑞埋头学问，不善在人前张扬，是触犯了当局的哪根神经而获罪落难的呢？而且，有消息传来，连冯国瑞在天水老家工作的儿子，也定为“右派”……
邓宝珊明白了：凡是同他亲近的人，看来就在劫难逃！莫非由于他的存在，使甘肃成为运动的重灾区了吗？
万幸冯国瑞没有去夹边沟，只在兰州就近的农场劳动改造。后来病倒，由邓宝珊安排住进了医院，于1963年3月病故。病危的日子，邓宝珊几乎天天去医院看望，邓宝珊问他有什么事情需要嘱托时，气息奄奄的冯国瑞，躺在病床断断续续讲述了三件事：
第一件，是关于邵力子先生捐赠给天水图书馆的那批图书的保管问题。
1933年，邵力子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后，聘冯国瑞为省政府顾问，两人“议政论文，颇相契合”。1936年底，邵力子调离陕西，去南京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函召冯国瑞也到南京，另行安排工作。次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形势日趋紧张，冯国瑞提请邵力子将保存在西安的个人藏书，往大后方安全地带转运。经两人商谈，认为运到天水收藏，比较稳妥。邵力子即委派冯国瑞返回西安负责转运。经邓宝珊、水梓等时在南京的甘肃籍人士婉告敦促，邵力子决定将这批用自己的工资多年求购的珍贵图书捐赠给天水。由于交通不便，运输工具奇缺，几经周折，这批图书于1939年初才雇用盐商的骆驼队驮到天水。
1939年7月，天水县图书馆成立，冯国瑞担任馆长。这批图书经整理登记造册，由冯国瑞编成《力学庐书目》一册，共计五千二百四十二种，一万六千六百一十六册，合计其他册帧照片等，在五万卷以上。图书馆几经搬迁，后迁至“汉忠烈纪将军祠”——天水城隍庙内。装书的几十口大木箱，堆放在狭窄潮湿的城隍寝宫里，极不安全。冯国瑞对此一直念念不忘，请求邓宝珊日后敦促家乡政府，设法解决。
第二件，是关于冯国瑞自己收藏的文物、字画、书籍的捐赠问题。
1958年，冯国瑞在农场收到一封家信。说街道居委会要占用他家的宅院办集体食堂，强令家人搬迁。问冯国瑞放在家里的那些文物字画怎么处置？他当时认为，有朝一日他还会继续从事学术研究，便回信告诉家人：将它们装进木箱送到麦积山文物保管所，请代为保管。家人就把那批四处搜求得来的彩陶青铜、宋瓷汉瓦、明清字画、手抄孤本……装入八口大木箱，雇人拉运到了麦积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