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看。我生于忧患，长于忧患，也许还会死于忧患，经常在忧患之中。历史可能会暂时倒退，但事物总是发展的，谁是谁非，时间会说明问题。”
胡宗南讨了个没趣，见邓宝珊并不上钩，只好收起电报，讪讪地说：
“唔，我钦佩老兄的高见。往后要多支持兄弟一把，共同效命党国……”
7月中旬，邓宝珊飞抵酷热难熬的重庆，与傅作义、胡宗南、马鸿逵等一起下榻胜利大厦。
在邓宝珊的政治生涯中，这是一次马拉松式的旅行。在这座空气污浊、挥汗如雨、仄逼拥挤而光怪陆离的陪都山城，他出入豪门巨室，奔走权贵公卿，在雍容华贵的长袍马褂之间，在金光闪闪的肩章假牙之间，面对紫红色镶金丝领带，面对猩红色织花栽绒地毯，同英国绅士般彬彬有礼的笑容，同石膏塑像般僵硬紧绷的面孔，碰杯作揖，握手鞠躬……苦苦折腾、熬煎了70多天！
这期间，他先后有六次参加会议和被蒋介石单独召见，跟这位不可一世的当时中国的头号政治人物进行了深入交谈。同时，还先后参加了孙科、孔祥熙、张群、陈诚、白崇禧、何应钦、徐永昌等这些国民党中央军政大员的宴请。而且，还专诚拜谒了久所敬仰的宋庆龄女士，和不再左右摇摆、致力团结抗战的冯玉祥先生。跟张澜、李济深、郭沫若、柳亚子、黄炎培等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就和衷共济、民主建国的问题促膝恳谈，倾听了他们的声音。
如果说，来到重庆之前，邓宝珊对国民党的前途多少还抱有几分乐观，那么，经过这70多天的接触，却只留下一片灰暗。特别是看到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的情况，更使邓宝珊感到沮丧。这次会议，按照蒋介石的旨意，通过了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决议案，并选举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使蒋介石集党、政、军权于一身，使国民党内的左派力量处境更加艰难，使反动独裁的蒋家王朝正式形成。经过修正公布的《国民政府组织法》，肆意扩大主席职权，从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变本加厉，变为一人专政。
由于邵力子、于右任再次向蒋介石推荐，在此期间，重庆放出一股空气，说是邓宝珊将离开榆林，调任甘肃省主席。在重庆的甘肃学生和军政人员，奔走相告，纷纷来向邓宝珊预先祝贺。邓宝珊自知这不过是一个诱饵，哭笑不得，有口莫辩。为了向同乡好友讲清形势，解释苦衷，他离开胜利大厦，到远居重庆郊外的李世军家里住了两天。跟这位20年代在北京就结识的甘肃同乡，倾吐了自己的肺腑之言。
深夜，疏雨敲打着窗前的芭蕉。李世军问：
“邓先生！从纯军事观点而言，世界大战结局如何？”
“战争的胜败，不专靠军事，主要靠经济，蒋百里先生的著作讲得很透彻。”邓宝珊摇着葵扇，慢慢说，“从德、日两国的经济军事技术实力来看，结局必败。不过，盟军要打败它，恐怕还需要二三年时间。”
。
“盟军胜利了，世界能否安定？中国能否安定？”
邓宝珊断然说道：“不可能，战争一停，就会是美、苏争霸，谁也不会放弃中国这块肥肉。蒋先生完全靠美国过日子，毛先生却并不完全靠苏联，只是暂时利用苏联与蒋先生争高低。如果蒋先生站不住脚，美国可能会拉拢中共；而中共的势力如果膨胀太快，斯大林也可能会支持蒋先生……”
“那国共两党斗争的结果将会如何呢？”
“按实力说，国民党应该比中共有利。可蒋先生的独裁统治所造成的贪污腐败，违法犯纪，已经失去了民心。而中共的统战政策，将会把一切反蒋力量吸引到它周围……”
李世军笑道：“抗战胜利后，如果国民党人来一个内部改革，把全国进步力量团结在党内革新派旗帜之下，与中共推诚相见，共同建国呢？”
邓宝珊摇了摇头：“你看国民党内谁有革新气魄？”
何应钦、陈诚、阎锡山、胡宗南……李世军列举了一大串名字。邓宝珊只是摇头，对这种一厢情愿的书生之见，没有进行争辩。李世军便转换话题，问起了毛泽东，问起了延安。
“毛先生在延安的地位和威信很高，中共领导层的团结，也远比国民党内牢靠。”邓宝珊解释说，“现在的中共，已有自己独立的政策，不再对莫斯科唯命是从。经过整风，不仅纠正了红军时代过‘左’的做法，而且使干部的作风大为改进。……汉三！一个领袖人物，必须忠厚待人，不能太精明。太精明往往太尖刻，疑忌部下，不能容人。结果，成为孤家寡人……”
这次谈话后不久，在重庆郊区长江南岸风景胜地黄山别墅，蒋介石对邓宝珊最后一次单独召见。
邓宝珊到达黄山别墅时，已是下午三点钟，蒋介石正在山顶卧室里睡午觉。邓宝珊被安排在山坡上一座名叫老草房的客房里等候，等了足足一个小时，才被带去山顶客厅。全副武装的蒋介石，在一把竹椅上正襟危坐。邓宝珊行了个室内军礼，口称“委员长”，蒋介石“嗯嗯”两声，招手请坐。
“中国三个火炉子，要数重庆最热。邓先生从榆林来，很不习惯吧？”默默地枯坐了一阵，蒋介石忽然开口问道。
邓宝珊未置可否，含糊地“嗯”了一声。蒋介石却似乎没有启口的意思，只是翘着手指，有节奏地敲打着竹椅的扶手。
“委员长！”邓宝珊想了想说：“五中全会，选举您为国府主席。对抗战胜利后的和平建国问题，大家都很关心……”
蒋介石微微一笑，避开这个话题，却逼视着邓宝珊，冷冷问道：
“听说，你有个女儿是共产党？由延安派到了榆林？”
“是的。原来在延安学习，肺病第三期了，我把她接到身边养病。人各有志，有什么办法呢！”邓宝珊毫不含糊地回答。
蒋介石叹了口气：“邓先生！我早就说过，对你的为人和军事指挥才能，我十分尊重。赤化中国，这完全是俄国人的野心。作为孙中山先生的信徒，你可不能受邪说蛊惑，为异党利用。”
邓宝珊理直气壮地说：“委员长！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也主张联俄联共。自从您在庐山发表抗日谈话，我对您领导全国抗战的所有言行无不竭诚欢迎。可现在大敌当前，如果同室操戈，岂不令亲痛仇快，国人寒心……”
蒋介石挥手打断邓宝珊的话，不耐烦地问道：
“邓先生！你到底愿意要什么？”
“我愿意，把领袖拥护成华盛顿，不愿意把领袖拥护成拿破仑。”
蒋介石“哼”了一声，嘴角浮起一丝冰冷的微笑。召见就结束了。
对邓宝珊不合时宜的言论，连跟邓宝珊关系亲密的于右任，也颇为担心。在邓宝珊离开重庆，于右任为之饯行时，这位大胡子院长伸手比划了个杀头的动作，操着关中方言怪怨邓宝珊说：
“你呀，讲那话不要‘沙删了！”
邓宝珊忧心忡忡地摇了摇头，没有吭声。
路经西安，胡宗南再次进行拉拢。邓宝珊已看破其拉他进攻延安的险恶居心，虚与委蛇，表示引退。愚蠢而狡诈的胡宗南，便立刻见缝插针说：
“榆林的重任，还务必请老兄担任，我给你物色一个帮手，辅佐老兄！”
不久，即派其心腹董钊，为晋陕绥边区副总司令，图谋取代邓宝珊。而且，将徐保的整编二十六旅也开到了榆林。
邓宝珊心事重重地回到三原家中，百无聊赖时就取出于右任在重庆预祝他五十岁生日的礼物“百寿图”解闷。他一个个细细玩味着那一百个形态各异的寿字，满腹惆怅，一坐就是好几个时辰。在家里住到过了11月10日的五十岁生日，才慢慢动身返回榆林。
路过延安，索性又停留了一个多月时间，参加了边区政府组织的一些活动，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从容地进行了多次晤谈。
对邓宝珊在重庆的表现，毛泽东自然了如指掌。他针对邓宝珊对国民党还保留的一些幻想，在自己居住的窑洞里，同客人坐在一盆木炭火边促膝长谈，整谈了一个夜晚。
“邓先生！”毛泽东抽着邓宝珊从重庆给他带来的高级香烟，用他那舒缓的湖南话温和地笑着说，“办任何事情，光有个美好的愿望不行。即是你真心想把蒋介石拥护成华盛顿，蒋介石就能成为华盛顿吗？……蒋介石是聪明人，可不管他有多么聪明，他的政策，只能由他所代表的那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来决定。”
邓宝珊认真听着，很少插话。
毛泽东站起来，一边在地上慢慢走动，一边伸出右手食指敲着自己的额角说：
“……我这里早先也没有马克思，装的是四书五经和《民约论》。可事实告诉我，要解决中国的问题，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不行。孙中山先生搞了40年，为什么‘革命尚未成功’？对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蒋先生就不可能真心实意去执行。你问我抗战胜利后怎么办？能出现一个民主联合政府，我们共产党自然很欢迎！可还是那句话：办任何事情，光有美好的愿望不行……”
窗口透进了丝丝曙光，拂晓的风吹得窑洞前的枣树呼呼作响。邓宝珊静静地听着，脑海里却在翻波滚浪……
有天晚上，边区政府举行文艺晚会，邀请邓宝珊观看演出，由周恩来和林伯渠作陪。对邓宝珊来说，每次同周恩来见面，似乎都能从这位博大的共产党人身上得到新的发现。这次来延安，他发现毛泽东主要是给人以说服，而周恩来则更多的是给人以感染。男性的刚强，女性的温存，东方人的谦逊，西方人的坦率，在周恩来身上结合得那么完美！一言一笑，一举一动，热情而有节制的举止，犀利而富于弹性的眼神，时时处处，自然而然，流露出一种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的同情和关心。
这是一台自编的小节目，有的反映抗日，有的表现大生产，娱乐的性质很小，主要是鼓动宣传。其中有一个表现反摩擦的话报剧，还有头上贴着膏药的“蒋介石”在台上出现。而且，演到紧要之处，那“蒋介石”被边区军民一声大喊，还一个倒栽葱从桌子上滚了下来。
满剧场一片掌声、笑声，没做声的只有周恩来和邓宝珊二人。
在这样的场合看这样的演出，邓宝珊实在左右为难。回来躺在床上，他还感到惴惴不安。
谁知第二天晚上，还是周恩来作陪，又请邓宝珊看戏。这晚演出的是经过改编的传统京剧《棒打无情郎》，故事没有以金玉奴和莫稽的大团圆结局，而是将阶级调和改成了阶级对立。邓宝珊对周恩来的苦心，心领神会，喜笑颜开地对这个剧本的改编表示了称赞。
这次在延安，邓宝珊还出席了边区劳模大会，参观了边区军民大生产成果展览。在劳模会上，他和续范亭以来宾身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演。讲演结束时，邓宝珊向全场劳动模范，向滚滚延河水，向巍巍宝塔山，放开嗓门，发出了一声明确而有力的呼喊：
“我是大家的朋友——！我是大家的朋友——！”
注：
①捶头子：陕甘方言，拳头。
②马王爷三只眼：陕甘俗语，意为厉害、难惹。
③郑公乡：东汉著名经学家郑玄的家乡。郑玄，字康成，东汉末山东高密人，遍注群经，为汉代经学之集大成者。
④沙：关中方言，脑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