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冯先生跟南方的使者已有密约，这恐怕不是谣传吧？”
冯玉祥注视着邓宝珊，眼珠儿一转，闪烁其词地答道：
“密约，还谈不上。不过，按我个人的意图是要请孙中山先生北上。但是，事情既然由三方联合，也得尊重立生和禹行的意见……”
邓宝珊一听，十分高兴地说：“冯先生？只要你有此意图，事情就好办？兄弟此番前来，就是要听你这一句话。”
冯玉祥朗声大笑，又说了一些恭维邓宝珊的话。言谈之间颇有拉拢邓宝珊跟他干事之意，邓宝珊佯装不懂，顾左右而言他，没有理睬。谈话结束后，请邓宝珊吃了顿便饭，派人送回通州。
过了几天，在凉风送爽、芦花摇曳、僻静荒寂的陶然亭，冯玉祥、胡景翼、孙岳聚义盟誓，约定伺机发动政变。
不久，冯玉祥部队开往古北口。胡景翼部除留李虎臣驻守通州外，也开往喜峰口。吴佩孚见冯、胡先后离开北京，去了心腹隐患，而山海关前线又连连告急，便率领本部人马东进驰援。
1924年10月19日，趁北京空虚之际，邓宝珊代表胡景翼前往滦平与冯玉祥会商，决定秘密班师回京。此事在冯玉祥回忆录中，有如下记述：
“我从古北口进驻到滦平，即秘密发信给胡立生派代表前来会商班师日期。等了数日，邓宝珊奉派前来，我便召集各处的代表在一帐篷中举行会议。张之江、李鸣钟、刘骥、鹿钟麟、宋哲元等位亦均由各处前来参加会议。结果规定队伍总称为国民军，因为我们这次革命，是拥护孙中山先生主义，并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党叫国民党，所以我们的队伍也就取名国民军。”
10月22日半夜，孙岳秘密下令开放安定门，冯玉祥部鹿钟麟旅悄悄进入北京。此时，孙岳夫人崔雪琴，还借跟其结拜姊妹曹锟夫人孙菊仙打牌，将曹锟蒙在鼓里。结果，一枪未放，于次日凌晨，由孙岳出面解除了中南海曹锟卫队的武装，由鹿钟麟将曹锟囚禁在延庆楼强迫交出大总统印玺。震惊中外的“北京政变”一举成功？
10月24日下午，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及其主要将领鹿钟麟、宋哲元、岳维峻、邓宝珊、何遂、徐永昌等，在旃檀寺冯玉祥司令部开会。会议发出了邀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国事的联名通电，确定了国民军的编制：冯玉祥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任副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孙岳任副总司令兼第三军军长。宣布废除贿选政府的反动政策，撤消了对李大钊的通缉令。
邓宝珊因在“北京政变”中的特殊贡献而崭露头角，升任为胡景翼国民二军第七师师长，成为整个国民军中引人注目的少壮派将领。不久，即被派往南线，去阻击漳河一带沿京汉路北犯的吴佩孚部队。
但是，“北京政变”后，局势复杂而迅速的变化，远远超出其发动者所预料。张作霖与吴佩孚握手言和，奉军长驱入关；段琪瑞东山再起，重新粉墨登台，入主北京政权；冯玉祥则到京西天台山隐居，对抱病北上的孙中山避而不见。北京，出现了一个由段、张、冯同床异梦的联合政权……
这年底，胡景翼被委任为河南督办，国民军第二军全部开往河南，邓宝珊因留驻北京从事联络工作而最后出发。就在他离开北京的前夕，就在他面对白云苍狗般不断变幻的政局嗟叹不已的时刻，发生了一个影响他整个人生历程的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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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底，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北方区执行委员会，由刚刚从苏联回国的李大钊负责。同时，国民党在北方的最高领导机关——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工作，也由李大钊主持。这样，在北方，给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之间的合作，就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根据“北京政变”后复杂的政治形势，中共北方区委制定了联合国民军、打倒段琪瑞和张作霖的正确策略。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陈毅等许多负责同志，都通过各种途径来做国民军将领的工作。由于邓宝珊已成为国民二军乃至整个国民军中有影响的少壮派将领，这就引起了李大钊的注意。这位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著名学者，化装为一名出诊行医的大夫，在一位朋友的陪同下，冒着隆冬的风雪，轻轻敲开了邓宝珊在北京寓所的小院大门。
此时此地，能见到久所仰慕的李大钊，邓宝珊惊喜过望，激动得不知说什么话好。他安排副官徐耀斌去门外警戒，吩咐夫人崔锦琴亲自在院子里望风，将李大钊和那位国民党左派朋友请进书房，拉下窗帘，促膝密谈了整整三个多小时。他们从俄国十月革命谈到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孙中山谈到列宁，从五四运动谈到尊孔读经，从陈炯明叛变谈到段琪瑞重新登台，从李大钊在苏联的见闻谈到目前面临的斗争……。这次谈话，不仅使邓宝珊知道了许多前所未闻的新鲜事物，而且使他在冰封雪盖的中国大地上，终于听到了春的脚步声。
临别的时候，李大钊从手提的出诊箱里取出两份中共北方区委办的《政治生活》周刊，送给邓宝珊。他摸摸两撇浓密的髭须，摘下眼镜一面擦拭着镜片上的水雾，一面深情而诚挚地注视着邓宝珊说：
“邓先生？我知道你是个讲信义的人。大丈夫处世就应当如此，要随机应变，但不可朝秦暮楚。希望我们的合作，能结出丰硕的成果……到了河南，请向胡先生致意：如果国民二军需要苏联顾问，我可以替他聘请。至于你刚才谈到的秘书长一事，我很快就给你派来——派一个保证叫你满意的人……”
邓宝珊坦直地说：“太感谢你啦，守常先生？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只恨我邓宝珊见到你太晚了。我们不仅需要苏联军事顾问，需要秘书长，还需要大批革命同志来帮助我们训练军官，做士兵的思想政治工作……”
李大钊戴上眼镜，站起来，紧握住邓宝珊的手，目光炯炯地说道：
“好？这些要求我们都能满足。再见吧，邓先生，祝你一路平安？”
目送李大钊乘坐的马车在风雪黄昏中渐渐远去，邓宝珊才折身回来。这天晚上，他兴奋得一夜没有合眼。听说孙中山先生已经到达天津，便叮咛崔锦琴，他明天去开封之后，只要孙中山先生一到北京，就赶快给他写信。
邓宝珊到了开封，下火车没有休息，就去见胡景翼。他将自己同李大钊在北京的接触，向胡景翼一一作了汇报，并劝胡景翼执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与共产党真诚合作。同时，还将李大钊对陕军当年驻守河南时，拒不执行吴佩孚镇压工人运动命令的高度评价和称赞，也转告了胡景翼。胡景翼经过几天的认真思考，决定与共产党合作，决定请求苏联援助。结果，使他成为国民军领导人中第一个取得苏联援助的人。
1925年初，为了消灭直系军阀余孽，阻止败退南撤的吴佩孚死灰复燃，胡景翼率国民二军准备继续南下，直捣武汉。但是，盘踞豫西一带的刘镇华得力干将憨玉昆，却勾结奉军张作霖、晋军阎锡山，与武汉的吴佩孚此呼彼应，对国民二军形成了四面包围之势。不解除侧背威胁，就无法进军武汉。于是，胡景翼任命邓宝珊为右翼总指挥，除指挥自己的第七师和李虎臣、蒋世杰两个师外，还指挥孙岳国民二军的徐永昌、叶苓部和樊钟秀的建国豫军，米振标部的毅军等兄弟部队，去协同攻打憨玉昆。
这憨玉昆，本是豫西的一个惯匪，后任刘镇华的镇嵩军第三师师长。刘镇华任陕西督军后，派憨玉昆留守豫西。吴佩孚败退之际，这家伙乘虚占据了吴佩孚的老巢洛阳，招兵买马，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将军队扩充到10万之众，气焰嚣张，不可一世，自称“豫军总司令”，扬言要将国民军赶出河南。他气势汹汹，挥师东进，与邓宝珊指挥的部队，在洛阳以东的巩县接火。
指挥几家部队协同作战，指挥官的任务格外复杂艰巨。如何部署兵力，如何团结友军，如何知人善任，扬长避短，发挥各家部队的优势攻敌之不备，不仅需要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而且需要坦荡的襟怀，宽厚的气度，和以身作则、严于律己的作风。对邓宝珊来说，这不仅是他从军以来所独立指挥的最大战役，而且也是他第一次指挥几家部队协同作战。尽管身边的幕僚们认为憨玉昆的部队是一些由土匪匆忙拼凑的乌合之众，但邓宝珊在运筹帷幄时还是十分慎重。他认真听取了各家将领的意见，决定在正面战场采取守势，右翼依托黄河，也不部署重兵，而将精锐之师集中在左翼，轻装速进，向敌后迂回。
战斗打响后，邓宝珊一直在第一线指挥。巩县一仗，敌人败退，撤到黑石关。憨玉昆亲自指挥八个旅，摆出一副拼命的架势，凭借险要地形，要与国民军决一死战。邓宝珊把攻打黑石关的任务，交给了国民二军的三个师，让他最得力的部下刘继邦旅，担任先锋。
夜，残月斜挂，浓霜铺地，冻僵的中州原野，仿佛停止了呼吸。总指挥部里，马灯下，对着摊在桌上的军用地图，邓宝珊向刘继邦交待完任务以后，用敬重的目光凝视着这位在三原起义前就跟他一道出生入死的老部下，叮咛道：
“继邦？这一杖，对你、对我、对国民二军，可都是个严重考验啊？憨玉昆是惯匪出身，这一带又是他的老家，千万不能轻敌？”
刘继邦点点头，说道：“师长，我的任务，你放心？我还琢磨，樊钟秀也是豫西人，能不能请他起更大的作用？”
邓宝珊一听，刘继邦把“更大”二字咬得特别重，立刻心领神会。送走刘继邦，就亲自打电话给驻地距总部不远的樊钟秀，请来议事。
此时的樊钟秀，已非昔比。当年，他离开陕西靖国军后，接受直系改编，被吴佩孚派往江西阻击孙中山北伐；后投向孙中山，在镇压陈炯明的叛乱，解除广州之围中受到孙中山嘉许，被委为建国豫军总司令，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他刚刚率部返回到老家河南，协助国民军对直系军阀作战，其地位和声望很有影响。特别是他在憨玉昆的部队中，有不少同事和老乡，这对帮助邓宝珊制订作战方案，能提供许多情况。
现在，面临一场恶战，邓宝珊又跟樊钟秀进行了一番深入的交谈。樊钟秀听完邓宝珊的意见，扳着指头儿默默想了想，立刻亲自修书两封，派身边的两名亲信随从，向憨玉昆部的李有才和袁英送去。
进攻黑石关的战斗打响了。寒风凛冽的黎明，随着一阵密集的炮声，一条血色的光带，映红了西边阴沉沉的天空。刘继邦在电话上报告：尖刀团已突破敌人防线，敌人顽强反扑，双方在激烈争夺。邓宝珊下令后续部队火速推进，指挥身边的马华瑞、伍郎亭两个旅，亲自去前线增援。
这真是一场错综复杂的战斗。惯匪出身的敌人，虽然缺乏统一的有力指挥，却一股一股全是疯狂的亡命之徒。他们头缠青布，额贴神符，口里念着咒语，双手端着刺刀，蜂拥蚁攒般乱冲乱杀，跟国民军紧紧胶着在一起，使轻重火力都难以展开，只能短兵相接，肉搏格斗。双方直杀得横尸遍野，血染戎衣，难分难解？国民军杀退一批，又是一批。他们哇哇大叫，继续拼命……
邓宝珊来到前沿举起望远镜观察了一阵，便命令刚提升为排长的杨嘉瑞，挑选数f名精壮士兵，穿起早已准备好的敌人的服装，悄悄沿一条隐蔽的小路向敌后绕去。
战斗进行到下午，憨玉昆鸦片烟瘾大发，喷嚏连连。他正躺在设在一座破庙的指挥所里点灯吸食鸦片，突然庙门外响起一阵急促的枪声，杨嘉瑞已跟他的卫队接火。憨玉昆慌忙指挥卫队，一边抵抗一边撤退。杨嘉瑞朝那破庙放了把火，立刻烈焰腾腾，浓烟四起？
看到指挥所火起，一心想邀功请赏的惯匪们，马上望风而逃。邓宝珊组织全线出击，憨玉昆的八旅之众，在一天内被击溃。
接着，驻守崿岭口的憨军李有才部接受樊钟秀劝告倒戈，与樊部一起向敌后包抄。憨玉昆收编的土匪袁英部，也听从樊钟秀意见，在前线反水而去。憨玉昆腹背受敌，狼狈退撤。邓宝珊指挥各家友军，强渡洛水，会攻洛阳。憨玉昆抵挡不住，气得暴跳如雷，眼见部下土崩瓦解，只好弃城乔装，逃上邙山，学了乌江边上的项羽。
邓宝珊占领洛阳，马不停蹄，继续挥师西进，又连克陕州、灵宝，直抵潼关，河南全境为国民军占有。此役速战速决，前后仅36天，歼敌十万之众，是国民军成立以来最漂亮的一次战役。
后来，孙岳被命任为陕西督军，邓宝珊又协助徐永昌进军西安，打垮刘镇华。国民军势力直达陕甘边境。刘镇华逃出陕西，只身偷渡黄河，去投靠了阎锡山。
但是，在国民军节节胜利、势力不断发展壮大的时候，却发生了两件不幸的事情：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
4月10日，胡景翼在开封因疔毒不治，也离开人间。
胡景翼的早逝，不仅使邓宝珊十分悲痛，也给国民二军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胡景翼去世后，邓宝珊在给胡景翼父母赠送的照片后面题写了一首诗。这诗，既反映了邓宝珊当时的心境，也反映了整个国民二军的处境。诗曰：
遍地哀鸿泪，
来思雨雪霏。
干戈犹未定，
何时解戎衣？
到处为家日，
群龙无首时；
前途无限事，
唯有此心知。
胡景翼死后，岳维峻继任国民二军军长。邓宝珊率领七师驻守陕州。
为了拉拢邓宝珊，分化瓦解国民二军的力量，段琪瑞任命邓宝珊为豫西镇守使。邓宝珊坚辞未就，没有上当。在陕州，他办了一个“军官传习所”，任命共产党员、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天水同乡胡重差为所长。通过李大钊，聘请来志明、马合池捷耶夫、瓦林等三位苏联顾问。从各团选拔了一批基层青年军官来培养训练。开设的课程，除军事课之外，还有政治课，讲授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以及中国革命的目的和方法。19岁的排长杨嘉瑞，就是第一期学员。时任中共豫陕区委书记的著名共产党员王若飞也曾一度在这个传习所里担任过政治教官。
黄河之滨的大操场上，配合着整齐的步伐，“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有力呼喊，是那么振奋人心？悲壮豪放的《国际歌》旋律，伴随着滚滚东去的黄河惊涛，更使这些驰骋疆场的热血男儿，心潮澎湃。桐荫深处的课堂上，马克思、列宁、孙中山的言论，在启开一扇扇心扉。王若飞对中国革命的精辟分析，和热情洋溢的演讲风采，不时引起学员们会心的微笑和热烈的掌声。邓宝珊也常常带着随从副官徐耀斌前来听课，坐得端端正正，一坐就是四个小时。
与此同时，李大钊实践前约，给邓宝珊派来了一个使他意想不到的秘书长——葛霁云。
“啊？是你——？”邓宝珊看完葛霁云带来的李大钊的亲笔信件，瞠目结舌，审视着自己童年时的这个小伙伴，万感交集，真不知该说什么话好。
西装革履的葛霁云，扶扶金丝眼镜，洒脱地笑道：
“没有料到吧？宝珊兄？我们会在此时此地重新聚首……守常先生，还托我给你带来一些书呢？”
“哎，守常先生办事太周到了？太周到了？”邓宝珊感激地说，“你这个大学生老乡，往后可得好好帮我一把啊？”
“宝珊兄？我们是互相帮助，合作共事，同乡，同学之外，还是革命同志。我初来乍到，环境生疏，有办事不周的地方，你也得批评指点？”葛霁云谦虚而诚挚地说着，还将自己这些年的经历，简要地讲了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