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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子张》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朱子注：“优，有余力也。”但就后半句来说，“优”字还是理解为优秀比较贴切，否则，当宫就成了兼职了。所以，把这句话翻译过来，意思就是说：做了官，有余力的时候就应该继续去学习。学习好了，知识丰富了，就应该做官。
《孟子·滕文公上》说：“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故曰：或劳心，或劳力。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通义也。”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社会分为上等人和下等人两个阶级，上等人有上等人的事，下等人有下等人的事。上等人的事情是费心神，下等人的事情就是费劳力。上等人做官治人，并靠下等人的劳动为食。下等人被人治，并要供养上等人。
孔子和孟子这两位古代圣贤，按人的工作方式，把社会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两个阶级。同时，把社会统治任务概括为“治人”二字。
“治”这个词，在中文里既含有管理的意思，也含有消灭和惩办的意思。比如，治病，就是要把疾病消灭。治蝗，就是要把蝗虫消灭。治罪，就是要惩办犯罪者。所以，治人，也就是管理人、惩办人和消灭人的意思。
治人从管理、惩办，再到消灭，是几个不同的层次，但本质一样，表示的都是要对人的自然权利进行限制。当然，限制的程度有区别。轻一点的，是限制他人的自由活动的权利，重一点的，就是限制他人的生存的权利。但是，谁能拥有限制他人权利的权利呢？拥有这一特殊权利的人，当然就是比别人享有更高权利的人了。那么，在常态下，谁有当官的资格？
可以说，确定社会上那一个成员具有这种限制他人权利的资格，是古代世界各民族自己的圣贤的最基本的任务。人类社会从混乱的自然状态走向有序化，是文明的标志。社会要文明起来，就需要依照一定的规则进行组织，是规则使社会有序了。
在一切规则中，限制他人权利的规则，是最容易制定和组织实现的，因为，这只需要有强力作支持就可以了。但是，一个社会如果仅仅依靠强力来维持，那是不行的，这样的社会不稳定，强力这根弦在持续紧张之下，很容易绷断，社会就会崩溃。所以，社会规则除了需要有强力维持其尊严外，更需要其自身具有普遍的认受性。规则具有普遍的认受性是社会持续稳定的基础，社会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组织起来，才是真正地文明的。而这种被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的，让自己的自然权利受到限制的规则，就是社会契约。说到底，所谓圣贤，就是制定契约的人。
古希腊城邦国家时代，这个规则制定下来，就是奴隶主民主制。按照奴隶主民主制的社会契约，人限制他人权利的权利，按身份赋予。奴隶身份的人，没有政治权利，只能受他人限制。奴隶主阶级，对奴隶具有绝对的限制权利。而奴隶主之间，则权利平等，谁也不能限制谁，任何事情，以民主方式作决定。
中国古代圣贤，制定的是另一套契约。具有限制他人权利的人，不以身份来获得，而是要以个人能力来获得。能力强，学识丰富，这样的人，不论出身于什么阶级，就应被社会赋予限制他人权利的权利，即当官。而无知者，愚昧者，就只能受人限制。这种契约的制度化，就是科举授权。
古希腊和古中国这两种不同的社会组织方式，是由国家特性所决定的。古希腊的城邦国家，都是小国家，几万人口，容易组织，哪怕规则残酷一点，暴力一点。而中国，在很早时候开始就已经是个大国，哪怕是一个小小的诸侯国，也会有几十万的人口。所以，社会契约必须要有更广泛的认受性，否则，社会就安定不下来。这一点，也使科举制成为中国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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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汉朝的时候开始科考取士，这是把古代圣贤寻找的“学而优则仕”的社会契约制度化的最早尝试。但由于历史原因，事物的发展总是需要一个过程，比如，如何确定“优”者就是个问题，所以，当时并没有形成定制。直到隋文帝以后，才正式废除了世袭的“九品中正制”，开始建立科举制度。
据《隋书·高祖纪》记载，隋文帝于开皇七年（公元587年）设“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设进士科，以考政论文为主。唐朝在公元618年建国后，李世民认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扩大进士科，提高进士的晋身之阶。唐高祖五年（622年）颁布选举诏令，确立以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为科举的基本原则。但由于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科场上还是出现了不少舞弊现象。所以，武则天即位初年，即实行“糊名制”改革考试制度。武则天十分重视科举制，首设殿试，在洛成殿亲自测试贡举人，并开立武举。可以说，是武则天一手促成了科举制度的最终完善。从此，这个制度延续1300多年，到1905年9月2日，袁世凯、张之洞奏请立停科举，1906年清廷诏准，这个制度才告结束。
从两晋到隋，270余年间的南北朝时期，中国国内一片纷乱，大小军阀轮番争霸做主。在乱世中，隋统一了国家。但是，历经长期混战，社会精神涣散，没有凝聚力。如何树立中央权威，把社会重新组织起来，是摆在隋文帝面前的重要政治任务。这单靠武力维持是不行的，因为，滥用暴力只能让社会不安定，更没有凝聚力。隋文帝杨坚显然是个雄才大略之人，他选择了破除世袭，“任官惟贤才”的做法。
在教育水平低下的古代，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就是代表着智慧和能力。这样的人，手中没有兵权，因此，思维里，只有和平地组织社会的意识，予民休养生息。不像只会喊打喊杀的军阀官僚，遇到问题，就是动粗。而且，更重要的是当时知识难以获得，这就给文化人带来一种相当高的社会权威，一种公信力。所以，不计个人出身，不计个人以往的功勋大小，广招贤士，把社会各阶层的优秀人才都吸纳到统治阶级里来，对大乱后的社会稳定，十分重要。以当时中国之大，以当时之技术条件，交通之落后，通讯之不便。是统治者的知识的公信力，而不是武力，更能让人信服。从明朝时期创作的小说《三国演义》中可以看到，全书洋溢着对智慧力量的歌颂，这也是中国人最认可的一种力量。
科举制建立和实施以后，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知识分子是“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朝廷的凝聚力增强了，社会发展也稳定了，大量人才走上管治岗位。唐初名相房玄龄是科举出身，平定安史之乱的郭子仪是武举出身。文天祥是南宋状元，袁崇焕则是明末万历年进士。固有诗曰：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但科举制的弊端，也同样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性后果。这一点，今人看得很清楚了。正如袁世凯所说：“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不能专心一致砥砺新学，欲推广学堂，必自停科举始。” 当然，我们不能苛求于古人。
首先，科举的着眼点是选拔统治人才。这样，全民族的智慧，都用在研究治人之术上。结果，就弄得官场文化甚为复杂琐碎。其次，科举可考的科目有限。当时社会发展水平不高，对自然的认识有限，还不曾形成完整的学科体系。所以，考试科目局限在文科领域。唐宋进士科主要考诗赋。后来，宋神宗熙宁时由王安石改为经义。明清两朝的经义以《四书》、《五经》的文句为题，还规定了文章格式要用八股文。第三，创造性人才是考试考不出来的。结果，民族创新力被限制。这是造成中国科技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没有创造力，就不能开拓新领域。因此，现代科学最终不能在中国发展起来。
唐朝以诗赋取进士，这是考创造力的。但是，创造性产品是考官不认识的新的存在，其价值是考官无法领悟的，除非考官自己也是一个有创造力的人。否则，就欠缺了鉴赏创造性产品的能力。所以，诗赋取进士，大多只能取当世最著名的诗人，而不是最有创造力的诗人。真正写出好诗的人，反而会落选。这样，以选拔创造性人才的考试，就成为选择最有名气的人的考试，结果反倒压制了真正的创造性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