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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媒体作为宣传喉舌的观念，源于马克思对报纸的使命、义务和职责的看法。
1848年7月5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的《新莱茵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逮捕》的文章，内容揭露德国宪兵和科伦检察机关的非法行为。这篇文章因为触动了当权者的利益，文章作者，以及作为报馆老板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时遭到当局控告。
法庭上，马克思理直气壮地自辩说：“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版，第275页）
马克思这一对报刊基本功能的精辟见解，既是他本人办报的经营方针，也是他办报的经验体会。显然，办报的实践，让马克思深刻地理解了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功能。他的理解，不仅是属于他个人的，也是全社会的共识。这样，他的自辩就极具说服力了，陪审团完全接受他的原则，马克思、恩格斯等人也因此而全部被判无罪。
马克思的演说，指出报纸有两大天然的社会任务：
（1）是当权者的揭露者；
（2）是人民精神的喉舌。
报纸作为当权者的揭露者功能，规定报纸应当成为人民的眼睛，监督当权者的行政，让当权者的行为暴露在人民的目光下，接受人民监督，使当权者自愿地、或不自愿地，也都要切实地去维护人民利益。
马克思对报刊这一政治功能的界定，广为流传，为世界各国接受。现代西方社会，记者已成为无冕之王，所有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对记者都难免有所顾忌，特别是出现问题之后，都希望记者们少来为好。但尊重记者的工作权利，是全社会的共同要求。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要求报刊监督当权者，马克思的这个观点也为资本主义世界接受。最近暴露出来的美国在伊拉克的虐俘事件，就是传播媒介的监督作用的良好体现。监督当权者，是文明社会的基本构成要素。
社会主义社会对马克思这一传媒原则，也是全盘接受。十月革命第二天，列宁就宣布说：“我们愿意让政府时时受到本国舆论的监督。”列宁还指出，应当“通过报刊来揭露各个劳动公社经济生活中的缺点，无情地抨击这些缺点，公开揭露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切弊病，从而呼吁劳动者的舆论来根治这些弊病”。
新中国成立初期，奉行同样的传媒原则。1950年5月，邓小平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作报告说：“报纸最有力量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1953年1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个文件中提出：“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要“发扬正气，压倒邪气”。
这些要求报纸监督当权者的重要见解，表明报刊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一支重要的民主力量。可见，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无论是资产阶级民主还是人民民主，对报刊的使用要求，都是一样的。监督当权者，尤其是监督“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这些暴力行政主义。
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报刊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严密地监督人民代表先生们的活动。……想剥夺报刊评论人民代表的议会活动的权利吗？那么，又何必要报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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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的第二大作用，是作维护人民精神的喉舌，表达人民的思想，发出人民的声音。这一点，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是很自然的事情，不构成任何问题，也就无须加以特别的强调。因为，报刊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报刊所要表达的，自然就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和资产阶级的声音。而很重要的一点，资产阶级，有比较好的文化素养，他们在与封建旧思想的战斗中，形成自己丰富而深刻的思想体系。这些思想，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得到检验，又在资本主义建设中得到发展和壮大。因此，西方资产阶级在不断的实践中，思想成熟了，有了自己的声音，而且是有力的声音。像卢梭的思想，孟德斯鸠的思想，就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无产阶级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而且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接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所以，他们的声音就微弱一些了。
中国的情况就更差。新中国建立后，报刊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了。但是，在封建统治者数千年愚民政策统治下，中国无产阶级并没有形成自己的思想。长期以来，人们都在孔孟之道熏陶下，形成的只是封建意识。所有人，都为这种思想控制。封建意识，已经深入到人们的骨髓里去。在孔孟之道的麻醉下，人民的精神其实已经沉睡多年。因为，孔孟之道尽管创造了辉煌的封建精神文明，但它只是维护封建统治者的思想，而不是维护人民利益的思想，更不是维护人民民主政权的思想。同样，中国资产阶级其实也没有自己的思想。改革开放后，一些吹捧私有化的学者，奉行的不过是西方的思想，也只能是西方的思想，而不是中国的思想，更不用说是中国人民的思想。
人民没有思想。那人民的报刊，即便是为人民掌握了，也不是人民的喉舌，只能发出别人的声音。因此，报刊要成为人民的喉舌，人民首先就要有自己的思想。为此，由人民掌握的中国报刊，不可避免地，就比西方媒体更多了一重从浓厚的封建意识中唤醒人民的功能，宣传人民的思想。当然，这不是说西方媒体就不会搞宣传，他们也搞宣传，但他们可以很自然地去做，不需要刻意，他们在思想的自然流露中，就可以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因为，他们的思想成熟而有力。而我们自己的思想，还在诞生成型的过程中。媒体承担起唤醒民众的作用，就必须刻意地进行思想宣传。
那么，由谁来宣传人民的思想，用什么来唤醒人民和发出人民的声音呢？开始的时候，是一些自觉地认识到人民的觉醒，是我们中国摆脱自鸦片战争以来对外赢弱无力、屡受欺凌的不幸局面的唯一力量的仁人志士们。十月革命的礼物，为他们送来了马克思的思想，这是唤醒被封建思想麻木了数千年的中国民众的最有力的思想。社会主义思想，让不幸的中国看到摆脱不幸命运的希望。后来，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于是，唤醒人民的工作，就由自发的行为，成为有组织的行为。这是巨大的社会进步。思想宣传有组织地进行的时候，宣传的效率提高了，宣传的影响力加大了。但完全由组织掌握的媒体，又会带来一个副作用，就是声音的异化。媒体由组织掌握，就成了组织的喉舌，而不必然就是人民的喉舌。党的喉舌要成为人民的喉舌，与人民的声音保持一致，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党能够代表人民的利益。如果党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那么，党的喉舌，就不成其为人民的喉舌，发出的，也不是人民的声音。这种副作用，在前苏联和东欧的剧变中可以看出。据调查，当时只有17％的前苏联人民愿意放弃社会主义，但是，却有高达76％的掌握权力的党员干部赞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由少部分与人民利益不同的人所垄断的报刊，又怎会发出人民的声音呢？
中国报刊由人民的眼睛、人民的喉舌这两个基本功能之外增加了向人民宣传、唤醒人民的功能。是矛盾的。因为，人民的喉舌本身是要宣传人民的思想，但现在人民本身还需要由喉舌来唤醒，变成要接受自己的喉舌的思想灌输，然后再由喉舌把思想表达出来。结果，就是报刊功能的异化。报刊不仅是宣传人民思想，而且还要否定人民现有的思想，这就形成报刊对人民大众的话语霸权。
这一点，在西方社会是不可接受的。西方资产阶级已经有了自己的成熟的思想，他们自己掌握着报刊。他们当然不需要别人再来告诉他们怎样去思想了。对他们来说，启蒙运动，是许多年前的事情，他们已经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了，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声音。报刊是他们监督当权者的眼睛，是他们宣传自己思想的喉舌，而不是他们接受别人宣传的喉舌。但在解放初期，中国民众头脑中多年的封建思想，不否定是不行的。
这样，中国的报刊，就处在一个走钢丝似的微妙位置上，是否会造成报刊的功能失衡，就看报刊工作人员对人民思想的理解。理解得好，报刊就是人民的喉舌，发出的是人民的声音，同时又在唤醒着人民。理解不好，就异化为少数人对人民行使话语霸权的工具。而决定这一切的，是新闻从业人员的思想素质。这就是他们的工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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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1948年4月2日所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毛选第四卷）中，对解决报刊一方面要作为人民的喉舌表达人民的思想，另一方面又要唤醒人民、教育群众的功能矛盾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
他在座谈会上主要谈了下面三个观点：
（1）“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有关政策的问题，一般地都应当在党的报纸上或者刊物上进行宣传。”
（2）“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3）“报纸工作人员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同志们都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往往不懂事，对于实际事物往往没有经历，或者经历很少。”
第一个观点，他特别强调报刊的宣传作用，以达到上上下下的思想统一。这在战争年代，是很重要的。正所谓步调一致才能取得胜利。在座谈会中毛泽东自己也对这个观点作了进一步的补充说明。他说：“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这和打仗一样，要打好仗，不光要干部齐心，还要战士齐心。”
人民网《传媒人物》栏目中有一篇名为《“笔杆子”是历史推动力》的采访笔录，采访时间是2004年3月9日，访问对象是老资格的新闻工作人员甘惜分先生。他1938年入党，先后担任八路军120师政治部政治教员和晋西党校政策研究员。当年也是晋绥日报编辑人员座谈会的与会者，亲耳玲听了毛泽东的这个讲话，作为当事人，他对毛泽东这个讲话的理解，是直接影响到他后来工作的方式方法的。
他这样评价毛泽东的这个讲话：“毛泽东论述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只讲了一个方面，就是宣传党的政策这一方面。他忽略了另一方面，即反映人民意志这一面。我想应加上一句：报纸的作用和力量还在于反映人民的舆论，把来自人民的意志集中起来，形成一支巨大的精神力量，推动社会前进。”
甘惜分先生对毛泽东这个讲话的理解，就是强调宣传。而其余两个监督当权者和作人民的喉舌的天然功能，他认为实际上给取消了。所以，才有“忽略人民意志”这一句。甘先生这样理解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不能不说是很令人遗憾的事情。因为，在他这样的理解下指导工作，报刊自然就成为消息公告栏了。
的确，毛泽东在《谈话》中只是强调了报刊的宣传作用而没有提到报刊的监督作用，但要考虑到，那是战争时期，时机就是生命。用现在的话来说，为了效率，不得不放弃公平，在战争中，这是不可避免的。通过报刊宣传在军民头脑中形成统一的思想，有时比正确的决策更为重要。因为，战争时期的决策，有时难免仓促，容易发生错误，只能保证大方向的正确，而不能保证具体措施的真理性。所以，当出现决策错误时，就只能靠万众一心来克服。基于这样的历史考虑，强调报刊的宣传作用是必要的。
举个例子说，在战场上与敌人发生遭遇，是否应该发起冲锋？冲锋号吹响后，如果指挥员发现原来这是一次错误的决定，敌人比原来预想的要多许多，冲锋队伍陷入危险中。错误是无法改变的了，只能靠步调一致，杀向敌人，以万众一心的勇气，乘敌人惊魂未定之际，把敌人冲垮。这时，错误的冲锋决定，也许换来的就是辉煌的战功。在朝鲜战场上，就发生过一个志愿军战士，利用地形优势，立下独力阻击一支美国坦克分队试图攻击后撒的志愿军主力部队的辉煌战功。这不是靠正确的决策，而是靠思想统一，行动一致的勇气来克服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