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驳斥说，卢梭的断言不正确，“希腊印度，都有文明，而繁盛时俱非在资产社会”。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是资本主义文明。而不是一切文明要以资本主义制度为基础。而梁实秋鼓吹无产者应该“辛辛苦苦”爬上有产阶级去的“正当”的方法，也不是什么新玩意儿，不过是中国有钱的老太爷在高兴时教导穷工人的古训。无产者“辛辛苦苦”就能爬上有产阶级去吗？与其说是勤劳致富，还不如说是投机取巧才能致富更合乎事实。当然，无产者心甘情愿、自动自觉地“辛辛苦苦”，是一件能讨“有钱的老太爷”们欢心的事。
绝技二超阶级的“永恒人性”。梁实秋认为无产者文学理论是错误的，因为，“在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有产者和无产者虽有不同，但都有相同的人性。比如，“都有喜怒哀乐，都有恋爱”，而“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鲁迅说，所谓永恒人性其实是虚伪的。虽然有产者和无产者“都有喜怒哀乐，都有恋爱”，“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拾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有产者的喜怒和恋爱与无产者的喜怒和恋爱，是不同的两回事。
绝技三反对“文艺为斗争的武器，就是当作宣传品”。
梁实秋说他“不反对任何人利用文学来达到另外的目的”，但又说“不能承认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一方面不得不承认“文以载道”，文学是有文学之外的目的的；另一方面又不希望文学成为唤醒无产阶级的工具。对梁实秋的这一绝技，鲁迅轻轻一晒，是“自扰之谈”。既然“不反对任何人利用文学来达到另外的目的”，也就不必反对无产阶级把文艺作为斗争的武器，作为宣传品了。资产阶级作资产阶级的文艺宣传，无产阶级作无产阶级的文艺宣传，大家的权利倒是平等的。自然，梁实秋是反对平等的。所以，他反对的只是无产阶级的宣传，而不是资产阶级的宣传。
4
针对梁实秋《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这篇文章，“左联”的冯乃超也在1930年2月《拓荒者》第1卷第2期发表《文艺理论讲座（第二回）·阶级社会的艺术》予以批驳。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无产阶级既然从其斗争经验中已经意识到自己阶级的存在，更进一步意识其历史的使命。然而，梁实秋却来说教——所谓‘正当的生活斗争手段’。
‘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那么，这样一来，资本家更能够安稳地加紧其榨取的手段，天下便太平。对于这样的说教人，我们要送‘资本家的走狗’这样的称号的。”
冯乃超直接挑明梁实秋鼓吹超越阶级的人性论，不过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让资产阶级可以安安稳稳地榨取无产者的血汗罢了。所以，他毫不客气地骂梁实秋是“资本家的走狗”。冯乃超的这一臭骂刺痛了梁实秋，他在1929年11月《新月》第2卷第9期针锋相对地发表了《“资本家的走狗”》一文说：
“《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那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我只知道不断地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账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党去领卢布，这一套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
上海工人为响应国民革命军北伐而成立的工人纠察队，在1927年4月12日被蒋介石缴械，4月13日工人上街请愿，遭到蒋介石的血腥镇压，史书上把这一事件记为“四一二大屠杀”。梁实秋在这一事件刚过不久余波未了的时候暗指论敌为共产党，已是超出文学争论，有借刀杀人的阴险了。鲁迅气愤不过，提笔写下经典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狠狠地训了梁实秋一通。
鲁迅说，你梁实秋就是一条走狗，就是一条“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走狗。你说自己不知道主人是谁，不等于你就不是一条走狗了。你依然是一条走狗，只不过是一条“丧家的”走狗。
“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离开正常的文艺争论范围，去暗指论敢为“拥护苏联”或领卢布的“××党”，是阴险的行径。你也许只是想得到主子的“一点恩惠”，或许，你甚至并不是要向主子讨些“恩惠”或“金镑”。但不管你的动机如何，已然反映出来的，就是你在“文艺批评”上的无能。
“所以从‘文艺批评’方面看来，就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
“乏”在方言里就是表示没力量的意思，鲁迅文中这最后一句话，是骂梁实秋为一条没有用的走狗。
5
多年后，梁实秋成著名散文作家了。他不再怎么写文学评论，也不骂架了。晚年移居美国，取得长期居留证，但始终没有加入美国籍。在他心中，萦绕着对故乡的不断的眷恋情怀。他后来回到台北，写下不少怀念故乡的散文，以表达对大陆祖国的思念。
有不少台湾青年向他了解对鲁迅的看法，希望他写点关于鲁迅的文字。他原来是不想谈鲁迅的，但还是谈了，写成《关于鲁迅》一文。篇幅不长，但在大陆文化界的影响不小。王朔们看鲁迅的许多观点，都可以在《关于鲁迅》这篇文章里找到出处。比如，认为鲁迅性格乖戾，态度消极，行文尖酸刻薄，没有长篇作品，等等。
梁实秋回避正面谈及他和鲁迅的那一场战斗，也许，不应太责怪他的回避。因为，要谈及那一场战斗，就一定要谈到阶级，谈到革命。梁实秋是一个资产阶级文人，他的一生，也就是为资产阶级写作的一生，是自觉不自觉地向读者宣扬资产阶级人生观的一生。阶级和革命，是他要避免提及的词汇，以免刺激人们产生或强化人们的阶级和革命的意识。
但若按梁实秋对鲁迅的描述来理解那一场论战，就会得出很荒谬的结论。这时，那场关于“文学阶级性”的战斗，就不是一场人类理性的辩论，而只是鲁迅个人无理性的发泄。
“文学阶级性”的论题，只是他乖戾的情绪发泄的借口。然而，从前面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结论不符合事实。鲁迅尽管“一生坎坷”，却不是个疯子。
6
葛红兵在《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中质问鲁迅：“他真的是这么爱国吗？既然爱国，他为什么要拒绝回国刺杀清廷走狗的任务？徐锡麟，他的同乡能做的，秋瑾，一个女子能做的，他为什么不能做？难道他不是怯懦吗？”
葛红兵的这种意识，正是那种可耻的精英意识。徐锡麟搞革命，遭剖腹挖心酷刑。秋瑾搞革命，被处死了。鲁迅这样有战斗精神，怎么不去送死？跟年青梁实秋的想法一样。是哪个阶级的人，就做哪个阶级的事。是爱国者、革命家，就应该去送死。在这种等级制的精英意识下，无产阶级当然是没有喝咖啡的资格，更不应该提笔写文章了。
鲁迅本人，当然也是一个知识精英。但他的思想意识，却不是把自己看作是高居于民众之上的精英意识。所以，他“在太多人和事上看不开”（王朔语）。鲁迅把自己看作是民众之喉舌，把唤醒民众看作是自己的使命，他要让民众在沉默中爆发，而不要在沉默中死亡。
作为爱国者，不幸出身于一个衰亡之民族中，这是鲁迅自己无法选择的命运，但他可以选择对这个不幸的命运进行坚决的斗争。他这样选择了。
“骂人”就是他的斗争手段。他由书生变为战士，由精英变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了。鲁迅的战斗是彻底的。
“痛打落水狗”，毫不妥协地向一切黑暗势力挑战就是他的斗争哲学。他要呐喊，他要唤醒民众，他不愿忍受中国之弱小命运，他要以勇敢的斗争来改变民族之衰亡。
“斗争呢，我倒以为是对的。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正人君子之流深怕这一着，于是大骂‘偏激’之可恶，以为人人应该相爱，现在被一班坏东西教坏了。他们饱人大约是爱饿人的，但饿人却不爱饱人，黄巢时候，人相食，饿人尚且不爱饿人，这实在无须斗争文学作怪。”（给冬芬的信）
7
斗争，是弱势人群争取权利的手段。对弱势者而言，只有通过斗争，才能让强势者意识到他的存在；只有通过斗争，才可能为自己争取到权益。所以，处于弱势地位的民族的文学，就应该是斗争的文学，也就是革命的文学。
鲁迅对精英意识的危害性认识很深刻，而且对精英利用话语权自觉不自觉的欺骗有很高的警惕性。他要唤醒民众，同时，还要提醒民众不要受主流精英的误导。
“平民文学”是“五四”文学革命时期提出来的一个建设新文学的口号，最早是鲁迅的二弟周作人在1919年1月《每周评论》第5号上发表《平民文学》一文提出，主张在文学中以一律平等的人的道德代替愚忠愚孝的封建道德，以社会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代替英雄豪杰才子佳人的事业和幸福。这是一种进步。但这里所谓的“平民”，其实只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是与臭汗阶级无关的。鲁迅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