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360年，明太祖朱元璋第4个儿子出生，取名朱棣，棣就是弟弟的意思。但他这个弟弟年纪虽小，志气并不小，如同唐时李世民。三个哥哥的早逝，为朱棣留下建功立业的机会。
朱棣11岁封燕王，封地北平，20岁就藩。年轻的朱棣到了北平，就着力兴屯筑城，训练兵丁。因为，那时元朝虽灭，但蒙古贵族手中仍然握有重兵，对中原边境安全构成重大威胁。为了安定北部边境，朱棣还先后两次挂帅北征蒙古。1390年攻伐乃儿不花获得全胜，让他声威大震，深为太祖倚重。
1398年，太祖朱元璋病亡，皇位由皇太孙朱允炆继承，年号建文。建文帝惧于藩王势力强大，为强化皇权，采纳大臣齐泰的削藩建议，先后逮捕了周王、岷王、湘王、齐王、代王等几个势力较弱的王，将他们废为平民。
建文元年七月，建文帝调集重兵围困朱棣。于是，面临被削的朱棣以“清君侧”为名举兵作反，史称“靖难之役”，以避作反之讳。朱棣于1403年6月攻入南京夺取皇位，改年号为永乐。
朱棣夺得政权后，并没有耽于个人享乐，他也不是个庸碌无为之辈。相反，倒是豪气盖人。汉初刘邦吟咏道：“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古来选拔良将戍边守土防范外来侵略，一直是中原统治者的重要任务。刘邦的短诗固然气贯长虹，而朱棣与刘邦相比，就更为英雄。登位不久，礼部尚书郑赐进言说，元朝虽然灭亡了，但残余势力仍然对中原构成重大威胁。太祖定都南京，远离北部边陲，不利国家安全，建议朱棣迁都。
朱棣采纳了郑赐的建议，下诏营建北京城和紫禁城宫殿，决定迁都北京，他要把太祖朱元璋定下的“诸王守边”的政策，改变为“天子守边”，居重御轻，没有一点儿英雄气概，那是办不到的。
朱棣并不是个一味地只懂得逞个人英雄主义，只晓得残酷地进行杀戮的马上君主，他比元朝统治者文明得多。目睹4年争战，社会经济凋敝残破。朱棣下令发放农具和耕牛给受兵灾的地区恢复生产，同时推行屯垦和移民政策。兴修水利，疏浚运河，及时赈济受自然灾害的地区。在他的统治下，社会经济不但迅速恢复，而且迅速地向前发展。
《明史》记载说：“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具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
与此同时，朱棣命令郑赐等人召集全国各地的名儒、名士、名医、名僧等两千多名人才，由高僧太子少傅姚广孝和郑赐主持修纂《永乐大典》。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典籍，充分体现了朱棣虽然只是一个封建君主，却并不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他也是认真地考虑到民族子孙千秋万代的持续发展。当然，朱棣的名字也是和“诛十族”、“瓜蔓抄”等残暴行为联系在一起，大名鼎鼎的特务机关东厂也由他建立。但除了盛唐时期，明朝是中国文化大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明朝时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也相当开放和自由，这可在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中读到。而除了《永乐大典》，被人们称之为“一部真正具有丰富人民性的杰作”的小说《三国演义》，也诞生于这一时期，《金瓶梅》也是明代作品。
与一般特务机关给入恐怖黑暗的形象不同，东厂的实质是相当光明的，至少在朱棣时期是这样。东厂是朱棣迁都北京后建立的一个侦缉机构，由宦官掌领，府衙地址位于东安门北侧，因此被命名为东厂。东厂府衙大厅旁的小厅，供奉着岳飞的雕像，寓有保国卫民之意。东厂的运行机制相当现代化，东厂只有侦缉和抓人的权力，并没有审讯犯人的权利，东厂抓住的嫌疑犯都要交给锦衣卫北镇抚司审理。东厂的权力和锦衣卫的权力互相制衡，也就是司法权和执法权分立。因此，中国人司法权和执法权分立的实践，比孟德斯鸠提出三权分立的理论要早几百年。东厂这个机构也比人们印象中要更为正气些，只是到了天启三年魏忠贤受命提督东厂后，才拉开中国历史上最昏暗的宦官专权。这一史实也说明，好的机制如果没有好的人才去执行，也是会导致大灾难的。但这已与朱棣无关，只是子孙无能罢了。
洪武三年太祖朱元璋为保海岸安全，下令撤销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等地自唐朝以来就存在的负责海外贸易的机构，实施海禁，“片板不得下海”。朱棣没有拘泥于祖训，他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他的国防策略更为积极。1405年7月11日，朱棣下诏命令太监郑和组建船队南下西洋，从而写下中华文明光辉灿烂的新篇章。
二
洪武四年（1371），郑和于云南昆阳洲宝山乡出生。原姓马，字三宝，回族。
时元朝虽已被推翻，但云南仍受元朝所封梁王统治。洪武十四年，明军进入云南讨伐梁王，次年平定云南。11岁的马和在战乱中被俘，阉割后送往北平燕王府，成为朱棣的近侍。
马和因为在“靖难之役”中“出入战阵，多建奇功”，特别是在位于北京东南方的郑村坝一战中立下大功，永乐二年，朱棣亲笔书写“郑”字赐姓给马和，并提升他为正四品的内宫监太监。但朱棣为什么会选派郑和当船队司令，今人有众多争论。因为，尽管郑和的父辈有过航海经历，并到过麦加朝圣，但郑和11岁就成为太监，父辈的经验于他的远航不会有多大帮助，今人弄不明白朱棣何以能下决心把一支空前庞大的船队交到郑和手中。这只能说明朱棣知人善任，他选派郑和当船队司令自有他的道理，与我们相比，他拥有许多时人觉得平常，而我们却不知晓的信息，
郑和的远洋船队船种齐全，船员齐备。大小船只共有200多艘，其中大船62艘，小船146艘。最大的一号宝船长约125米，宽约50米，可乘坐千人以上。整支船队，有战舰，有供应船。船员有军人、翻译、医生、教师、工匠共计近3万人，几乎是一个整军团。船上所带货物包括丝绸、瓷器、雨伞、铁、铜器，当然还有少不了的粮食、淡水、盐酱茶油等等，应有尽有。
船队首航由江苏太仓刘家港起锚，先到达福建，然后再从福建长乐出发，浩浩荡荡南下西洋，每到一国，郑和便宣示朱棣的诏书，并赏赐金币。从1405年至1433年这28年间，七下西洋，先后到过越南、印尼、旧港、斯里兰卡、伊朗及非洲的也门、索马里和肯尼亚，立下英雄的功勋。
由于郑和的航海资料被烧，使后人对全过程知之不详，甚为可惜。
《明史·郑和传》记载说：“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遍历诸番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
但后人对这个记载有疑问。有学者认为，建文帝忠厚赢弱，即便逃到国外，也不会对朱棣构成威胁，而以朱棣的英明，不可能不了解朱允蚊的性格，他不需要劳民伤财，三番五次派人去寻其下落。有的学者则猜想，朱棣登基后社会经济残破不堪，而海外物品能带来非常可观的利润。朱棣派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发展海外贸易。
历史是胜利者写的，中国的历史典籍有为君王讳的传统，对历史记载持一定的怀疑态度，有其合理性。但对郑和七下西洋，《明史》的记载应该比较可信。因为，如果郑和下西洋没有什么秘密使命，这就无需在历史记载中隐瞒真实目的。而追寻建文帝下落、国际贸易，都算不上是什么秘密使命，所以是无需特别隐瞒的，而且《明史》还是由清人所写。
《明史》说郑和下西洋的基本目的有两个，寻找建文帝的下落和“耀兵异域”，这两个目的又是统一的。朱棣的帝位是篡夺而来，是非法的。因此，朱棣寻找建文帝的踪迹有一定的必要性，当然，这主要不是为了找到建文帝，而是为了防止建文帝复辟。朱棣的国防政策与太祖朱元璋不同，他总是以攻为守，力争主动。郑和船队的武装巡游，有如现代美国航空母舰战斗群从波斯湾驶到台湾海峡，含有战略震慑之意，使可能帮助建文帝复位的力量不敢轻举妄动。因此，就有美国人说郑和的船队实际上是一支舰队，郑和下西洋就是搞侵略，这种说法也与史实不合。
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还是积极的国家海防，安定海疆。要说发展海外贸易，也基本不可能。因为，皇帝不是商人，皇帝就是皇帝，皇帝要发财，收税就可以，根本不需要亲自组织船队搞海外贸易。而至于一些让皇帝开眼界的新奇玩意儿，让对方朝贡就可以，不需要大量进入。朱棣这种派出船队以攻为守的海防战略，与他迁都北京居重御轻的战略部署相一致。
2005／7／18
三
当郑和站在船头，遥望西洋诸藩，他内心会有什么感觉？当他抬步走下海船踏足上岸，他只会自觉如同天神一般。从人性上说，那当地的土著，对这支突如其来的从未见过的庞大船队，真是大开眼界，也会敬畏如见到天神下凡。
在郑和眼中，他所到之处，都太贫穷，哪里比得天朝上国之富强？那些小岛上的人口，又哪里比得天朝上国之繁华？
有学者把《明史》记载中“耀兵异域”、“不服则以武慑之”的字句解读为侵略，是一种糊解乱释。那些地方，那些海岛，有什么东西可供郑和掠夺？他的一支船队，就足以胜过他们，示中国之富强了。所谓“耀兵异域”、“不服则以武慑之”，是一种政治策略，一软一硬，胡萝卜加大棒，以攻为守。
向诸藩示富，是安慰诸王，中国已足够富裕，不需要来抢掠他们的财富，不必恐慌。示强，是警告他们不要试图侵害我天朝上邦，否则，将给予坚决打击。所以，郑和下西洋，走的是和平外交路线。不是侵略，也不是软弱的求和外交。
郑和七下西洋，每次第一个到的国家必是占城，就是现在越南西贡地区。由于明朝军队制止了安南对占城的侵略，每次船队到达，占城国王都会穿起节日盛装，骑着大象，率领大小官员在码头载歌载舞迎接船队泊岸。
郑和分给他们耕耘工具，向他们传授耕种及引水灌溉的方法，教他们培植中国药材，教他们制作豆腐、豆腐皮和豆腐干，还教占城人建造有四只脚的屋，就如同是行神迹一样。广州有一个远古传说，五个仙人骑着仙羊，教会了他们的祖先种稻子，广州因此别称为穗城、羊城。神仙还需要掠夺凡人的财富吗？神仙也不会自贬身价到去做这样卑鄙的事。
据说有位新加坡学者认为，“应该以更批判的目光，看待中国文献对郑和下西洋历史的记载”，“郑和下西洋是军事侵略行为，是一种初期的殖民主义，其特征是控制贸易航线，垄断贸易，控制市场价格，掠夺别国资源”。
他的这种观点，也有个别国人附和。但是，这位新加坡学者显然学识少了点，至少是个历史盲。他竟然不知道朱棣是个封建皇帝，并不是资本家。他也不知道郑和只是给皇上办事的太监，并不是商人。如果要说他们是做生意的勾当，在当年一定被砍头。皇上是商人比得了的吗？中国的封建皇帝需要通过自己搞贸易来发财吗？他只管收税就行，而中国本土大陆已有足够多的人口来为他缴税了。
所以，不能用哥伦布航海的眼光来看郑和，郑和是哥伦布所不能比拟的。哥伦布不过是个穷小子，受着马可波罗《东方见闻录》的吸引，想去寻找东方的财富，发一笔横财。而西班牙国王也不见得怎样富，他也想发些个横财，所以才勉强资助了哥伦布三艘破旧不堪的军舰，这能与郑和辉煌的船队媲美？哥伦布与郑和身份不同，航海目的也不同。哥伦布是要为自己挣一笔横财，在海地岛，他也幸运地见到了黄金，立即疯狂地、不择手段地进行掠夺，把岛民的一切东西都据为己有。而郑和根本无需为自己的财富忧心，他所要做的，就是为皇上向四海示中国之富强，宣中国之仁德。
郑和的航海是和平之旅。哥伦布的航海是掠夺之旅。一些人搞不清郑和航海的意义，少数持西方中心观的学者也是这样，总是抬哥伦布而贬郑和，认为郑和航海的价值不如哥伦布。认为郑和下西洋只是一次没有实际意义的“政治大游行”。但对我而言，郑和航海的世界性意义是很清晰的，绝不是“政治大游行”，也不仅是和平之旅，郑和航海的价值，绝不比哥伦布低。
郑和七下西洋对世界的意义，这次航海的巨大价值，看郑和在占城所做的一切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郑和的航海，是传播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之旅。本质上说，是哥伦布航海传播资本主义文明之旅所不能比的。哥伦布航海，为当地人民带来的是灭顶之灾。郑和航海，给当地人民带来的是福泽。在占城是这样，在爪哇是这样，这就是他们航海的性质差别。
四
梁启超评析郑和下西洋时说：“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维哥达嘉马以后，有无量数之维哥达嘉马。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他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去海外的目的是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故其所成就者，亦适应于此希望而止。何也？其性质然也。故郑和之成就，在明成祖既已踌躇满志者，然则以后虽有无量数之郑和亦若是则已耳”。
梁启超在国内首开郑和研究，反思近代中国落后之原因，影响深远。但他得出郑和航海之终止，应问咎于“雄主之野心”的结论并不准确，眼光也没有看对。我们可以通过这么几个事实来证明梁启超是看走眼了的。
永乐四年（1406年），明朝发兵八十万发动对安南胡季嫠的战争。
《越南历史》说：“从陈朝末期开始，明就利用这个王朝的没落来进行各种侦探和挑衅活动，到了15世纪，明侵略我国的阴谋就实现了……”
但是，明朝与安南发生战争的主要原因，并不像《越南历史》说的那样，是明朝的侵略。相反，倒是因为胡季嫠的扩张野心，他多次发动对占城王国的侵略战争，屡屡侵犯明朝边境，朱棣才发兵入越。这场战争，既是捍卫中国领土和人民免于胡朝的烧杀劫掠，也是制止胡朝对占城的侵略，以及行使宗主国权利。战争结束，胡季嫠父子被俘，胡朝灭亡。胡季嫠后来被派到广西当官，安南由大明管辖，重建交趾行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