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维齐的指导下，帝国的国务会议处理政府的一切工作。参加国务会议的人员包括素丹、大维齐、维齐尔、鲁米利亚和安那托利亚的两个大法官和财务长官，另外还有国务秘书。两个大财务长官负责核算中央政府的各项收入与支出。直到穆罕默德二世。税收都由国库直接管理，但由于征税的困难和偷税漏税，导致了包税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财政是高度分散的，地方政府的经费由自己征收和使用，宗教机构则由捐赠的财产来供养，而不一定通过国库。国务秘书负责记录素丹及其政府的所有诏谕和命令，并在公文上加盖素丹的御玺和附加素丹的签名。伊斯兰长老在国务会议中并无席位，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应邀参加。在国务会议讨论的一切事务最后由大维齐决定，然后呈报素丹审批同意。“帝国政务会议本身也要诚心诚意地纠正由于官吏滥用职权而造成的冤案。”这说明行政机构也拥有部分司法权。
奥斯曼国家的管理分为军事（包括政府管理）、司法（包括教育）、财务三部分。国务会议下设有一套官僚机构，它协助贯彻执行决议和保存国家档案。16世纪，中央官僚机构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即管理文牍与人事的各局和管理财务的各局。如政务会议局，负责起草、发布、编档保存各种法令、布告和不属于财务方面的规章，包括诸如条约和协定等有关外交事务的文件；管人事的局负责保管任命大臣、法官以及总督和县长等地方官员的档案，掌管政府的军事、行政和宗教事务三方面的全部任命。秘书长是中央行政机关的长官，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这个官员的主要事务变成处理与外国的关系。管理财务的局很多，18世纪末，这种局的总数达到25个左右。它们处理有关收入与支出的一切事务。财务管理由财务长官和他的两名主要助手负责。
军事与行政机构的人员除素丹、大维齐和维齐尔之外，还有后宫、内廷和外宫的主要成员、扈从官员、大封建领主和禁卫军军官。
中央统治机构之下的最高地方机构是省，一个省由数个桑贾克（Sanjak）组成，省设省督，称为“贝勒贝伊”。他既是一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又是最高军事长官，负责统领一省的封建骑兵。省的机构设置完全效仿中央。穆拉德一世在鲁米利亚任命了第一个省长，以便于在巴尔干的进一步扩张。安那托利亚的事务一度由素丹亲自掌管，1393年巴耶济德一世为了更专心致志于领土扩张，便在安那托利亚西部组成了第二个省，15世纪初，当奥斯曼人向东发展时，在安那托利亚中部又组成了另一个省。1609年，全国共有32个省。省下属的地方行政单位称为桑贾克（县），由桑贾克贝伊管理，他也是一个桑贾克的军事长官，由副官们辅佐。一个桑贾克往往由几个村子组成。
穆罕默德统治期间，所有的省督都由素丹委派。随着帝国版图的扩大，国家生活的日益复杂化，就需要更多受过训练的行政人员。穆拉德二世将他的年轻奴隶中最有前途者放在学校里，同他自己的儿子们一起读书来解决这个问题。穆罕默德则创立了宫内学堂，一直开办到20世纪初。学生是从战俘中的十至十五岁的儿童中仔细挑选出来的，或是从基督教省区征召的。他们在官内学堂接受全面的教育，学习语言、文学、音乐、法律、神学、军事、行政管理、税务、体育等。毕业生被派到政府各部门的行政岗位上。宫内学堂的毕业生，形成了一个集团，他们分头实行管理，各自效忠素丹，由于他们是受素丹培育的，所以常为素丹及其家族效劳，有了功绩才被委任以政府机关的职务，才能得到提升和恩宠。
蒂玛制度则是与地方骑兵相关的一种社会制度。这种制度满足了素丹对正规骑兵的需要，也满足了素丹开拓新占土地的需要；更满足了素丹地方行政管理的需要。除禁卫军步兵和骑兵外，封建骑兵也构成奥斯曼军队的一个重要部分。而封建骑兵的维持则完全依赖于采邑制度。巴尔干的大部分土地和安那托利亚的全部土地，都被认为是国家财产，有些土地变成了瓦克夫，有些则成为皇家地产，大部分土地则给予采邑主。他们既执行地方行政职务又执行军事职务。封地被分成三部分：年收入在二万阿斯帕尔（Asper）以下的属于“蒂玛”，年收入在二万以上十万以下的封地叫做“扎美”，年收入超过十万阿斯帕尔的大封地是“哈斯”。采邑主被称为西帕希，他随时准备参加部队，并且要带着一定数量的战备物资。他们所带的人数和物资的多少取决于他们封地的大小。和平时期，他们要进行军事训练。拥有小块领地的人带一匹马、一个护胸和一顶帐篷前去；拥有前者领地两部以上的人，则除自己外再带一个人和相应武器。战时西帕希要受一位军事首领的指挥，这位军事首领或是政府任命的，或是西帕希当中选出的，他都会被素丹授予扎美。这种封建骑兵不仅是奥斯曼军队的主力，而且几乎连续不断地进行越境征略。儿子跟随父亲出征，有继承父业的资格。蒂玛之上便被组织成桑贾克，桑贾克既是行政单位，也是军区，受桑贾克贝伊（Sanjakbey）管理和指挥。桑贾克之上是省，即贝勒贝利克，长官被称为贝勒贝伊（Beylerbey）或省督。桑贾克贝伊和贝勒贝伊往往是宫内学堂的毕业生，他们被授予“哈斯”，贝勒贝伊封地的年收入则至少在100万阿斯帕尔。除了他们的军事职责，蒂玛拥有者还要协助他们的上级军官，在他们的领地征收土地税和其它税款，维护当地的法律和秩序。一个省的年收入只有一部分归蒂玛所有，其余部分除留下省督的各种开支外，要上缴国库。税收、行政、军事等职能以这种方式结合在一个军官身上，军队和国家的地位便得以加强。
蒂玛的分配是由中央政府掌握的，这要依靠地方的地籍调查。他们在每一个县内逐村列表负责登记一切收入来源，并将其编入档案。地籍调查最初只是在新征服地进行，后来凡是新素丹继位，某桑贾克的收入减少，发生重大的人员变动时都进行调查，这样就可以使素丹准确掌握他可使用的战士人数。大多数蒂玛持有者要么是在穆斯林家庭出生，要么就是素丹的奴隶。在早期，蒂玛也授予许多基督教徒，他们是巴尔干军事贵族的成员。但是到了15世纪末，这种基督教徒似乎不存在了，持有蒂玛的基督教徒或皈依伊斯兰教或下降为平民。这显示出这种制度已趋于保守。
蒂玛制度将帝国的行政与军事组织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素丹有了一支强大的骑兵而无须支付巨额现金，缓解了国库的负担。这种制度的有效性使帝国长治久安，帝国的军事封建性也从这种制度中明显地体现出来，但另一方面，这种制度和其他制度的持续性，“突出地表明了伊斯兰社会的保守性质”，奥斯曼社会后来丧失元气，“其根本原因正是因为这种保守主义，而不是像很多人所常说却实际是错误的看法，以为是接受宿命论的社会观所致”。奥斯曼帝国的采邑制度与西欧的封建制度明显相似，但两者之间又有明显的区别：首先西帕希不是他的封地的法律上的所有者。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国家，他只是获得封地上的收入。第二，尽管蒂玛持有者的儿子可以继承封地，但他死后若无儿子，封地将由中央政府封给别人。不存在西欧那样的再分封。第三，桑贾克贝伊和贝勒贝伊都是奴隶精英，他们的封地伴随他们的任命，如果他们调往别处，这些封地则给了别人。这样，地方骑兵与古兰制度结合在一起，这种结构防止了一个对中央政府的权力构成威胁的封建主阶层的形成，权力的天平向有利于君主的方向极度倾斜，而不是像西欧那样向封建主倾斜。
禁卫军的存在与古兰制度紧密相连。“古兰”是受过精良训练而在宫廷和国家机构中服务的奴隶。“古兰”制度是奥斯曼帝国最具自己特征的一种制度。奥斯曼人继承了鲁姆塞尔柱人的古兰惯例，但是有系统地训练和使用奴隶则与禁卫军团的发展和征召基督教青年入伍的制度有关。素丹的奴隶的地位与耻辱、受压迫、毫无人身权利等概念无关。他们是这个国家最有权利的军官，他们接受教育、被委以重任、领取薪水、统领军队、拥有采邑，他们实际上是政府公务员、军官和封建主，称他们为奴隶或许并不恰当。据说最早的禁卫军官是穆拉德一世统治时期由战俘组成的。按照伊斯兰教法，包括奴隶在内的战利品的五分之一要分给素丹。在奥尔汗和穆拉德统治时期，就开始把奴隶变成士兵。战场上被俘的青年被素丹以奴隶的名义养着，他们改宗伊斯兰教，被编成素丹军队中的特种部队。素丹也从奴隶市场上购买一部分男孩。由于战俘不足，奥斯曼人便从基督教地区征召男孩服役，这是古兰制度的重大改革。
这种改革始于何时并不清楚，至少在1395年，征募基督教男孩的工作已经开始顺利进行了。每隔四年，征兵的军官们就前往东南欧、安那托利亚各省和黑海地区，去征募一定数量的男孩。这些孩子的年龄通常是十二到二十岁之间。这些男孩到达伊斯坦布尔后被施以割礼，正式接受伊斯兰教。大约有十分之一的最优秀的人被送去接受更高级训练，这种训练既是体力的，也是智力上的。进行训练和学习的地方便是前面提到的宫内学堂。毕业之后他们则接受国家的各级职务，剩下的人则接受严格军事训练，然后进入禁卫军。进入军队之前，他们首先要在安那托利亚受雇于当地的农民和地主，以便学习土耳其语言、军事艺术和伊斯兰传统，这种做法使禁卫军与神秘主义教团发生了密切联系。这些人构成了帝国军队的骨干。这种制度的合理性是非常清楚的。奴隶来自于偏远的贫困家庭，然后接受一种全新的宗教、语言与生活方式，“他们把自己得到的权力与财富完全归功于国家，于是在理论上他们便完全忠于国家”。以上两个阶层的划分并不是严格的，前一阶层的成员，可以被任命为禁卫军军官，而后一部分人也可以接受高级民政职务。1453年以来，大维齐、各省省督、军官们都来自这个庞大的奴隶系统。他们有自己的法官和法庭，有关他们的案件，如不涉及神法，则由他们自己的法庭审理。
禁卫军与苏菲教团有非常密切的关系。16至18世纪是帝国境内的苏菲主义及其教团活跃的时期。当时伊斯兰委员会管理下的教团有八个，18世纪时发展到三十六个。其中主要的苏菲教团有毛拉维教团、贝克塔希教团、里沙伊教团、哈勒瓦提教团、卡迪里教团、亚萨维教团、纳格希班底教团等。对帝国政治生活影响最大的是贝克塔希教团。该教团产生于13世纪，15世纪得到发展。据传说，奥尔罕征募基督教少年儿童组建禁卫军团的计划，得到了贝克塔希教团长老哈吉·贝克塔希的赞同。这位长老用他的衣袖遮在战士的头上，向第一批禁卫军将领祝福。禁卫军战士白羊毛帽后垂筒形的长布，就代表长老的祝福。这虽属传说，但禁卫军与贝克塔希教团的关系密切却是事实。禁卫军自称是“贝克塔希的士兵”和“贝克塔希的子孙”，视苏菲长老为伊玛目，尊敬并服从他。贝克塔希教团的道堂遍布帝国各地。在官方军事仪仗队中，贝克塔希教徒被允许走在禁卫军的前列。有时，苏菲教徒还在禁卫军的军营中礼拜、念经，为奥斯曼军队祈祷。在反对素丹和政府的叛乱中，二者始终站在一起。18世纪，禁卫军坚持反对改革，企图保留原有的地位和特权，即以贝克塔希教团长老的祝福为借口，反对实行新军事体制。与他们一起反对改革的还有一些其他宗教人士和苏菲教徒，以致影响了更多的群众。禁卫军与贝克塔希教团的势力不断增加，显然对国家极为不利，所以马哈茂德二世于1826年取消禁卫军时，同时也下令取消贝克塔希教团，关闭他们的所有道堂。
2．伊斯兰宗教机构
伊斯兰宗教机构负责国家的宗教、法律和教育三个方面的事务。素丹位居伊斯兰宗教机构的最高位，素丹之下设有伊斯兰委员会，它由伊斯兰长老（Shaykhal—Islam）、各级各类法官、众穆夫提（Mufti，教法说明官）、教法和教理学教授组成。这个委员会的最高职务是伊斯兰长老。伊斯兰委员会下设“学者会议”和“教律裁判委员会”等附属机构。他们从事司法和教律裁决、管理清真寺、负责履行宗教仪式、管理福利事业和宗教基金、进行各级教育；学者会议还为中央行政机构的重要官员和地方官员配备法官或穆夫提，为政府官员解释伊斯兰法。帝国扩张时期，伊斯兰委员会经常随军出征，作战前动员和组织新征服地区宗教活动。伊斯兰委员会从宗教地产中获得财政收入。“帝国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土地被划出用以资助各项宗教活动。”这些土地被称为瓦克夫，是素丹和一些私人的布施。瓦克夫的收益除用以维护伊斯兰宗教机构之外，也帮助建立清真寺、学校、公共浴室和苏菲道堂。帝国后期，伊斯兰委员会的权力削弱，禁卫军常迫使伊斯兰长老或法官作出有利于他们的裁决。总而言之，伊斯兰委员会的成员在各个领域都有自己的职责范围，使伊斯兰教法得到执行者和臣民百姓的尊重。伊斯兰长老最初被称为首都穆夫提或大穆夫提。他的地位与大维齐相等，在素丹身边工作。穆罕默德二世攻克君士坦丁堡后，首都穆夫提改称为“伊斯兰长老”。苏里曼时期，长老的地位更加显要，素丹和大维齐在重大问题上要征求长老的意见；各种法律草案在发布之前，应呈报长老审核，看它是否符合伊斯兰教法，长老要审批法官判决的死刑案件；他还有权就国家最高决策问题发布政令。长老的法令还包括动员人民与军队协同作战，允许素丹放弃某个地域或签订、停止某个协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