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自60年代以来，世界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使广大殖民地纷纷摆脱西方的控制而获得独立，沉重打击了西方在世界政治中的权力，西方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日益减少，西方和美国都处在相对衰落之中，东亚经济的崛起更加消解了西方的影响力。尽管西方文明仍是最强大的文明，但它的影响和对世界的控制力已远非昔日可比。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以西方文明为准的现代性的基础被日益消弱，西方文明成为一种相对的现代化模式，西方的文化和价值不再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所能追寻的惟一选择。再加上西化的现代化模式带来的一系列不良后果，人们便开始对西化的道路产生怀疑。传统文化的回归便在这种条件下出现了。土耳其的伊斯兰教同样如此，它是一种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和思考。“伊斯兰复兴运动就其广度和深度来说是伊斯兰文明向西方作调整的最新阶段，它是在伊斯兰教而不是在西方的意识形态中寻求‘解决方法’的努力。它体现了对现代性的接受，对西方文化的摒弃，以及重新把伊斯兰教作为现代世界中生活的指导来信奉。”
土耳其的伊斯兰复兴不但是整个国际格局变化的结果，而且深受中东伊斯兰复兴的影响。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土耳其人的宗教意识明显增加。在东部的埃尔祖鲁姆，书店大量出售霍梅尼的著作。1987年，安卡拉、伊斯坦布尔等城市的女大学生为争取戴头巾进入课堂而示威游行时，伊朗议会声援了土耳其学生，土耳其政府指责伊朗干涉土耳其内政，结果两国产生外交矛盾。每当中东、中亚、巴尔干地区发生与穆斯林有关的事件时，土耳其就发生示威游行。表示声援和抗议。
历史上，伊斯兰教一直是反对外来威胁的集合点。一百多年前，广大穆斯林就以伊斯兰教作为反对西方侵略和西方观念渗入的武器。战后土耳其执行着亲西方的外交政策，参加了北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土耳其被纳入西方的冷战体系之中。但许多土耳其人认为，西方人一次又一次地抛弃了土耳其，在北约组织中，土耳其被当作仆人一样看待，欧洲共同体甚至不能遵守双方签订的财政议定书。1964年美国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向土耳其施加压力。这一切都导致土耳其国内反美情绪的增长和土耳其外交关系的重大变化。土耳其人要求执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同阿拉伯国家建立密切关系的呼声日益高涨。70年代阿拉伯国家的石油斗争更使土耳其这个无油国感到了发展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重要性。1983年祖国党上台后非常重视土耳其民族主义中伊斯兰价值和传统的重要性，并开始发展并重视与阿拉伯一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土耳其在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与伊斯兰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日益密切。外交上向阿拉伯一伊斯兰国家的倾斜，既是土耳其国家利益的需要，也是国内伊斯兰复兴运动在对外关系上的延伸。同时，这种外交政策的调整又是反过来促进国内伊斯兰情感上升的原因之一。
土耳其被西方誉为世俗化、现代化的样板，但凯末尔主义指导的现代化进程并非一帆风顺。战后，土耳其社会多次遭受经济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困扰，引起了诸多的社会问题，例如两极分化的加剧、经济发展的受阻、社会腐败日盛、犯罪率增加等。1994年出现了建国以来土耳其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国民生产总值严重下降，多年来，土耳其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1994年达到150％，失业问题非常严重，平均失业率为8．4％，城市地区高达12．8％，1994年失业人数为60万人。贫富分化和贫富悬殊现象更是触目惊心，1987年土耳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为750万人，1994年上升到1000万人。面对这一系列社会问题，人们对西化道路的怀疑日益加深，转而从伊斯兰教中寻求解决方法。这无疑是对凯末尔主义的挑战。随之，土耳其从上到下开始认同伊斯兰价值观，军队和政府的许多上层人物也不断强调伊斯兰教是土耳其民族主义的组成部分。伊斯兰复兴运动孕育产生了土耳其的伊斯兰民族主义。繁荣党的纲领是土耳其伊斯兰民族主义形成的标志。
总之，土耳其伊斯兰复兴的原因既有国内的又有国际的，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国内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导致社会结构的变迁，促进了伊斯兰教的复兴，凯末尔时期强制性的世俗化政策又促使多党制时期伊斯兰教成为一种民主自由的象征，而且伊斯兰复兴在战后至今一直具有政府反对派的特征；国际上，随着西方的衰落和土耳其国内西化道路的受阻，以西方特征为基础的现代化日益受到怀疑并开始解构，这使土耳其开始在传统中寻找现代化的道路。以上各种原因促成了战后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发展。
三、土耳其军队与政治现代化的发展
军队与政治现代化的问题涉及军队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和军队在现代化的政治中所处的地位的问题。而后一点则主要是军队和政治的分离。在土耳其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中，这两方面都牵涉到军队与诸如伊斯兰教等传统的关系问题。
凯末尔依靠他个人的政治手段和权威使土耳其军队基本上远离了政治，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从属地位。但自本世纪初期以来，土耳其军队形成了一种新的传统，即军队是国家开明运动的先锋。青年土耳其革命和凯末尔革命都是以军队为核心力量进行的。凯末尔注重在军队中灌输世俗主义思想，使军队具有了世俗共和国的维护者的形象，广大军官们也以维护凯末尔主义的共和国为己任。实行多党制之后，尽管军队的政治作用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军官们还是时刻关注着国家事务、军方还是多次发动政变干预政治。
凯末尔时代，土耳其军队发挥了重要的社会作用，军队是国家现代化和世俗化的先锋，但战后以来，军队的这种作用却发生了变化。今天，土耳其的农民仍把服兵役看成是人生的重要经历，因为军队可以造就士兵的纪律性、坚韧性和爱国主义等优点。60年代的土耳其作家都强调军队是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因为军队不但提高了识字率，而且给士兵提供了现代知识和技能。但军队的这种作用却在日益减少。1935年，土耳其81％的人是文盲，83％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并且实际上不存在他们进入传媒的路径。1990年，农村人口比例减少到41％，识字率达到80％一85％，电视普及到大多数遥远的乡村。军队的国民教育的角色已被迅速发展的城市化、教育的普及、传媒的发展削减了。军队正在失去其社会进步力量的作用变得只关心他自身的利益，这使他们具有了保守倾向。土耳其甚至出现了军队互助基金会这样的组织。1960年和1980年，军队都抓住机会提高自己的薪金和待遇。现在军人的生活水平要比一般的公民高得多。亨廷顿认为，随着社会日益复杂和文人机构的日益强大，军队会变得日益保守，而成为现存社会秩序的保守的维护者。在土耳其，军官们以前大多来自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现在企业家和职业技术阶层的兴起则使他们的地位相对下降。这种地位的下降同样加强了他们的保守性，他们日益成为既定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反对任何破坏现状的企图，尤其是反对左右激进派。90年代以来，伊斯兰主义者成为现存秩序的主要挑战者，军队便采取各种方式对付伊斯兰主义方面的激进行为。
50年代末土耳其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和民主党的独裁行为使世俗的共和国面临着危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军事政变。军队掌握了国家政权并解散了所有政党。政变的成功充分显示出现代化过程中土耳其军队远离政治的困难性。这次政变受到进步分子的推动，政变后许多有进步思想的法学教授被邀请起草新宪法。当时人们猜想，古塞尔领导下的民族统一委员会将进攻伊斯兰教，并严格执行50年代以前的严格的世俗化政策，清真寺将会被关闭，宣教中土耳其语将重新代替阿拉伯语。但事实的发展证明人们的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民族统一委员会不但没能破坏伊斯兰教，而且采取了一种支持伊斯兰的态度。古塞尔领导的民族联合政府纲领宣布，公民将不受限制地享受思想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公民将会自由地礼拜，但禁止利用宗教，民族统一委员会否认了它要干涉宗教和将古兰经翻译成土耳其语的谣言。古塞尔也多次发表讲话，谈到伊斯兰在土耳其人民和国家生活中的重要性。民族统一委员会接受了曼德列斯时期的制度变化。
60年代末，土耳其伊斯兰教与政治的关系更加复杂化。宗教不仅是选举中被利用的目标，而且成为反对左派激进派的工具和动员、组织所有反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带来的变化的社会力量的工具。这种情况下，德米雷尔失去了对伊斯兰运动的控制。他不但要对付党内的右翼势力，而且面临着埃尔巴干的伊斯兰主义的挑战，埃尔巴干于1970年1月26日成立了民族秩序党，公开批评共和国的世俗化政策和凯末尔改革，这更加速了政府对伊斯兰运动的失控，土耳其国家再次陷入动荡之中。1971年3月12日，军队发动备忘录政变，迫使德米雷尔下台。5月，民族秩序党因破坏共和国的世俗原则而被宪法法院关闭，同时被关闭的还有土耳其工人党。5月15日成立的非党派内阁宣布维护凯末尔改革和世俗化原则。
70年代末的经济衰退和随之而来的政治动乱，以及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发展，使世俗共和国再次陷入危险境地。由于缺乏远见、狭隘的党派和个人争吵，政变前6个月土耳其竞选不出一个新总统。权威的缺乏使小型激进的伊斯兰军事组织形成。世俗主义者指责救国党和埃尔巴干利用了宗教，而从救国党中分裂出的一些派别却认为救国党不够原教旨主义化。例如，埃尔巴干因为批评了1980年伊斯兰激进分子对麦加清真寺的进攻而受到伊斯兰主义者的报纸《Hicret》的攻击。这家报纸要求埃尔巴干对沙特阿拉伯的反宗教领导人提出谴责，因为他们是西方的奴仆，渴望酗酒和国际妓女；而武装分子才是能够带来真正的伊斯兰秩序的勇士。政变前夕的1980年9月6日，救国党在科尼亚举行了一次大型会议，有人在会上声称要建立伊斯兰国家，许多人戴着费兹帽和吐尔班，土耳其国歌奏响时他们并不起立。
1980年，左右极端主义引起的社会动乱遍及了全土耳其，法律和秩序的破坏超出了军队的容忍范围，军队再次发动政变来维护土耳其共和国的体制与法律。这届军人政府持续了三年零三个月，它的政治目标比起前两届军人政府来更加保守，他们没有长远的社会和经济计划，他们的目的是恢复经济秩序、结束恐怖主义动乱，并使土耳其再回到民选政府统治之下。同时，军政府时期制定的新宪法、政党法和选举法的目的都在于土耳其社会的稳定和阻止再次可能发生的军事政变。宗教政策方面，土耳其军队虽然坚持凯末尔主义的政教分离原则，但国内普遍上升的伊斯兰情感却促使军队不得不在宗教上做出让步。80年代中，土耳其政治生活中的明显的伊斯兰倾向，在90年代以繁荣党的执政为标志达到高潮，土耳其的世俗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的斗争也更加激烈。军方和民主党、正确道路党坚持凯末尔主义。军队以捍卫国家的世俗宪法为借口，不断地向繁荣党发起攻击。埃尔巴干在军队和世俗主义政党的压力下被迫辞职，权力转移到受军方支持的以耶尔马兹为首的世俗主义政党手中。
纵观战后土耳其的历史，土耳其军队在国家政治结构中具有重要地位，且发挥了重要的政治作用。军队试图远离政治，但总是卷入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来。自凯末尔时代以来，军队一直是世俗主义力量的核心和凯末尔主义世俗原则的维护者。但战后以来的每次军人政变都促进了伊斯兰因素的增长，伊斯兰价值不断得到军方领导人的肯定和支持。如何理解军队在土耳其政治中的这种矛盾作用？其实，土耳其军队既是凯末尔主义世俗原则的维护者，又是土耳其世俗化的国家体制和现存秩序的维护者。前者要求它反对土耳其的伊斯兰政治，而这两者相互矛盾时，它必须以维护国家体制维护现存秩序为重。土耳其是一个伊斯兰传统浓厚的国家，战后以来的伊斯兰复兴更使军队不能忽视民众的伊斯兰情感和伊斯兰教的政治作用。军队必须在维护世俗主义原则和维护世俗主义体制之间达到一种平衡，为此，军队领导人多次利用了伊斯兰教，促进了伊斯兰复兴的发展。我们知道，国家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暴力机关，军队是国家机器的核心构件，国家在各种社会势力之间要维持平衡，要利用各种方法消解社会势力对国家政权的威胁。土耳其是一个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各种社会势力处在不断的分化组合之中，国家和各种社会势力之间的平衡在不断地被打破，各种社会团体都热衷于政治。土耳其不但存在着各种社会势力之间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问题，而且种种极端的政治势力不断地向国家权威提出挑战。土耳其军队由于其历史传统，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要关心整个政府体系中权力和地位的分配，而且要维护土耳其国家对社会的权威。土耳其军队的干政都是在社会动乱、国家受到社会的威胁而文人政府又软弱无力时发生的。每次军事政变都促进了伊斯兰复兴的进一步发展，这主要是作为国家机器的军队为了消解来自社会的极端势力，从而在社会各种势力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达到某种平衡。例如在80年代，土耳其大学校园的伊斯兰倾向不断发展，这代表了青年一代对政府的不满，具有反政府特征。为了消减这种情绪，上层军官们便采取了支持伊斯兰的态度，从而使军政府和军人支持的文人政府具有更加广泛的合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