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土耳其政治现代化发展的几个时期
通过前五章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土耳其政治现代化的发展呈现出了明显的阶段性。土耳其政治现代化的历程基本上呈现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百年改革时期，从谢里姆三世改革到青年土耳其时期。这一时期是土耳其政治现代化的启动阶段，政治现代化的各个方面诸如政教分离的世俗化、政府机构的科层化甚至议会制度和自由立宪运动都在这一时期启动了，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效果。政府机构的设置按西方的样式进行了改造；世俗化的法律和世俗法庭开始出现；一大批军事的和非军事的世俗化教育机构得以建立；这期间土耳其有了一部宪法。但不论从哪一方面看，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都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伊斯兰教仍然是国教，素丹一哈里发依然是土耳其人民的最高领袖；大部分教育依然控制在乌勒玛手中；沙里阿法和宗教法庭依然牢固地支配着土耳其人的生活，世俗法和世俗法庭只适用于帝国的基督教臣民；议会被哈米德二世解散、宪法被束之高阁。土耳其政治现代化的第二个时期是从1919年一1945年的共和人民党统治时期，这一时期以凯末尔革命和凯末尔的激进世俗化改革为特征。这一时期又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19—1922年10月，为民族解放战争阶段，这一阶段土耳其人民赶走了外国侵略者、恢复了国家的主权与独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变成了具有独立主权的现代民族国家——土耳其共和国，从而完成了政治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第二阶段是1922年11月一1938年11月，为凯末尔政府改革阶段，通过这次世俗化改革土耳其在政教分离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实现了政教分离，伊斯兰教从土耳其的政治话语中消除了，土耳其完全变成了一个世俗化的国家。这是土耳其政治现代化的又一重大突破。第三阶段是1938年底到1946年，是伊诺努继任总统、坚持凯末尔主义的阶段，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土耳其政治带来一系列变化的阶段。第三个时期是1946年至今。这一时期，多党民主制代替一党制，开始了土耳其政治现代化的民主化时期。这一时期又以70年代初期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伊斯兰因素开始在政党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伊斯兰教也走向复兴，但世俗主义势力占有绝对优势，虽然成立了一些伊斯兰政党，但这些政党并没有进入议会。第二个阶段是1971年至今，这一阶段伊斯兰主义政党以明确的伊斯兰纲领参加选举并进入议会，伊斯兰政党走向国家权力，并且在1996年走上执政党的位置。这两个阶段的伊斯兰政治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前几章已经对奥斯曼帝国时期和凯末尔时期进行了论述，这里主要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政治现代化的发展情况。
1946年至1970年是土耳其伊斯兰政治发展的重要时期。1945年之后的几年里，民主的概念在土耳其普通民众中极为流行，几乎成为一种热潮。这种情况下，伊斯兰主义者提出世俗主义因为破坏了绝大多数土耳其穆斯林的宗教信仰自由，从而是反民主的。许多老练的伊斯兰主义者并没有提出结束世俗主义；他们仅仅声称，真正的世俗主义并没有在土耳其存在过，土耳其所经历的只是国家对宗教的控制。这种制度“违背民主、违背世俗主义、违背伊斯兰教”。这种观点成了伊斯兰话语的基础。伊斯兰主义者也注意到对土耳其人来说，宗教与民族是统一的，宗教义务同时也是民族义务。共和国的世俗化政策在人民中造成宗教上的无知，并在宗教认同上造成混乱。结果共和国缺乏能进行宗教指导的神职人员。相反，在真正的世俗国家每一个大学都有神学院，许多大的研究机构都建立在宗教基础之上。为挽救土耳其青年一代的道德，很有必要让他们接受伊斯兰教。
伊斯兰主义者批评共和人民党由于20年来没有重视伊斯兰教而破坏了民族的信仰。冷战中反苏联霸权主义的因素也用来指责共和人民党，他们认为共和人民党所走的道路是苏联的道路，过去20年来，共和人民党有意无意地在为苏联意识形态服务。即使战后土耳其国内没有任何共产主义的威胁，伊斯兰主义者也认为共产主义为了自己的胜利，走的是一种消除民族和宗教情感的道路；土耳其伊斯兰的敌人已通过改革加速了这一倾向；在当代世界，只有伊斯兰教在抵抗着日益增强的共产主义。由于共和人民党和伊斯兰主义者一样激烈反对共产主义，所以他们没有反驳这些观点，并在某种程度上承认这些说法。
一些伊斯兰主义者提出。为了赢得人民的支持，共和人民党必须改变它对伊斯兰教的态度。1946年大选中遇到一些挫折之后，共和人民党开始认识到这一点。1950年大选之前，为了获得更多的支持，政府对伊斯兰教做出了一些重大让步。但这些让步既没能安抚伊斯兰主义者也未能按抚一般选民。他们宣称“共和人民党和伊斯兰教保持和谐是不可能的”，这种不一致不仅是一个宗教思想和理想的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阶级和文化的问题。伊斯兰主义者将共和人民党称为“西化的政党”，而一般人民也正是这样看待共和人民党的，他们还认为这个党是和他们没有丝毫共同之处的统治阶级的政党。人民大众和共和人民党是有距离的，他们对该党追寻的西化和世俗化感到难以理解。政治上，共和人民党代表着官僚和国家机器，而城市和乡村的人民对这两者都深恶痛绝。
民主党对伊斯兰教的政策是模糊不清的，它同样没有赢得伊斯兰主义者的信任。这或许是由于民主党的四个建立者（拜亚尔、曼德列斯、科普吕吕、考拉尔旦）都来自于共和人民党之故。他们都曾支持共和人民党的世俗化政策，科普吕吕还曾被赋予设计改革伊斯兰教的使命。伊斯兰主义者清楚这一切，早在1950年大选之前，他们就认为民族党才是捍卫并和伊斯兰社会一致的宗教政策的政党，民族党会给土耳其带来真正的世俗主义，阻止民族滑向无神论。
多党制的开始实质上结束了土耳其的军事性的世俗主义政策。反过来，世俗主义成为共和人民党用来攻击政府的武器，提出民主党背叛了凯末尔主义。强制性的世俗主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伊斯兰主义的胜利。由于共和人民党长期的一党专制，使它在大选中失败。民主党则因许诺结束土耳其的一党独裁而赢得了大选。伊斯兰主义的舆论极为赞赏的民族党也在大选中失败。没有对民主党形成威胁。然而，整个50年代，民主党对伊斯兰教的自由主义态度鼓励了伊斯兰教的复兴，这种复兴本质上是文化性的。主张复兴伊斯兰传统的观点看起来是民主的，因为它一方面主张宗教信仰自由，另一方面又是土耳其大多数人民的要求。1950年6月民主党的两个代表提出废除禁止以阿拉伯语祈祷规定时，就持有这样的观点。他们提出这个禁令妨碍土耳其穆斯林以他们愿意的方式礼拜，从而破坏了他们的信仰自由。由于大多数穆斯林投了民主党的票，这种民族意志也促使民主党政府取消这一禁令。甚至共和人民党也没有反对这种被绝大多数人民接受的提议。宗教的复兴和宗教反对派的出现被许多政党看成是一种对独裁政府强加给人民的改革的反应。1945年以后历届政府对宗教所做的让步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这一点，并试图以此恢复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信任。但在整个50年代，民主党人并没有允许任何反凯末尔主义的行为，即使部分地恢复沙里阿法的行为也遭到政府禁止。
处于地下状态的苏菲教团重新活跃并攻击凯末尔改革。首先活跃起来的教团是蒂简尼亚（Tijaniya），它在组织上类似于纳克什班底教团和卡迪利斯教团。它最初于18世纪建立于北非，30年代一个名为凯末尔·皮拉沃格鲁的律师将其引进土耳其。他们认为凯末尔改革导致了无神论和道德的衰落，因而进行反对。50年代，他们到处破坏凯末尔的塑像和雕像，认为它是穆斯林被迫崇拜的偶像，他们甚至宣称，为了恢复伊斯兰教以前的光荣，他们有以暴力反抗政府的权力。50年代，教团势力非常活跃，民主党尽管不允许宗教极端主义，但发现这些教团对他们是有用的。蒂简尼亚成员由于其反凯末尔主义的暴行而受到了惩罚，皮拉奥格鲁被判处十五年的监禁。以地主为谢伊赫的各种教团在东安那托利亚有广泛的影响，这些谢伊赫控制着那里的“选票银行”。民主党认识到为了赢得大选，不能忽视这些教团的重要性。谢伊赫们支持民主党的同时，要求政府对他们进行回报。民主党培育着与努尔希及其追随者的友善关系。严格说来，努尔科斯不是一个苏菲教团，而是一个学派，因为萨伊迪·努尔希的继承者从没有把自己看成是圣人，努尔希主张按照20世纪的条件解释古兰经；反对理性主义和唯物主义，认为现世是短暂易逝的，来世才是真实的。他在一本小册子《作品》中提出了解决日常生活的各种矛盾的知识，并试图以这些方法解决当代的道德失序。他反对世俗主义，希望恢复神权国家统治。他说土耳其在经历了长期无神论的黑暗统治之后，已进人光明时代，他的使命是拯救人民的道德和信仰，而要实现这个理想则必须在全民族中传播他的观点，在清真寺中建立自己的学派。努尔希甚至给曼德列斯写信，要求在所有学校教授他的理论。他希望将所有穆斯林团结在努尔希主义的旗帜之下。努尔科斯很快发展成一种全国性的组织，参加者自称属于古兰经党。甚至在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德国都有了它的分支机构。
1945年之后的政治民主化和随之而来的伊斯兰回归是这些教团兴起的重要原因，但我们也可以从民主党执行的经济政策中找到解释这些现象的更深层的原因。民主党上台时曾许诺他们要通过制造出土耳其的工商业资产阶级来完成凯末尔革命。为此，他们在农村修建道路、开通公共汽车、发放信贷，从而为工商业者和外国产品打开了全国市场。开始，农民们从国际市场带来的高物价中得到了实惠。这从1954年选举中民主党取得的巨大胜利中反映出来。但自由主义和经济繁荣却在扩大贫富鸿沟，从而增加了社会矛盾，广大民众在寻找着对现存秩序提出挑战的工具，伊斯兰的复兴便有了市场。50年代的伊斯兰话语虽不能阻止社会矛盾，但却毫无疑问地延缓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宗教社团的世界观要求民众保持政治上的平静，因为现世的苦难是为了来世的幸福，人们今世的苦难和幸福都是安拉赐给人们不同的才智的结果；现世是易逝的，其财富也是没有价值的，他们会在来世获得真正的丰收，天堂的财富更为重要。这种宣传在多大程度上消除了人们的政治积极性是难以界定的，但它却毫无疑问地在促使人们接受现状，人们也以宗教而不是以阶级的观念来认同自己的身份。认识到阶级意识威胁的伊斯兰主义者攻击阶级观念是无神论的共产主义的工具。
1960年民主党政府被军事政变推翻，民主党被取缔，其领导人被禁止参加政治活动。1924年宪法被新的自由主义的宪法取代。该宪法宣称土耳其是一个对所有公民的福利负责的社会性国家。它含蓄地承认了阶级的存在并允许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形成。工人被给予更大的结社和罢工的自由；学生们能够组织独立的社团。伊斯兰主义者注意到了所有这些变化，并作出了相应的反应。20世纪40年代共产主义被看成是来自莫斯科的要在缺乏伊斯兰价值的社会中寻找土壤的外部威胁，60年代共产主义则被看成是一种内部威胁，而对付它的武器则是伊斯兰教。当左翼势力批评政府与社会时，伊斯兰主义者则对其进行激烈的抨击。土耳其工人党在1965年大选前后变成了伊斯兰主义者的主要攻击目标。伊斯兰主义的这种作用受到世界伊斯兰联盟等国际伊斯兰的支持。塞浦路斯危机和约翰逊来信之后，伊斯兰主义不但反共产主义，而且也不断反对美国，具有了民族主义的因素。
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是当代土耳其伊斯兰政治发展的第二个时期。70年代开始土耳其的伊斯兰政治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主要从民族行动党、救国党和繁荣党的出现中表现出来，这些党虽然依然使用伊斯兰话语，但其要求已和50年代有了巨大的差别。50年代教团宣传的政治上的克制理论趋于沉寂，而代之以这些党派要求采取行动的号召。这些政党代表着衰落中的安那托利亚的小资产阶级，他们要求现世现时的物质上的拯救。60年代土耳其的工业化发展迅速，这导致了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尤其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涌进城市的农村人口往往居住在简陋的贫民区。小商人和手工业者由于受到大工业和大商业的竞争而每况日下，70年代的经济危机更加剧了这种变化。1969年，埃尔巴干指出：“经济机制的运行有利于大城市的商人，安那托利亚的商人则受到歧视。”这种转变产生的政治后果是巨大的。正义党在70年代被不断肢解，共和人民党也被迫提出具有社会民主性质的纲领，放弃与军事官僚上层的联系。心怀不满的安那托利亚的商人总是抱怨德米雷尔，他们转向从正义党分裂出来的一些小党。结果，至少有六个新党在这种危机中产生了，其中有救国党、共和信任党、土耳其统一党。其中民族秩序党和后来的救国党是伊斯兰主义政党。伊斯兰主义者主张恢复传统道德和宗教价值才能拯救土耳其。他们要求土耳其人民以奥斯曼伊斯兰的光荣和传统为骄傲，并声称他们的党就是建立在这种传统基础上的。广大人民很高兴看到他们自己文化的复兴，因而支持伊斯兰主义者。埃尔巴干批评美国对土耳其的霸权主义，反对盲目效仿欧洲。他提出“通过道德和物质的进步来达到民族的幸福与安宁”。埃尔巴干也强调自由与民主，因为民主和自由能使他的政党不致被关闭。但他关于民主的观念却是模糊不清的。他说：“在一个以普通人民的选票决定事情的社会里，伊斯兰教将要衰落。民主是按照西方的和基督教的方式统治无知的人们的西方阴谋，它是基督教对伊斯兰教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