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主化与宗教复兴的开始
欧洲战场的硝烟消散时，土耳其经历了共和国建立以来最为深刻的政治变化。1945年6月，共和人民党内四个持不同政见者——拜亚尔、曼德列斯、福阿德·科普吕吕、雷费克·高拉尔旦签署了一个四人建议，要求建立反对党、取消经济限制。11月1日，伊诺努总统在议会发表了一个著名演讲，宣布共和国一直具有“民主特征”，并从来没有接受过独裁，土耳其所缺乏的只是没有一个反对党。他表示：“为了适应国家的需要，在适当的民主自由气氛中，有可能建立另一个反对党。”在他的鼓励下，1946年1月7日正式建立了民主党。民主党不是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个反对党，但却是第一个有持久生命期的反对党。民主党主张促进民主和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在群众中很有影响。共和人民党将原定于1947年举行的大选提前到1946年7月举行。结果，没有充分准备的民主党仅获61个议席，共和人民党则获席位391个。
1946年大选虽然仍使共和人民党执政，但它是在多党竞争的条件下选举上台的，这样土耳其便从一党制进入了多党民主制时期，关于土耳其进人多党民主制的原因，学者们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认为是国内原因促成的，也有人认为主要是外部作用导致的。实际上，土耳其的民主化仍然是奥斯曼帝国时期开始直到凯末尔的西化改革的继续，这种政治变化仍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结果。战争期间，土耳其由于出口大量的战略物资而使对外贸易大为兴盛，加上政府的庞大支出，使土耳其的商人、资本家大发其财，资产阶级的力量壮大起来。战时土耳其的出口贸易一直在上涨，外贸出口为顺差，如以1938年的出口额为100，到1944年上升为118。尽管战时经济总体上是衰退的，但工业生产却在增长，而且在国民总收入中的比重也在缓慢增加，土耳其工业生产的比重1940年为13．5％，1945年则占14．85％。战争结束后，土耳其出现了新的富人阶级，他们对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和经济上的家长式统治不满。从凯末尔改革以来，土耳其社会各方面正经历着一些重要变化。新的一代成长起来，他们深受凯末尔主义的影响；城市化有了一定的发展，识字率也得到了极大提高。1927年居住在十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居民占总人口的6．2％，1945年为7．4％，1950年则为8．3％；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识字率也有增加，1927年为10．6％，1935年为20．4％，1945年30．2％，1950年为34．6％；城市中男子识字率在1950年则为72％，另外交通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新的铁路网和公路网改变了整个国家的面貌。
新的富人阶级的出现、城市化和识字率的提高似乎都为土耳其的民主准备了条件。如果这些条件确实是民主制度所必需的，那么这些方面的发展究竟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才符合民主制度需要。其实，若是和世界上其它民主国家相比，土耳其的城市化程度和识字率在40年代是不算高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土耳其在实行多党民主制以前，并没有像西欧和东亚国家那样出现一个群众性的民主运动来推动上层的民主化改革。民主化改革实际上仍是在西方影响下由上层精英推动的一种西化革命。土耳其的政治改革再次显示出它的超前性。西方对土耳其民主化的影响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西方的民主最早对土耳其发生作用，是在19世纪后期。1878年土耳其历史上出现了第一部宪法；1908—1909年的青年土耳其革命是一场旨在恢复宪法的宪政运动，结果使素丹的权力得到了极大的削弱，凯末尔时期建立多党制的呼声已经存在，凯末尔也曾两度想建立反对党，但因种种原因没有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土耳其的政治影响是巨大的。战争期间，土耳其一直和英法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丘吉尔曾多次敦促土耳其参加对德作战，但伊诺努坚决拒绝。1944年4月，德国败局已定，随着英美作出采取适当措施以防止土耳其经济崩溃的诺言之后，土耳其于1944年8月断绝了同德国的外交与经济关系。为了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参加旧金山会议，1945年2月23日土耳其对德国和日本宣战，但这时欧洲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
战争使土耳其对美国的强大有了深刻的认识。美国参战后，以其雄厚的财力与物资、军火支援西方盟国及苏联，其力量之强大、技术之先进、军事手段之优越，特别是美国的原子弹，一举击溃日本，使土耳其朝野震动，印象深刻。同盟国的胜利，被世界大多数人民看成是民主力量的胜利，是议会制度的胜利，似乎美国所倡导的自由民主是世界和平的保障。“美国在同盟国中所表现出来的雄厚实力和对战后国际事务中所持的立场，已为土耳其人所倾服。”美国在战后已跃居资本主义世界的首位，土耳其不论从战略地位还是历史因素方面考虑都是美国在中东与苏联抗衡的理想伙伴。土耳其面向西方，追随英法、向往民主。伊诺努在战争后期曾声称愿实行多党制度，扩大自由民主，因此，美国愿意支持土耳其。而苏联却在1945年3月19日宣布废止1925年签订的苏土友好中立条约。12月间，苏联报纸发文说：“1921年莫斯科条约划归土耳其的几个边界省份应该归还。”1946年8月苏联政府又向土耳其政府发了照会，提出建立新的黑海海峡制度。土耳其政府则坚决拒绝。苏联的行为引起了土耳其人民的极大反感，安卡拉发生了抗议苏联的示威游行，人民的反苏情绪由此高涨。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战后初期在外交上完全倒向了西方。面对苏联的威胁，美国派战舰到伊斯坦布尔附近，受到了土耳其人民的欢迎。1947年7月，土美签订了军援协定，美国根据杜鲁门主义计划，对土提供军援一亿美元。国际事务对土耳其的国内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1945年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土耳其国内出现了亲西方的、赞成民主的倾向，这种倾向无疑是由于西方的胜利和土耳其与西方的友好关系造成的。人们自然认为西方的胜利与他们的民主制度有关，伊诺努决定实行多党制时便受到了普遍的欢迎。
实行多党制虽然是一种西化的改变，但从此却打开了宗教复兴的樊篱。共和人民党这时仍遵循凯末尔奠定的世俗化路线，但它在宗教政策上却实行了一些让步。1947年12月2日，共和人民党第七次大会对世俗主义的解释是：“将宗教思想排除在政府和政治的世俗事务之外是构成成功、进步和发展的主要因素。”1946年12月24日国民议会上两名代表提出，为了加强反对苏联意识形态的精神力量，应该恢复公立学校的宗教教育。他们说：“信仰就像一个国家，如果不设防，敌人就会侵入，我们防止危险意识形态的方法就是传播我们自己的信仰。”他们的主张遭到了反驳。1947年第七次党代会上，他们又提出这种主张，并得到了许多党员的支持。最后形成的党的决议认为，应加速经济发展和西化进程，并以此抵御苏联意识形态。但宗教问题已经被提出来了，且不断地在报纸、广播和议会中被讨论。受过世俗官方教育的人抱怨他们被剥夺了接受宗教教育的权利，其他人则认为宗教生活应当像西方那样受到尊敬。许多人提出以科学和世俗的原则训练神职人员有利于反对宗教方面的愚昧。在国民议会中，世俗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的矛盾也非常尖锐。这种情况下，执政的共和人民党放宽了在宗教方面的限制。1947年9月政府颁布了一项关于私立学校的法律，规定人们有权建立私立宗教学校。同时国家教育部的条例规定，建立此类学校必须提前依法提出申请，而且，除政府允许的课程以外，不得在学校中教授其它任何课目和书籍，所有课程必须以土耳其语教学。1949年1月，政府决定在小学开设宗教选修课，但宗教课的成绩不影响学生的升级或毕业，愿意使自己孩子接受宗教课的父母必须提出书面申请，课程内容以教育部规定的一本书为基础。
另外，有关宗教人员教育的问题也提出来了。1948年1月两名议会代表提出了恢复伊玛姆学校和宗教学院议案。政府教育部编制了培训神职人员的课程，并在安卡拉、伊斯坦布尔等城市对一些中学毕业生进行为期10个月的宗教培训。
1949年1月24日，古纳尔戴伊总理在议会中宣读政府纲领，声称公民的信仰自由是神圣的，政府将使希望自己的孩子接受宗教教育的人如愿以偿，但政府决不偏离世俗原则，不允许为了政治目的和个人利益而利用宗教。1949年6月，国民议会通过法案，同意建立安卡拉大学神学院。
小学宗教课程的设立和神学院的恢复，虽然没有破坏世俗化的原则，但许多人把它看成是“伊斯兰回归”的开始。反对过分世俗化的意见最初出现在共和人民党内，反对党成立后又成为鼓励宗教的重要力量。1946年民主党建立时，对宗教采取了一种非常尊敬的立场。它的纲领宣布，民主党放弃导致对宗教的不友好态度的对世俗主义的错误解释，提倡政府不干涉宗教。民族党是比民主党更为保守的另一个反对党，它认为政府和宗教事务应该完全分离。针对这种看法，共和人民党政府发言人则认为将宗教生活完全留给各种社团和组织会引起危险的冲突。民族党则在它的纲领中宣称：每个公民有“思想和信仰自由以及以他选择的语言进行宗教实践的权力”。该党总书记希克米克·拜于尔称，世俗主义原则应该是禁止国家干涉宗教事务。1948年12月23日，反对党的一项联合申明要求从宪法中取消共和人民党的六原则，因为一个党的纲领不应该成为宪法的一部分。1950年5月14日大选临近时，伊诺努表示接受这个要求，并将一些著名的土耳其人的陵墓对公众开放参观。但共和人民党的宗教让步政策并没能成功。大选的结果表明，人民期望土耳其发生民主党提出的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变化。
二、民主党时期的宗教与政治
1950年的大选是在两党竞争的公平条件下进行的。选举结果在人们的预料之中，民主党获得408个席位，共和人民党获得69个席位，拜亚尔被议会选举为总统，他任曼德列斯为总理。这即是共和人民党的失败，又是共和人民党的胜利，因为选举一方面使执政20多年的共和人民党下台，另一方面又使伊诺努力促的多党民主制又向前迈进了一步，说明土耳其开始真正进入了民主时代。
共和人民党长期忽略农业问题，没有充分考虑农村的发展，许多农民感到世俗化和现代化给他们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宗教人士和传统主义者没有忘记他们反对严格执行世俗化政策的共和人民党时遭受的痛苦。民主党执政后，安卡拉的一个清真寺的宣教师说：“感谢真主使我们摆脱共和人民党而获得自由。”1950年6月民主党的一位代表在国会中说：“阿塔图尔克是独立总统，伊诺努是极权主义总统，拜亚尔是自由总统。”从事商业的非穆斯林少数民族也对民主党胜利感到高兴，因为他们盼望更自由的经济政策。
按照1950年5月29日曼德列斯第一届内阁纲领的说法，使民主党上台的这次选举应该被看作是土耳其历史的新开端，这届政府是建立在人民意愿基础上的首届政府。纲领称，前政府的干涉主义经济政策导致了经济停滞，新政府将降低给私有企业贷款的利息，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促进私有企业的增长，国家将结束对私有企业的有害干涉，投资那些不能吸引私有企业的领域；教育制度须将道德、精神和民族因素考虑在内，采取一切措施扫除极左势力，提倡思想和信仰自由；政府对世俗化的理解是：宗教不在政府政治的立法和司法方面起任何作用，政府将会立即恢复宗教课程和重开训练神职人员的学校。这一点上伊诺努的共和人民党和民主党的差别是不大的，但政策的实施方面两党却有重大的差别，该纲领还提出，土耳其的对外政策建立在与英法的贸易联盟和与美国的亲密友谊及合作上。这个纲领的显著特征是从国家主义到经济自由主义，从严格的世俗化到更宽松的世俗化的转变；对外政策上则更倾向西方。曼德列斯一共组织了四届内阁，这四届政府的纲领基本上是相似的。新政府于1950年6月颁布了法律，允许以阿位伯语宣教，民众深感满意。伊斯坦布尔清真寺的伊玛姆说：“其它穆斯林国家都是以阿语宣教……另外，土耳其语的翻译也不是很好。”当时也存在着反对意见。1950年6月4日，曼德列斯就此发表讲话说：“阿塔图尔克以唯物革命反对狂热精神，以土耳其语宣教那时是必须的……今天，采取限制信仰自由的措施已没有必要。我们也将和反动派及狂热分子做斗争。”1950年7月7日是拉马丹月的第一天，安卡拉电台的节目开始有了古兰经的内容。民主党执行后，宗教课程虽然仍是选修课但却成为学校课程的一部分。按照11月4日政府颁布的条例，父母如不愿意自己的孩子接受宗教课程，须向校方提出书面请求。1956年9月政府又规定，宗教课程加入中学一、二年级的教学，1959年6月又规定在伊斯坦布尔重开伊斯兰研究机构。在民主党政策的激励下，宗教复兴的迹象明显增加。宗教出版物的数量和种类、戴面纱的妇女人数、清真寺的数量都在民主党执政时期有了大量的增加。当然，这些迹象在民主党之前就已出现。1948年伊斯坦布尔就有十七种有宗教倾向的报纸和杂志。但民主党时期，戴面纱的妇女和清真寺的数量开始大量地加速增加。民主党的政策和这种传统复兴的发展是一致的，它通过给公民以信仰自由推动了伊斯兰复兴的发展速度，民主党直接或间接地鼓励了私人资助或社会集资的清真寺和宗教教育中心的建设，鼓励了去麦加朝圣的人数和参观圣陵的人数的增加以及拉马丹月斋戒人数的扩大。而且参加清真寺集会的人数增加，对伊玛姆更大的尊敬和民众在公共场所颂读古兰经，商店、私人汽车、出租车等地方的宗教招贴大量出现，神秘教团再次诞生，私人出版的宗教小册子到处流传，神学院的学生人数增加，这都是民主党政策导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