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学艺
实际上到了1978年,安徽、甘肃、贵州等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大潮的推动下,已经搞了不少包产到户的试点。有的是农民和基层干部自发搞的,有些是得到上级领导同志批准的,对此,上上下下,党内党外,争论很大。
1980年4月2日,邓小平找胡耀邦、万里、姚依林、邓力群谈长期规划问题。邓让姚先讲,姚说:工业、农业都要甩掉一些包袱。拿农业来说,甘肃、内蒙、贵州、云南这些省份,中央调给他们很多粮食,这是国家的很大负担。对这些地区可不可以改革,在这些地区政策上搞得宽一些,(不如)索性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让他们多想办法,减轻国家背得很重的包袱。邓小平说:“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贫困的地区,像贵州、云南、西北的甘肃等省份中的这类地区,我赞成(有的文本有:依林的意见)政策要放宽,使他们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发展自己的特点。……政策要放宽,要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包到组,有的可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
1980年是农村改革大争论的一年,也是中国的改革在农村被突破的一年。争论的焦点是包产到户问题。从“文革”结束以后,有些地区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自发搞了包产到户,到1978年10月,安徽省委、万里批准肥西县山南区搞了包产到户试点;从1978年末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草案》提出“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到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决议,改写为“不许分田单干,也不要包产到户”;从1980年4月姚依林、邓小平在长期规划会议期间提出:不如(索性)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到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同志说: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最后在1980年的中央75号文件,明确宣布“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这是农村第一步改革开始的全过程,是农村改革,也可以说中国改革的开场锣鼓,这出开场戏演得好,为后来中国改革开放这场威武雄壮的大戏开了个好头。
1980年8月,我和院《未定稿》编辑部的王小强一起去甘肃农村调查,在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舜瑶、处长李炳文等同志的支持、帮助下,对定西、陇西、渭源等搞了包产到户的县和搞了专业承包的兰州郊区农村作了为期38天的调研,写成了《包产到户的由来和今后的发展》的调查报告。此时,甘肃已有38.7%的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早的已有近两年的实践,兰州市郊已有了第一批专业户。我们就包产到户产生的必然性,包产到户的成就,特别是包产到户以后将怎样发展作了调研,听取了很多干部和农民的意见,得出的结论是,“包产到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不仅是解决农民温饱的临时措施,而且可能成为农业向专业化、社会化发展的桥梁,很可能成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一个起点,从此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的道路来”。而且明确指出:“搞包产到户之后,再要回到原来搞农业的老办法上去是不可能了。”报告还就包产到户以后农村的发展做了预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实行包产到户,每个农户都是以农业为主的小而全的经营单位……解决温饱问题;第二阶段,多种经营蓬勃发展,兼业农户大量出现;第三阶段,是专业户和专业农户。”“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专业户、专业农户大量出现,实现农业专业化。而专业户又必然要求联合、协作,要求社会化。于是建立在农业生产力大大发展,实现了专业化基础上的集体经济企业,就会成为我国农村的主要组织形式。”“所以我们说:包产到户发展前途宽广。”这篇报告写成后,先应甘肃省委宣传部的要求,在省级厅、委、局、办干部大会作了报告,并在省委内刊发表,1980年11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未定稿》上全文发表。
当时,中央1980年75号文件在内部发布不久,全国关于阳光道与独木桥的争论很热,这篇有新意的调查报告公开发表,对于主张包产到户的同志,是一种理论上的支持。1981年的春天,六安地区(肥西县的上级)地委书记派人到北京,送给我两斤六安瓜片(茶叶)。并对我说:我们书记说,你们的文章太好了。原来我们到省里开会,常常坐在后面,虽然我们的贡献很大,包产到户上交的公粮多,表现不错,但我们自感成分不好,因为包产到户是独木桥,理不直,气不壮。
(安徽在万里调京后,包产到户又不让搞了。)看了你们的文章,心里有底了。你们说得对,包产到户发展前途宽广,将来不是我们要再回到老路上去,而是他们也要搞包产到户,包产到户才是阳关大道。
这篇调查报告也受到农委杜润生等同志的重视。1981年,王小强同志,随农村发展研究小组一起到农委调查研究部门帮助工作。此后,我也常被邀参加农委调研部门的会议和调研活动。
1980年75号文件传达之后,明确了在贫穷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这给广大农民群众撑了腰。1981年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很快就突破了原来的范围,贫困地区发展得最快,中间地区、发达地区的农民也动起来了。但是75号文件还讲了“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一些干部据此作为反对推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依据。双方争论和斗争很激烈,形成了“上面放,下面改,中间出了个顶门杠”。有的县委书记、公社书记出去开会一天,农民和基层干部就把地分了,称为“一夜政变”。联产承包责任制正因为是在上和下、干部和群众思想并不统一的状况下迅速推行的,难免出了一些问题,如有的生产队把集体财产也都分了,把拖拉机卖了,或拆解分了。反映到上面,又成了一些领导干部反对包产到户的借口。
——摘自陆学艺《农村第一步改革的回顾与思考(之五)》,题目系编著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