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确立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之后，研究的方法就是达成目标的途径。黑格尔说，“只有与内容相一致的方法才是唯一的和真正的方法”，脱离研究的主题孤立地讨论方法是无益的。从我们已经设定的研究主题来看，它是存在于国际社会中的一个现象，我们的任务是从现实出发深入地认识这一现象，发现这一现象在国际社会中的运动规律，从而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当代国际关系在这一领域的运行提供帮助。因此，就如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阐述的那样，“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我们分析和认识问题的出发点。
社会意识、思想和理论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但是所反映的内容会随着人们阶级地位、社会利益、价值观念的不同而不同。在一定的社会存在基础上所形成的人的思想、意识和理论可能是真理或接近于真理，可能是谬误，也可能是一种偏见，要形成能反映事物本来面目的真知灼见，取决于认识的主体是否能够脱离原有的环境、利益、地位、价值、情感、偏好等因素，而采取客观的认识态度。因此，在研究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客观地对待资料的问题，相关的资料除了需要有较强的可用性之外，还需要具备客观性和真实性，研究的过程和研究结果的形成应该遵循从资料到观点或论点的轨迹，而不是根据观点或论点去选择资料，这是形成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重要区分。其次是如何准确地解读各种资料、文本以及前人的研究成果的问题，这一解读需要分为几个层次，一是原始资料反映的事实是什么，原作者表述的事实是什么；二是这些事实能说明什么问题，原作者真正要表达的是什么；三是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对事实和观点作怎样的理解，以及可以在此基础上提出哪些观点。到目前为止，对国际政治领域问题的许多认识还是具有意识形态和阶级立场的，因此特别是在对待前人已有的成果时，需要我们拨开意识形态的迷雾，去发现思想、理论与客观事实之间的真实联系。
但是仅仅停留在解读材料的层面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在此基础上去进一步挖掘冷战后军事干涉这一现象的成因、性质、特点、它与国际关系领域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它的发展变化过程和规律。从历史和经验来看，在国际关系领域内出现两个完全相同事件的概率是极低的，每一次可以被归结为军事干涉的武装行动都具有个别性的特点。但是，在我们所要研究的军事干涉概念之下所代表的是一类现象，它们可能发生在不同的背景条件之下，每一个具体事件的出现既有共同之处也存在差别，它们既存在与时代特征和历史背景相关的特征，也存在与时代特征无关的本质内涵，也就是说，我们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从具有个别性的事物中分离出一般性来，而搁置某些仅具有个体特征的内容，而且，在同类社会现象（或历史事件）的本质内涵中，必定有一部分属于个别性的内涵，而另一部分属于一般性的内涵，如果我们能从有差异的个体（单个历史事件）中区分出具有现实价值的部分，那么我们的研究就是有意义的。这样，我们就面临着方法论上的选择，即在历史学的个体化方法和社会学的类型化方法之间究竟哪一种更能适用于我们的研究对象和目标。
冷战后的军事干涉并不是一次性发生的事件，但它也不会时时发生，而就每一次事件来看都有其特殊性的表现，因此，一方面，我们所要做的工作借用哲学家李凯尔特的话来说就是“对一次性的个别事物进行普遍有效的表述”，因为对于所有具有个性独特性的历史事件而言，其独特性也意味着不可替代性，而在其具有不可替代意义的背后一定存在某种普遍有效的规律，也就是说，笔者认为在研究军事干涉的过程中，历史学的个体化方法是不可缺少的。另一方面，冷战后的军事干涉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反应行为，它并不是国家或国际组织的一种传统行为或情感行为，而是当行为被赋予意义时或行动的条件出现时才会产生的理性选择，我们除了需要研究促成军事干涉的意义和条件之外，还需要探讨会不会出现“只要行为被赋予意义或行动的条件出现以后就会产生军事干涉”的问题，也即在每一个具有个性独特性的军事干涉事例之上是不是还存在着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军事干涉的问题，因此，要进行这样的研究分析，我们就离不开社会学的类型化的方法。既重视个性又不忽视独特性，我们所得出的研究结论才能更具有代表性、规律性也更具有说服力。
从逻辑学的角度讲，我们更为习惯使用的术语是归纳与演绎，归纳是对事实和经验的概括，是从个别性到一般性的向上推理，演绎是从一般性到个别性的向下推理。研究冷战后的军事干涉，我们既需要做“假如现实如此那么可以得出何种结论或形成何种理论”的工作，也需要做“如果我们的理论假设为真那么现实将会怎样”的工作。当然，在两者比较之下，演绎的工作可能更为重要一些，因为这关系到我们的研究究竟是仅仅停留在对客观现象的观察和思考层面，还是与此同时还进行批判性的理论讨论和合乎逻辑的思维推理。笔者希望在研究军事干涉的过程中既从事实与案例出发，又能立足于前人的研究并评述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继而提出自己的分析框架，最终还能以事实和案例来验证所作的分析。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为了便于分析，笔者在本书中对于冷战后出现的军事干涉事件进行了选择，在案例中主要选用对科索沃、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干涉进行分析，这是因为在笔者看来，这三次军事干涉不仅在时间上都发生在冷战结束以后，在形式上都表现为缺乏合法权威授权的军事行动，而且在内容上都表现为制止冷战以后典型的对国际安全的挑战和威胁，对科索沃的军事干涉是为了制止民族种族冲突和人道主义危机的蔓延，对阿富汗的干涉是为了对付恐怖主义对安全的威胁，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则是针对缺乏民主的独裁统治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而起。
在绪论的基础上，从分析军事干涉的上一级概念干涉入手，本书共包含了六个部分。
【干涉的理论分析。】本章将从概念的辩解入手，先剖析干涉的含义、特点、性质，阐述干涉的主客观原因、表现形式、运行的框架范围；接着讨论代表不同利益的政界和代表各自立场的理论界关于干涉的各种主张，这是干涉从一种思想演变为一种行动或行动方式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最后主要从法律本身所存在缺陷的角度探讨不干涉原则与干涉行动之间的逻辑关系，本章的目的在于分析干涉的性质、特点和产生的根源，所做的主要是概念铺垫的工作，为以后各章的论述奠定基础。
【军事干涉的概念分析。】本章将从干涉是如何升级为军事干涉的问题人手，分析军事干涉的内涵，探讨军事干涉的目的、形式、类型、主体、时机等要素，并希望通过对新干涉主义的分析来初步探索冷战后军事干涉的性质和特点。本章的目的除了解读概念之外还希望把问题引向实践层面，也即探讨在军事干涉的性质可确定的情况之下，在冷战结束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它是怎样走向实践的问题。
【冷战后军事干涉的依据。】本章将主要讨论军事干涉是怎样成为一个国家或国际组织的公共政策和对外行动的问题。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和国际组织都不会无缘无故地实施一项对外政策或采取一项对外行动，尤其是使用武装力量的行动。因此我们的讨论从行为体总是理性地进行决策选择这一假设开始，探讨军事干涉在理论层面和实际操作层面的前提条件，这一讨论主要从决策的角度进行，因此这里所说的依据主要是从主观判断的意义上来讲，而不是客观的实力条件和外部环境。笔者把本章提出的问题作为分析军事干涉的重要工具，目的在于从军事干涉依据的角度对所要论述的主题进行初步定性。
【冷战后军事干涉的运行机制。】本章将主要讨论在可行性依据含糊不清的前提下军事干涉是怎样走向实际运行的问题。主要从两个角度来论述问题，一是从分析现有国际制度的缺陷出发，分析冷战后军事干涉是如何跨越制度以及跨越制度以后带来的影响；二是从跨越制度以后具体的行动方式出发，看军事干涉在运作中的形态。运行机制问题是笔者分析冷战后军事干涉的又一重要工具，本章的目的在于通过分析冷战后军事干涉的运行机制探讨干涉主体的战略目标和意图，从而认识军事干涉在特定时代下的本质表现。
【冷战后军事干涉结果的理论思考。】本章将从分析军事干涉的目标和干涉后出现的客观局面人手，探讨冷战后军事干涉的结果及其影响。除了事实层面的结果之外，本章更注重价值层面的影响，将选取地缘政治、国际制度、国际关系结构三个角度进行分析，目的是想说明冷战后军事干涉所带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涉及到国家政治的各个方面，从而也在另一个层面上验证本文选题的现实意义所在。
最后的结束语部分，笔者希望能在总结全书观点的基础之上提出一些思考并期待今后继续深入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