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期间，为了防止大国之间的正面冲突，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人员和装备基本由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成员之外的中小国家提供，然而面对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关系领域的新局面，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职能有了新的延伸，传统的由中小国家提供的军事力量既没有强大的战斗力又缺乏作战经验，已经难以胜任这样的新任务，新的维和任务需要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指挥得当的武装部队。为了能够更好地制止一国或地区内部民族、种族等的冲突，联合国开始把一些区域的维和职能有针对性地委托给具有强大军事实力的国家和组织，一些大国也由此而开始积极地介入到维和事务中来。拿欧洲大陆来说，美国和北约十分积极地参与西欧的安全问题，介入欧洲国家的内部冲突，以保持其在西欧故有的政治、军事地位；俄罗斯则积极地介入到前苏联势力范围之下国家的内部冲突之中，以保证其传统的领地不至丢失。维和行动似乎成了大国手中谋取自身利益的工具，并导致出现主导性的军事干涉。
如果说国际局势的新发展对联合国的维和行动提出了新要求的话，那么，人们还是有理由去追究现有制度的局限性，并继而提出新的制度设想的。但是在联合国本身并未做好应对这一变化的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军事干涉（这里主要是指主导性的军事干涉）的出现，则更多地表现为对现实制度的无视和跨越，它甚至是以强制性的军事行动把国际领域安全问题的解决由国际法原则主导的方式转变到撇开现有国际制度框架的方式。
军事干涉对于国际制度的跨越在实践中通常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军事力量在制度允许下介入，但在行动过程中却严重地偏离制度；二是武装力量在使用之初就直接地跨越了现有制度。其实，这种跨越在冷战期间早已存在，只是冷战所形成的对抗性体制还能对某一大国或者某一阵营跨越制度的行为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或者说两极体制本身具有较强的内部控制力），在冷战的结束导致世界上仅存一个超级大国之后，不管是联合国还是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已经对大国跨越制度的军事行动无能为力了。
安理会是联合国在安全问题上的决策权威，安理会在使用武力上的权威力量来自于《宪章》第七章的规定，特别是第四十八条第一款：“执行安理会为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决议所必要之行动，应由联合国全体会员国或由若干会员国担任之，一依安理会之决定”，规定了安理会在使用武力上的决定权。安理会是以投票表决的形式进行决策的，《宪章》第二十七条规定安理会对于程序事项之外的其他决议，应以九理事国之表决票包括全体常任理事国之同意票表决之，可见，在投票中各理事国之间的投票效力并不等同，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他们能阻止一些决议的生效，所以在实践中，常常出现投票之前各国间相互协商和谈判的局面，甚至于在许多问题上所形成的决议是经由各国之间的观点和利益妥协而成。显然，各国的协商和谈判是站在自身利益和观念的立场之上，一旦达成共识的可能性极小或不存在时，这一制度本身的有效性就直接受到了威胁，这也恰恰体现了安理会权威力量存在脆弱的一面。
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但它也体现了安理会决策机制的潜在弊端，它通过制度的规定赋予了大国特权，又对大国特权的使用不设监督和制约机制，只是希望大国的特权仅止步于否决权而不扩大到其他权力，可以说，它使大国跨上了能够否定一切的台阶却又理想主义地希望其能够自觉地止步于此。其实，否决权是一种决定权，或者说是决定权中的一部分，它所表达的是一种反向的决定权，而完整的决定权中还包含正向的权力，类似于主张权、倡议权等，从这一意义上而言，在安理会拥有否决权的大国对于国际安全事务的决定权并不完整。现实中否决权制度的特征正如门洪华所言，“就其性质而言，否决权的效力主要表现在消极方面，即常任理事国可以有效地单独阻止大多数理事国的赞成表决，但却无法积极地使自己所主张的某项决议得到通过”。权力作为一种资源和能量，在欲望和需求的作用下，具有不断地自我膨胀的趋势和特征，因此从逻辑上说，当大国在安理会的决策中拥有否决权并由此而超越了其他成员国和理事国的权力之后，这一权力的扩张要求就是大国对决定权中正向权力的寻求，而当原有的制度无法满足其这一追求时，跨越制度就成为实现权力的一种方式。
三、实践和案例分析
冷战后军事干涉的实践就是在国际局势的新发展之下对于国际制度的跨越。在前南斯拉夫的科索沃，大国之间关于如何处理危机的公开而又不相一致的立场在一开始就对联合国的权威发出了挑战，几经协商和妥协，于1998年9月23日形成了联合国安理会第1199号决议（中国弃权），美国和北约认为这一决议就是其军事行动的法律依据。但是，1199号决议的核心内容是：重申科索沃局势的恶化对巴尔干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了威胁，呼吁有关各方停止敌对行动，在科索沃保持停火，撤出南联盟所有的安全部队，并要求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行使其权力。决议并没有授权美国和北约的军队采取武装行动。而人们应该都不会忘记，早在1992年12月，时任美国总统的乔治·布什就已经对上任不久的南斯拉夫领导人米洛舍维奇发出过警告：如果塞族人在科索沃制造暴行，美国将作出反应。就在1199号决议通过的第二天（1998年9月24日），北约国防部长在葡萄牙的比利亚莫拉聚会，批准发出实施两种不同类型的空中作战（即“分阶段空中战役”和“有限空中反应”）的启动通知。10月1日，北大西洋理事会发布实施两种空中作战行动的“启动要求”。10月5日，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发表安理会关于南联盟遵守1199号决议情况的报告，鉴于南联盟安全部队的部署没有重大改变而严厉地批评了南联盟，但并未发出采取强制性行动的号召。而美国却紧接着在此后推动北约发布实施两种空中作战行动的“启动命令”，期间由于米洛舍维奇接受和满足了北约提出的南联盟军事和特种警察部队撤出科索沃的要求，北大西洋理事会决定暂停实施两种空中作战行动，但并未撤消“启动命令”。1999年1月29日，负责前南问题联络小组的部长们在伦敦开会，呼吁双方停止使用暴力，为达成政治解决走到谈判桌上来。第二天，北约除了以北大西洋理事会的名义发表声明全力支持联络小组的解决方案之外，北大西洋理事会还进一步同意授权北约秘书长索拉纳有权决定对南联盟领土上的目标实施空中打击。由于从2月初到3月中旬为期一个多月的谈判均未能使米洛舍维奇领导的南联盟妥协，再加上塞族部队对阿族人的驱逐，1999年3月21日，美国大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向米洛舍维奇发出了最后通牒，22日，北大西洋理事会授权北约秘书长索拉纳在进一步协商的基础上决定必要时可实施广泛的空袭行动，23日，索拉纳秘书长命令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韦斯利·克拉克将军对南联盟实施空袭，24日，“联盟力量”行动开始实施。
美国和北约认为，这是它们代表联合国所实施的维和行动。如果情况真是美国和北约所说的这样，那么在使用武力之前对南斯拉夫的最后通牒起码应该由联合国秘书长或者其所委托的代表发出，而上述事实除了使我们了解空袭命令启动的来龙去脉之外，至少还告诉我们，发出这一最后通牒的不是联合国秘书长而是美国大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也就是说，联合国及其相关的权力机构并未对使用武力的干涉行动作出过任何授权和表态。更为实质的问题还在于：美国和北约对塞族人实施空中打击后，塞族军队在几乎没有任何招架之术的情况下，绑架了联合国派往当地的维和人员作为人质，为了解救维和的人质，联合国只能把维护和平的任务交给了实力强大的美国和北约军队。可以说，从事件一开始，美国和北约就主动地走在了联合国之前，在强制性行动实施前也没有给予联合国对这一发生在前南地区的种族冲突进行深度调解的足够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