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9节京客来也
以上既是我的一小段情感新事，也是我——这个三年前一文不名的穷光蛋发小财的秘密。
我的发小财事实好像证明，机会时刻都有，就看你是否用心，是否留意；而且，选择永远大于努力。事实还证明，跟着国家的政策走，绝对不会跑偏，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国家果断出手，推出了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作为此项计划的一部分，一系列刺激楼市、鼓励买房的政策，如七折利率、二套房松绑等，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财富倍增机会。但好多人居然看不懂，抓不住，直到事后才望楼兴叹，后悔不迭，尤其是那些亲眼目睹楼市从冷变热，由萧条走向火爆，楼价翻着跟头上涨而最终都没有出手的人们，更是后悔得要命。
而我这个对经济领域不敏感，缺乏经济头脑，且手头并不宽裕的与世隔绝的书呆子，居然一不留神成了国家政策的直接受益者。更受益的还在后面，八月初，在楼价继续向上的时候，我卖掉了那套房，获利将近87万。这87万让我感慨，让我激动，让我觉得到底还是北京的机会多，挣钱的门道多。
这87万，加上原有的本金14万，使我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百万富翁。钱到手的时候，我心里的一切惆怅一下子好像全没了。
100万，这个对我而言，需一生一世仰视的数字，很快让我的思想再度变色龙似的发生了更新的变化。我好像再次爱上了北京——是爱，而不是喜欢，爱上了那片神奇而机会遍布的地方。细细想来，自我觉得，这两三年，人虽回了楼台市，心似乎无时无刻不神往着北京的都市生活，神往着那里藏龙卧虎的林立高楼，神往着那里历史悠久的名胜古迹，神往着那里行色匆匆而充满激情的人流。不久前买房时，置身于这片自己无比熟悉的繁街闹市，一种宾至如归的归属感也随之升起于心。我依稀觉得，自己的思想、观念以及状态已融入京城，成为了与其水RU交融的一部分。
还是来北京发展吧，能在老家教书，为什么不能在京教？与几年前相比，我已是经验丰富的名师啊。虽说，想“妻”念“妻”却见不着，会难受，但或许难受上一阵子就好了。这样一想，我就后悔起来，卖房子干什么呀？若真的与“妻”无缘，可以留给宝贝女儿呀。“妻”虽不妻，但女儿永远是女儿呀。唉，我这个做父亲的，太不称职了……
唉，赶快再买吧，就当为女儿。
不久之后，我再次伸出了买房的手。
再买却不容易了，房子一日贵似一日，关键是五环内已没有多少现房，仅有的房子也价格贵得惊人，五环外倒是有些新盘，但位置不好，交通不便，根本就看不上眼。交通方便的，尤其是紧临地铁的新盘，都很贵，且都是大户型，大户型意味着大价钱。这些房子全是几年前房价便宜时开发的，现在刚上市，正好赶上了贵价钱。经过一番比较，我看上了位于朝阳区与通州区交界处的一个紧临地铁的新盘，买了一套80平米的房子。
虽说离市区远了一些，但乘坐地铁只需半小时就能到达天安门，还算可以接受，至少比燕郊的楼盘要强许多。难得的是，楼盘所在的小区配套特好，绿化得也不错，绿树成荫，芳草茵茵，又静谧，又安宁，既是一个天然氧吧，又是一个难得的养心之地，是闹市中的一处异常宝贵的静地。
楼盘一平米11000元，我无需负债就轻松地买了下来，且连装修钱都够。这年冬天，弟弟闲暇之时，专程赶来给我铺了地，贴了墙砖。弟弟是个泥瓦匠，这个职业是他自选的。当年不念书，父亲让他在木匠和泥匠之间两选一时，他不知为什么就选了泥瓦匠这行，但那时的木匠倒是更吃香。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看来，弟弟这行算是选对了，因为这些年来，人们已很少请木匠打制家具了，像衣柜、厨柜、书柜、床，等等，大多直接到商店买现成的，就连以前盖房子所安的木门窗都换成了铝合金或塑钢的，这使得村里好多手艺不错的木匠师傅都失了业。与之相比，人们因大肆买房子、装房子，对铺地、贴瓷砖的泥瓦匠却越来越需要。这样，弟弟的手艺就有了大用场。
职业吃香，再加上弟弟手艺精湛，人又老实，做事不偷懒，因而找他的客户始终很多，一年到头，都排得满满的。凭这项具有先见之明选择的手艺，弟弟虽说辛苦了点，倒也衣食无忧。在兄妹三人中，他占得最全，要房有房，要地有地，要儿有儿，要女有女。弟弟的活干完之后，我又耗时一个月，完成了其余方面的装修。到过年的时候，连家电、家具也配置完毕。至此，我的北京新家终于焕然一新、有模有样了。看着这满壁生辉的居所，我再次感慨，年初才仅有区区十来万，而年底竟坐拥百万资产。确切地说，比百万还多，因为此时我的房子已从每平米11000元涨到了15000元。这一切来得太快，快得让我不敢相信，好长时间都有一种恍然如梦的感觉。
第二年春暖花开之时，另一个怀揣多年的梦想也圆满实现，即领着父母在北京痛痛快快地逛了一圈，故宫、天安门、北海、景山、颐和园、长城、天坛、世界公园、鸟巢等这些他们有生以来无限向往但只在电视中才得一见的标志性景观，都变得触手可及，成为了他们生活中活生生的一部分。父母逛京之事在村里传开之后，他们一下子成为全村最令人羡慕的老人，我也因此成了最受人称赞的孝子。遗憾的是，奶奶年纪太大，走不动了，要不是的话，一定让她老人家也来一趟，好好转转，好好看看那些惦记了一辈子都没能亲眼一见的好东西。
还是在此年，我开始着手将自己这个来京的新愿望付诸于行动。既然在北京拥有了一套住房，也就拥有了一个赖以立足的资本。对一个城市，尤其是对像京沪这样特大城市的归属，主要取决于能否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当然，拥有一份职业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拥有一份职业比拥有一套住房要容易的多，职业不管好坏只要自己眼低手勤，就不愁找不到，但拥有一套无论好坏的房子，则绝非易事。我的许多几年前选择留京发展的经贸大学同学，直到现在买房子的都微乎其微，不少人在房价一路飞涨的压力下甚至选择了离开，房子这一基本的生存资源已成为限制他们留京发展的一道高不可攀的门坎。
既然要去北京了，就应该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学历、知识和能力，以适应首都对人才的需求，所以，在打算进京的同时，我又制定了考取研究生的目标，并马上开始了学习上的准备。我觉得，对我来说，学习不光是一种谋生手段，提升素质的手段，实现理想的手段，更是一种信仰。我这个人不曾信仰过什么，除曾坚定地信仰过共产主义之外。信仰共产主义时，曾不止一次地想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但却一直轮不上。轮不上是因为一直穷得一无所有，当年在面粉厂上班时，曾托“关系”架过单位从楼城区委组织部搞到一张宝贵的入党申请书，填好上交后，就再无音讯。“关系”告诉我，得三条红塔山，于是，我的共产主义信仰就成了空中楼阁。到了SW局，就更不用说了，一无编制，二无关系，三无钱财，更是可望而不可及。实践证明，入党，信仰共产主义，是一种待遇，得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才可以够得着这个上层建筑。
读书时，看到这样一个观点，说学习是一种信仰。看来，我只有把学习作为唯一的信仰了。这个信仰，门坎低，既不需要文凭，又不需要政审，更不需要关系和钱财作后盾，只要自己愿意，随时随地都能成为其忠实信徒。此时的我，已站在了四十岁的基点上。四十不惑，许多人早已事业有成、功成名就，但我依然是一介书生，不过是一名以教书为业的书生，估计这辈子永远都脱离不了这个身份了。因为，至少在现在觉得，在所从事过的几份职业中，没有一份比教书更好、更合适，既然如此，有什么理由不将职业目标终生定位在教书育人上呢？
目标在此，那么，我的考研目标，就很自然地落到了以培养教书育人师资为业的最高学府——北京师范大学。全日制的研究生不好考，且对我来说也不太现实，四十岁的人怎好意思跟二十来岁的小年轻同室“操戈”，他们是叫我师哥，还是叫我师叔呢？最好还是选择北师大的在职教育硕士吧。
从三月份开始准备，足足花了半年多时间，才算比较系统地自学了教育学、心理学和相关专业课。英语算是复习，因为好歹我也是一个英语专业的本科生，应对公共英语考试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
十月底，全国联考如期举行，我很自信地步入考场。一个月后，成绩揭晓，我如愿以偿地入围北师大在职教育硕士哲社院的复试，并得以顺利通过。北师大的教育硕士在每年暑假上课，用连续两个暑假集中授课，之后进入论文撰写阶段。
第二年夏天，我的师大研究生之路就算如期开启了，梦寐以求的北京生活也随之正式开始。在久负盛名的北师大，我再次遇到了一位位德高望重、博学多才的老师，再次聆听到了一节节精彩纷呈的课程，真实地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知识与文化的熏陶，使自己的水平与能力在不知不觉中又有了新的提高。
来北京之后，也并未完全切断与老家的联系，那个自己费尽心血一手办起的培训机构继续办着。只是不得不在周末千里迢迢回去上课。我的想法是，如果能在北京找到一份合适、满意的工作，那个办学点就逐步取消。所谓逐步取消，就是在不招收新生的情况下将已有学生教好，让他们在圆满完成学业后离开，这既是对学生的负责，也是对自己这份来之不易的事业的负责。这样的奔波非常辛苦，因为在周末两日内，要连续奔波两千里，一个月就是八千里，一年就是八九万里。
我所说的寻找一份合适的工作，并不是要挣多少钱，更不是要干出多么轰轰烈烈的大事。我最理想的工作是，在大学校园找到一个平凡而普通的岗位，待遇虽不高，但足可养活自己；贡献虽不大，但能为社会做一点有益的事情。工作中，与一群学识渊博、思想高深的专家、教授为伍，时时能从他们身上学到自己喜欢和需要的东西，以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与修养。但这样的工作实在难找，与几年前经贸大学毕业找工作时所遇到的困难相比，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京城的人才实在太多，竞争实在太激烈，任何一个岗位，无论是热门的，还是并不起眼的，都能吸引来一大堆人为之角逐。
与之相比，我的学历与学识太低太浅，年龄又偏大，所以整整找了一年也未能如愿。在找工作找得烦躁不堪的时候，我甚至对自己的能力与素质产生了怀疑，怀疑自己是否适合首都对人才的需求。于是，试着换了一下求职方向，改用自己的老本行写材料去求职，没想到很快就接到了十几家单位的面试通知。这些单位都很看重我的文字工作经验和曾在报刊上所发作品的质量，有的向我提供了编辑或记者岗位，有的向我提供了文秘岗位。
经过一番比较、权衡，我接受了一家国企的秘书兼内刊编辑之职。之所以选择这家企业，主要基于这样一个判断，即认为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实体，应该不太注重文字工作。既然不太注重，需要写的东西就一定不会太多，且这家企业给的待遇不高，按照收入与付出匹配的原则，相应地也不可能有太多需写的东西。这样，我可以在工作日、工作时间为企业工作，周末继续回老家，教孩子们英语。但想不到的是，这家国企的文字材料多得实在不得了，一点也不比党政机关的少，繁文缛节，文山会海，务虚工作比务实的还要多，什么廉政建设汇报啦，民主生活会述职啦，两会安全保卫啦，等等。更出乎意料的是，连开会时主持会议领导所说的话，都得写成主持词，离开了文字材料，领导似乎一句话都不会说。务实也好，务虚也罢，所有的工作都要用文字材料对付。
如此一来，我成天不停地写啊写啊，也写之不完，与当年在SW局所遇的情形无异。更要命的是，这家企业对员工实行军事化管理，上下班紧张且不说，关键是周末也不能离开北京。若要离开，就得提前请假，否则就会受到处分。这种紧张情况，使我苦不堪言，受累不说，还影响了我在老家办学那摊子事情。
干了一个礼拜后，我就想走了，因为这绝非我的长久立足之地，与其迟早都要走，还不如早点离开，另寻它处，但心里酝酿了好几次，都不好意思向办公室杨主任开口。原因是，此时正值第四季度，是这家类行政化企业最忙的时候，我这一走，势必把面试时力荐我的杨主任的台给拆了，也让他在领导面前无法交待。为了杨主任，我只好咬着牙又坚持了三个月，等到办公室最忙的时刻一过，就向他道出了要走的想法。确切地说，是他逼我把这个想法说出来的。快到三个月的时候，按照入职时签定的协议，要进行象征性的考核，以结束试用身份，实现转正。
在距三个月差十天的时候，一天上午，杨主任郑重地跟我提到了转正的事情，说我干得很好，可以留下来。我只好如实地向他说了自己的打算。正如我预料的那样，杨主任先是吃惊，后是不悦，接着是难过，最后是苦口婆心的挽留。一连几天，我一来上班，他就劝我。在无法说服我的情况下，又动员办公室的所有同事，借助众人的合力来留我。依然无效后，他甚至请求公司老总出面，劝我留下。对此，我哭笑不得，也实在不好意思，但我实在无心留任。最后，终于在他们情真意切的挽留声中离开了。
这一经历证明，在北京，我不是找不到工作，更不是胜任不了首都对人才的需求，在文字工作方面，我是绰绰有余的，放在绝大多数单位都没问题。在这家国企，仅仅一周，就基本上熟悉了单位的业务，第二周就能够很在行地写东西。正因为这样，杨主任才喜欢我，挽留我，他直言不讳地对我说，之前曾聘了一个研究生，整整干了三个月，都不了解单位情况，写出的东西没法用，且出手太慢，越是急用的材料越是出不来，能把人急死，实在没办法，试用期一结束，就只好让他走了，想不到我来了就能用，且写东西又快又好，真难得。
值得一说的是，我离开之后，杨主任不得不再次招兵买马，但无论招谁都不合适，一年之内，先后聘了三个高才生，但每个都无一例外地在试用期一结束就被他请了出去。二年之内，他仍然在招啊招啊地招。看来，我在文秘岗位上的不可替代性再次显现出来。
离开这家企业，我又********地教英语了，心想若实在找不到进大学的机会，老家那个教学点不妨就一直留着吧。路途虽远，往返频繁，但来回双卧，身体也吃得消，只是车票钱花得多了些，来回一趟260元，一个月一千来块，一年就是一万多。这钱听起来数目不小，好像花得有点冤，但想想朋友中那些买车的，一年的连燃油带保险不也得花一万多？自己权当也养了个车，只不过不是私车，而是铁道部的专列，权当为祖国的铁路事业做了贡献。
令人兴奋且难得的是，往返家乡与北京的列车在时间的设置上非常精妙，精妙得好像是专门为我而设。周六晚上十一点，从北京站坐车，睡上一个晚上，周日早上八点就能正好到达老家，完全不影响我上课；下午六点半上完课，再坐上晚八点半的火车，第二天早上六点半即可返回北京。另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也值得一提，就是随着实名制车票的推行，以前相当难买的卧铺票一下子变得异常好买，一个电话就可搞定。一周之中，火车上呆两晚，老家呆一个白天，在北京的时间达到了六天，再加上两个假期，与长年生活在北京无异。
不仅生活在北京，且是非常悠闲地生活着，只要我愿意，早晨可以从容地看太阳升起，晚上可以泰然地观太阳落下。一整天，想上街就上街，想逛公园就逛公园，用浑身上下无处不在的自由，全心全意地体会和享受着生活中点点滴滴的美处与妙处。在这样的日子中，都市北京的亮丽、新奇与浓浓古韵，无不尽收眼底，常驻心田，全不像那些忙忙碌碌的男女，常年披星戴月，疲于奔命，早晚不见太阳，连路边的花开草长都无暇瞥上一眼，一心只想着上班挣钱，沦为纯粹的工作机器、挣钱机器。
跑家上课期间，还能随时随地回趟农村，看望一下父母和奶奶，他们都已年迈，正是需要我的时候。渐渐地，我打定主意，若找不到理想工作，就这样一直跑下去，直至退休。因为，对这种生活和日子，我不仅没有丝毫厌烦，反而越来越觉得饶有兴味和眷恋，只是一想到与近在咫尺的“妻”和女儿始终无缘一见，心里就会涌来浓浓的苦涩与惆怅。唉，“日日思君不见君”啊。但又实在无可奈何，我无法得到她们的任何消息，连梦中一见都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奢望。
时间很快到了二0一二年的秋季。然而，在这个北京最美的季节里，我却收获到了一种痛彻心肺的悲伤。不是伤于爱情，而是悲于亲情。
